耶酥会传教士对儒家思想的主流态度是赞赏和肯定

众所周知，近代西方最早对中国儒家思想予以认真对待并将其传播到西方的是天主教耶酥会传教士。耶酥会传教士对儒家思想的主流态度是赞赏和肯定。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限制及出于种种功利性策略性的考虑，在其于同一时期在欧洲公开出版的文稿中，耶酥会传教士向西方公众传达了关于为儒家思想所统治的中国和中国文化的这样一种信息：中国是一个由作为哲学家的文人阶层治理的国家，这些文人由一位专制君主任命，这个君主拥有最高的治国之道，他本人拥有构成一位正人君子和君主的一切品德；无论是君主还是文官，都以儒家学说为理论指导；儒家学说的创立者孔子是人不是神，是卓越的哲学家教育家，一生执着追求并宣讲道德修养且身体力行，故在华享有盛誉；孔子倡导恢复了中国初民的尊崇一个至高无上的天的宗教，儒家礼仪俭朴崇高，要旨在于道德修养；中国人从远古起就尊崇上帝，中国人的道德如宗教般纯洁[1]；中国没有对鬼神、自然力量和荒诞魔怪的迷信，是一个没有战争、瘟疫和饥荒的最幸福的国家[2]。显然，如此理想化的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形象，在18纪中叶前，对于已有了充分的理性觉醒、憎恶天主教会的宗教蒙昧和思想专制，并痛切感受到宗教分裂和宗教战争所带来的苦难和罪恶的西方思想家们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这些思想家从完全不同于天主教的立场、动机出发，接受了这个理想化的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形象，对统治中国的儒家思想大肆褒扬，这种褒扬就构成了18世纪中叶前西方启蒙思想家对儒家思想的认识的主流。该如何看待18世纪中叶前的西方启蒙思想家对儒家的这种赞赏、肯定，国内学者对此已有不少研究、认识。我们认为，迄今为止国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管是对这些西方思想家关于儒家思想的肯定认识持赞赏态度，还是在一分为二的旗号下对之亦加以某种批评，大都缺乏必要的学理性和思想深度。我们须注意到，18世纪中叶前的这些对儒家持赞赏态度的启蒙思想家都是那个时代风行的自然理性、自然神论或自然宗教思想的信奉者，这是否意味着，这些思想家对儒家的赞赏、肯定与他们所信奉的自然理性、自然神论或自然宗教概念有某种内在联系呢？我们下面就来考察这一点。对理想国的赞颂和对自然理性的迷信莱布尼茨、培尔（P.Bayle,1647~1706，法国早期启蒙思想家）、沃尔夫、伏尔泰是17、18世纪西方称赞儒家思想的人中最著名的几个，他们关于儒家思想的言论也最有影响。莱布尼茨、培尔、伏尔泰这些人真诚地相信耶酥会士对中国社会中国政治的美好描述，一致认为这是由于儒家的道德教化的结果，而儒家是一种自然宗教或自然理性，中国是一个自然理性或自然宗教教化的理想国。

莱布尼茨有言，“在中国有一个自然神论，因其古老而受到尊敬，它是从三千年前建立的，我们这些后来者，刚刚脱离野蛮状态就想谴责它，是狂妄之极”[3]。由于这种自然神论的教导，中国人“有一个极其令人赞佩的道德”，中国人“在国家的治理上远胜于文明的欧洲”[4]，莱布尼茨因此希望能有中国传教士到西方来传授中国的自然宗教和道德哲学[5]。培尔不相信有什么自然宗教，也不相信人的理性能够认识自然的本质，但他认为人性中有普遍的道德理性，它与任何的启示、教义不相干，它对所有时代所有民族的人都是一样的，凭借它，人完全能够成为控制自己的主人。因此培尔认为无神论者能够有道德，一个由无神论者组成的理想的道德社会是完全可能的[6]，他把中国当作这种社会的典范[7]。培尔进而认为，这一道德理性是裁判《圣经》、裁判一切宗教启示和教义的准绳[8]。显然，培尔的这个要取代《圣经》、取代一切启示的道德理性不是别的，就是在那一时代为极多的人所信奉的，认其为内在于人性中的永恒不变的自然理性。沃尔夫不认为中国人的道德是以自然宗教为基础的，但认为它是以自然理性为基础的，他认为，“哲学的真正基础就是与人类理性的自然性相一致的东西”[9]，而中国人认识到了这一点：“中国人认为，对于培养道德风尚，至关重要的是与人的理性相吻合，而其根据在人的自然性中”，“古代中国人在促进培养道德风尚的时候仅仅只运用自然性力量”，因此在对道德律的认识和道德的实践上，“没有哪国人民比古代中国人在这方面作过更好的尝试，……中国人所有的行为都以自身的和他人的最高的完善为最终目的”[10]。

