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与天地不息，走遍中原还——黄河万古无停刻

黄河与天地不息，

走遍中原还气力。

日月东西有落时，

黄河万古无停刻。

黄河是中国人的伟大图腾，古老的黄土地是华夏文明的太阳，是中国文化的圣地。

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自成体系，有源有流，仪态万千。它有着硕大的包容性和极强的生命力，尤如黄河一样，生生不息，与日月同辉。然而，地域性文化的特征也是很明显的。我们透过历史的望远镜可以看到，东西南北地理环境的巨大差异，从密到疏那极不均匀的人口分布，受异国情调和不同民族的影响不同，由此而形成的经济优势和自然优势的巨大差异，直接造成了不同区域间人们那各有千秋的传统习惯，民情风俗和性格心理，“百里异习，千里殊俗”。

从茫茫的内蒙古草原到山青水秀的江南水乡，不同的自然条件使两地人在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上呈现出通然不同的风格，一个犹如游牧文明中保悍的小伙子，另一个则是农耕条件下温柔的姑娘。

的确，以食肉为主的北方民族同食粮食为主的农耕民族在民情风俗上分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靠近赤道的地区，在炎热的气候下，人体发育成熟较早，妇女早婚便成为一个突出的特点，俄罗斯人喜欢喝酒，可以从寒冷的气候中寻找一些原因。

小脚女人，中国妇女之缠足，这曾是许多人对传统中国妇女的关注焦点，但是生活在南方水田里的劳动妇女并不缠足，原因很简单，因为在南方的许多地区，妇女是田里的主要耕作者。

居住在白云下深山中的山民也许比交通较发达的平原地区的人更多一些忠厚与朴实。

古人云：“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水势使人合，山势使人离，”这就形象地说明了环境不同民俗也不同。梁启超把我国不同地理环境中的不同习俗特点归结为：“北俊南靡，北肃南舒，北强南秀，北塞南华。”（《中国地理大势论》）中国南北方的差异，不仅表现在人的身高体重及外貌特征上，在语言、性格、饮食习惯、服饰、建筑风格等方面也有很大的不同。

林语堂把中国分为“粗犷豪放的北方”和“温柔和婉的南方”。他以为：尽管中国的南方与北方被共同的主干文化纽带连在一起，成为一个民族，但实际上，他们在性格、体魄、习俗上的区别之大，并不亚于南欧地中海人和北欧日尔曼人的差别。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北方的中国人，习惯于简单质朴的思维和艰苦的生活，身体高大健壮、性格热情幽默。另一方面，在长江以南，人们会看到另一种人，他们喜爱文学，勤于修养，老于世故，头脑发达，身体退化。（《中国人》）显然这是很有见地的概括。

黄河流域，是一部硕大的史书，它记载了一部远古人类活动的历史，那一处处遗址，就是文明发展的丰碑。山西，地处黄河流域与黄土高原地带，南部沿黄河一线和汾河谷地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发祥之地，这里有长达几千年之久的文化积累，古迹遍地，每处古迹似乎都在向世人诉说一个古老民族灿烂的文明和悲壮的命运。

大河往往是文明的摇篮。黄河流域早在太荒时代，就响起了人类远祖蹒跚学步的足音，在山西最南端“大禹治水”的遗迹表明，早在六千年前黄河流域就进入了农业社会，史籍所载的有关“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以及“后稷教民稼穑，树艺百谷，五谷熟而民人育”的传说便发生在山西南部。在晋南的农村山西民风民俗图片，昔日的河东大地至今还有不少关于大禹治水、尧和后稷的民俗。无疑，这是一笔巨大的人文资源。

山西，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在很多时候，他曾经是中国经济与文化的中心，从唐太宗到司马光，从威武雄壮的关云长到哀婉动人的西厢记故里，这片黄土地上人杰辈出。然而，伟大的汉唐之后，随着中国经济与文化中心移向东南山西民风民俗图片，山西便开始落伍了。由于地处内陆，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社区封闭，各种现代化的信息传播受到时空的限制，风俗与价值倾向呈现出一种严重的沉淀与凝固性山西民风民俗图片，人们的心理、精神与行为被牢牢地锁在历史的山谷之中。

如同今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近临东南亚，面向海洋文明一样，丝绸之路也曾是古代中国面向世界进行沟通、交往与接触的欧亚大通道。大西北也曾通过与西域与地中海的交往而丰富了自己的文明。但是，山西自丝绸之路中断以后，长期远离国际交往的中心，孤宿一隅，无法直接与异质文化相接触，这样，民俗文化的变化与更新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使他的民俗风情更具传统意蕴。

“大河不废梦廖廓。”黄土地上的民俗有着属于自己的神韵，自己的特色。

与汉民族一样，山西民俗的主干部分无论就其形式而论还是以其内容来看都与农业生产有直接的联系。汉民族的民俗风尚是以农业社会特有的经验为基石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流动性小，社会交往不发达黄河与天地不息，走遍中原还——黄河万古无停刻，“树之谷，艺之麻，养有性，出有车，无求于人。”虽然鸡犬之声相闻，但老死不相往来。形成了“安居乐业”、“宁死不迁”、“知足常乐”，重家庭，重伦理的民俗价值，而聚贮财物，沉淀货币，省吃俭用。崇尚节俭也就成了消费民俗中的核心价值。

崇尚节俭是自然经济条件下汉民族的普遍习俗，但在山西却表现得特别突出。山西地处黄土高原，降雨量少，多山而且交通不便，土地贫瘠，植被较差，自然灾害频繁，是一个较为贫穷的省份。当开源的努力被束缚在小块土地上而无法施展的时候，节流便成了人们自然的选择。节俭是贫穷的伴生物，是对付贫穷的消极办法。正如史籍所载：由于“地瘠则民劳而贫，自三帝三王以来，勤俭之俗未尝改过”，“河东地瘠民贫，风俗勤俭，”（《山西通志》）“晋有唐虞之遗风，其俗节财而俭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节俭的基础上，山西人形成了一种极强的储蓄风俗，“山西人善积蓄，家有窖藏，”这些节俭与储蓄意识，并非局限于家乡僻壤黄河与天地不息，走遍中原还——黄河万古无停刻，在太原、大同、临汾、上党等昔日的通都大邑也复如此。重要的是节俭，特别是储蓄民俗创造了一种土壤，一种氛围，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山西人发展起了他们曾经独领风骚于中国大地的金融意识，并充分显示了他们的智慧，做起了金融生意，发明了票号，并使它独行于明清时代。

作为一种传统与习俗，节俭与储蓄的习惯至今仍然支配着山西人的消费心理与行为，目前山西人的人均收入位居全国的下游之列，但人均储蓄却位居前列。山西人节俭与储蓄的习俗在大量的地方志中都有广泛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