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研究的未来研究有所启发篇

最近十年，易学研究方面的学术成果层出不穷，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来看，易学研究毫无疑问地继续成为中国哲学的研究热点之一。在对出土文献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周易》经传文本的研究、易学史及易学人物的研究、易学与儒释道思想的研究、易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新的进展。笔者不揣谫陋，试对2003—2012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哲学》转载论文做一个统计与分析，对近十年来的国内易学研究情况略作总结，以期对学界未来的研究有所启发。

一、《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哲学》2003—2012年转载文章源杂志、作者及作者单位统计

2003至2012年的十年间，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哲学》一共转载文章1694篇，易学研究类文章204篇，占转载文章总数的12％。我们可以从《中国哲学》有关易学研究论文的源杂志、作者及作者单位对近十年的易学研究有一个大体的了解。

据统计，2003—2012年《中国哲学》的源杂志转载有关易学研究类文章在3篇及以上的有8家，它们依次是《周易研究》、《中国哲学史》、《哲学研究》、《齐鲁学刊》、《孔子研究》、《学术月刊》、《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见表1)。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到，《周易研究》以116篇的数量位列转载来源刊的第一，远远超过位列第二的《中国哲学史》。可见，作为中国大陆唯一公开出版发行的易学研究专刊，《周易研究》的确为易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和学者提供了高层次的交流平台，为弘扬易学研究、培植易学研究力量、把握易学研究导向、推动易学研究健康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从统计数据中还可以看到，除了中国哲学学科的专刊《中国哲学史》《孔子研究》刊载了高水平的易学文章外，作为综合类学术期刊的《齐鲁学刊》、《学术月刊》等所刊发的易学研究类文章中亦有上乘佳作。

据统计，2003—2012年《中国哲学》有关易学研究论文转载的作者单位(以第一作者的第一单位统计)共计在3篇及以上的有：山东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曲阜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湖南大学、上海市社会科学院、西安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福建师范大学(见表2)。从第一作者所属的性质来看，高校居于主体地位，其次是社科院等研究机构。山东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清华大学排在前三位，其中山东大学以48篇位列第一。山东大学的作者绝大部分任职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可以说该中心现已形成了一支年龄结构合理、布局协调、研究方向相对齐全、素质相对较高的学术研究梯队，是国内易学研究的重镇。该中心的王新春教授、刘大钧先生、林忠军教授、李尚信教授分别以十年内转载11篇、8篇、8篇、6篇位居个人转载数排名的前四位(见表3)。北京师范大学的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历史学院以及清华大学历史系及思想文化研究所在易学研究方面也各有特色。除了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等以文科见长的大学屡有佳作问世外，以理工科见长的西安交通大学也有不少易学研究文章被转载，可见其人文学科的实力也在不断加强。在社科院系统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及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在易学研究领域拥有较强的实力。

二、十年来国内易学研究的主要方向及内容

通过对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哲学》2003—2012年的转载文章进行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国内近十年来的易学研究主要集中在简帛易研究、《周易》经传研究、易学史与易学人物研究、易学与儒释道思想研究及易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等几个方面。