伏尔泰热情讴歌自然宗教，歌颂在儒家这一自然宗教教化下中国人的道德和中国社会。他认为，“自然宗教是散布在一切宗教中的一种宗教，……是中国盛行的宗教”[11]，中国文人的宗教“是令人钦佩的，他们没有任何迷信和荒谬的传说，没有侮辱理性和曲解自然”，因此，信奉自然宗教的中国人“使道德至善至美”，中华帝国的“政体实际上是最好的”[12]。由于中国人信奉自然宗教，中国人“在道德和政治经济学、农业、生活必需的技艺等等方面已臻完美境地”，在这些方面，“我们应该做他们的学生”[13]。鉴于莱布尼茨、培尔、沃尔夫、伏尔泰等人对儒家思想的巨大热情，有人就认为儒家思想对17、18世纪的西方哲学有影响，比如张国刚等人认为莱布尼茨的理性神论、道德观受到中国的影响[14]，朱谦之竟认为儒家思想是18世纪欧洲理性主义的一个来源[15]。但这种看法是不能成立的。莱布尼茨、培尔、沃尔夫、伏尔泰这些人称赞儒家的道德学说和中国社会，是因为他们认为儒家思想和中国社会证实了他们基于自然理性和自然宗教概念而来的对理性、道德、宗教、理想社会等概念或问题的认识，只是由于自然理性和自然宗教概念对他们思想的支配欧洲启蒙思想家对儒学的态度，他们才对儒家思想大唱赞歌。

那么，自然理性和自然宗教概念的具体涵义是什么呢？它为何会使它的信奉者们把为儒家思想所统治的中国看作是理想国呢？自然理性概念的内涵与缺陷莱布尼茨、培尔、沃尔夫、伏尔泰这些赞赏儒家思想的人据以理解儒家思想的主要依据是自然理性、自然神论或自然宗教这些概念，这也是他们用以批判天主教会的蒙昧、专制和思考理性、人性、道德、宗教等概念和问题的一个主要武器。自然理性概念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最早可追溯到斯多葛哲学那里。尽管斯多葛派没有“自然理性”的提法欧洲启蒙思想家对儒学的态度，但斯多葛哲学明显蕴涵着这一概念。斯多葛哲学是一种普遍自我意识的哲学。所谓普遍自我意识，简单说来是一种对普遍人性的意识。斯多葛派认为人性具有普遍性，所有人的人性根本上说来都是一样的，他们把这一普遍人性的最高根据和本质称为“普纽玛”（pnuma），并称之为自然，它既是自然律的根据又是道德律的根据，而这正是西方后来的自然理性概念的基本意义。以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中世纪后期的某些经院哲学家为了调和以亚里士多德哲学为代表的理性主义与天启的对立，把前者称之为“自然理性”，认为在启示之外，人也可以通过理性这种“自然之光”达到对道德律和自然的认识。启示超越理性，但不违反理性，在理性不能达到最终结论或陷入矛盾的地方，应当信奉启示。

自然理性只能满足人的尘世生活的要求，而人生中更重要的东西：追求灵魂的拯救、不朽，只能依靠对天启的信仰。从中世纪末开始，由于西方社会日渐世俗化，自然理性学说在西方风靡一时。在莱布尼茨、伏尔泰这些理性主义思想家之前，某些赞赏中国文化的耶酥会传教士（如利玛窦）由于注意到了儒家学说的崇高的道德性和纯粹的现世性，就已经选择了自然理性概念来理解它[16]。同利玛窦一样，17、 18 世纪的西方思想家都发现儒学这种纯粹现世的理性东西正是一种自然理性。 自然宗教和自然神论概念的起源、发展同自然理性概念一样。斯多葛派把既统治自然又统治 精神的那存在于自然中的普遍理性视为神，这一自然理性显然就是17、18 世纪的自然神论 或自然宗教思想的依据，不管斯多葛派是否提出了自然神或自然宗教这种词。中世纪后期西 方人产生了明确的自然宗教概念，文德尔班认为这与十字军东征有直接关系。他认为，十字 军东征导致了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频繁接触，这些宗教的斗争导致了一个理论后果， 即有思想的观察者发现了这三大一神教的分歧后面的共同因素，普遍的世界宗教观念由此萌 发。显然这个世界宗教必须抛弃所有特殊的启示形式，只能走通过理性来把握的道路，因而 道德律就构成了这个宗教的基本内容[17]。

文德尔班的这个说法比较合理，这一说法既澄清 了自然宗教这一概念在中世纪得以产生的外部条件，又言及了这一概念得以产生的内在根据， 这个内在根据就是这三个宗教所包含的理性因素。道德律乃是为人所意识到的意识中的普遍 物对个体意志的规定，它必然是蕴涵在这三个精神一神教中的，因此只要人的理智思维达到 一定水平，人们必然能够从这三个宗教中抽象出其所蕴涵的道德律来。中世纪后期西方人对 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学习、这三个宗教的频繁接触，都使人的理智思维得到很大提高，因此认 识到这些精神一神教都蕴涵着普遍的道德律，这对那个时代的学者来说是不难的。 从16 世纪末17 世纪初开始，近代理性主义哲学诞生。近代哲学家们高举理性旗帜，以理性 为真理、原则和方法来考察、批判和重建一切。但理性彻底摆脱宗教的束缚，真正自觉到自 己的独立、自由和绝对性，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在18 世纪中叶前，除少数人（如培尔） 外，人们还不能彻底摆脱宗教的束缚，理性在许多时候还不得不用宗教的形式来表达自己， 自然神论和自然宗教的概念因此就被人们抓住了。自然神论自然宗教中的“自然”就其与启示 宗教的天启、奇迹对立而言，其内涵就是理性本身，神在它那里只是徒具形式，尽管这个形 式在这里还抛弃不了。

但由于在这里理性还摆脱不了宗教神学的形式，应当说自然神论者对 理性的认识水平是低于那些自觉否弃自然神论的自然理性论者的。但就实质内容来讲，自然 神论自然宗教的内容就是自然理性，在精神领域，它就是抽象的道德律。 自然理性、自然宗教这些概念中的“自然”，其意义就是直接的存在，就是说，理性在这里只 被看作是直接的，理性还不知道去追问它自己，还不知道像后来的康德、黑格尔那样到自我 意识中去考察理性的来历，理性还不是自我意识。我们应当注意一个事实，就是从18 世纪 末开始，自然理性、自然神论和自然宗教这些概念逐渐从西方哲学界的主流话语圈中消失了，这是因为从康德哲学开始耶酥会传教士对儒家思想的主流态度是赞赏和肯定，理性认识到自己是自我意识，知道自己来自自我意识。由于自然 理性、自然神论和自然宗教这些概念把理性看作是直接的东西，这些概念在对理性的这一新 的更高的认识面前当然就站不住脚了。因此，用自然理性自然宗教这种概念来理解儒家思想 的作法，只能存在于某一特定的历史阶段。由于自然理性自然宗教概念的这一缺点：仅把理 性看作是直接的东西，用它（们）来理解儒家思想，就不知道去问一下，儒家思想是否在时 间或外在历史之上和之外的某个意义更深刻的领域中有其来历。

自然理性自然宗教这种概念的另一缺点乃是，在以这种概念来考察社会和人的精神时，这种 考察事实上只知道道德，仅把人性、人的精神理解为道德。道德在人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 中当然占据重要地位，但它只是社会和精神领域中的一个环节，并且是被支配被规定的环节。 道德固然是崇高的东西，道德意识的对象固然是普遍物欧洲启蒙思想家对儒学的态度，但道德本身仍是一种主观意识，如 果仅只知道道德本身，亦即如果对道德的认识仅只停留在道德的主观形式上，那么作为道德 意识的对象的那一普遍物就只是形式的主观的，没有客观性。以道德反思的立场去理解一个 民族的文化和历史，就不知道，那统治、支配一个民族的文化、历史和社会生活的力量在只 具有主观性和抽象的普遍性的道德意识之外。我们知道，无论是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还是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二者的一个共同之处是，它们都认识到，那统治、支配一个民族的 社会生活、精神生活和历史的具有普遍性和实体性的现实力量是在崇高而抽象的道德意识之 外的。故可知，对社会和对精神领域东西的认识水平如果仅仅停留在道德上耶酥会传教士对儒家思想的主流态度是赞赏和肯定，这种认识是没 有能力理解一个民族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没有能力理解它的历史的。 上述讨论表明，自然理性自然宗教概念所以具有这一缺点：在考察的社会和人的精神时只知 道道德，是因为它仅是形式的抽象的理性，或者说它对理性的普遍性的理解只是形式的抽象 的，而在精神领域中，具有抽象普遍性的精神东西就是道德。近代哲学的原则是主体性，亦 即自我意识，这表现在对精神领域实践领域中的东西的认识上，17、18 世纪的自然理性论 者和自然神论者事实上都知道支配人的行为的普遍理性是内在于人性中的，而事实上可看作 是最早的自然理性论者和自然神论者的斯多葛派还不知道这一点，斯多葛派把规定人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