(一)简帛易研究

简帛资料的出土，为我们带来了新的学术视野和机缘，对简帛资料的研究无疑成为当代易学研究的热点。

李学勤先生的《出土文物与(周易)研究》讨论了为何要用考古资料来进行《周易》研究并介绍了近年出土的与《周易》有关的材料，主要是长沙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安徽阜阳双古堆汉简《周易》、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以及和《周易》有直接关系的湖北江陵王家台秦简《归藏》。刘大钧先生《今、帛、竹书〈周易〉与今、古文问题》认为，帛书及楚竹书、阜阳汉简《周易》的面世，极大地拓展了我们对《周易》经文的研究视野。随着帛《易》的出土，今文《易》在亡佚千余年后又重现于世，对弄清《周易》六十四卦中的一些疑难卦爻辞原旨，厘清汉人今、古文经学的发展与演变有重大的借鉴与帮助。而其《读帛书〈缪和〉篇》、《再读帛书〈缪和〉篇》则立足于探究汉初今文《易》义的理论视野，对帛书《缪和》篇的部分章节作了疏释，一方面结合传世文献对《缪和》中包含的西汉今文《易》义作了阐发，另一方面对篇中疑难辞句也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证训释。梁韦弦教授《帛书易传〈要〉篇透露出的卦气知识及其成书年代》一文，以帛书易传《要》篇中“益之为卦也，春以授夏之时也”、“授(损)者，秋以授冬之时也”一语，与汉易卦气六日七分说图式之损、益两卦所处的节气位序正相吻合为依据，推断二十四节气的确立不会早于秦汉之间，汉易卦气说之形成当在汉初，故帛书《要》篇的成书，不会早于西汉之初。丁四新教授《马王堆帛书〈周易〉卦爻辞校札九则》就帛书《周易》部分疑难卦爻辞的训释作了探讨，其认为《剥》六二“辩”读作“蹁(髌)”，膝端也，“辩”及初爻“足”均非床体；《赣》九五“塭”即“堤”之形讹，读作“疷”，“祇”读作“疷”，训“病”，或以“祇”为语词，或写作“祇”，皆误；等等，对我们解读帛书《周易》有很大的帮助。

陈仁仁《从楚地出土易类文献看〈周易〉文本早期形态》一文认为，从楚地出土的多种易类文献来看，《周易》一书在形成与起源之初表现至少形成了三种使用周易的方式，即“只用易卦”的方式、“实用筮书”的方式以及“经典文本”的方式。吴勇《从竹简看所谓数字卦问题》一文对所谓的数字卦进行了探讨，认为从竹简发现来看，数字卦说法是错误的，组成这些所谓数字卦的符号，并不是数字，因此我们对竹简易卦符号的研究，应注意区别经文与实占，经文只用卦画，而实占则可能用到记四象的符号。

(二)《周易》经传研究

《周易》的经传研究，历来是专家和学者研究的基础。在《〈杂卦传〉真的存在错简吗》一文中，李尚信教授认为前贤对于《杂卦传》错简问题之所以争论不休，原因在于对《杂卦传》内在的象数结构与规律及其体现的深层思想缺乏认识。《杂卦传》卦序效法的是昼夜变化之道，依其内在的象数结构，可分为上、下、杂三篇，表明《杂卦传》的传承是完整无缺的，“错简”说不能成立。陈居渊教授《“易象”新说——兼论〈周易〉原有〈象经〉问题》一文对古代典籍所载“易象”一名作了新的解读。他认为所谓“易象”仅是当时《周易》的另一种称谓而已，它并不神秘，“易象”与今本《象传》没有直接联系，尚无渊源：古代《周易》原有《象经》，或以《卦下易经》当之，惜已不传；但在清人的《易》著中，至今仍可见其传承的轨迹。王博教授《卦爻辞的弹性——以〈易传〉的解释为中心》一文认为，卦爻辞具有巨大的弹性，而赋予这种弹性的便是历朝历代的解释活动；分析象和辞在解释活动中的解释学分工，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经典解释活动的性质，并进一步认识历史还原和义理解释两种不同的工作。

对于《周易》具体卦爻辞的解读周易的哲学思想论文，借助于新的出土文献，近年来有了新的进展。廖名春教授《〈周易·晋〉卦爻辞新释》根据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对《周易·晋》卦的初六爻辞、六二爻辞、六五爻辞等作了新的探讨。吴国源《〈需〉卦九二爻辞“小”义新解》通过对《需》卦九二爻辞“小”义的新读，并结合该爻辞的断辞“有言，终吉”的辨析，重新把握了爻辞的语义逻辑关系，从而完成了对《需》卦九二爻辞大义的全新解释，体现了《周易》本经卦爻辞新的解释方法。鲁庆中《“艮”者，根也——〈周易〉艮卦名义新释》一文认为，指山作“艮”，训艮为止，是其一义；另一义即艮之“成始成终”义，此义只有“根”堪以担当。“艮者，根也”，“根”即是植物生命的归宿处，又是植物新的生命的发端之所，它完美地表达了生命的四时返旋。傅道彬《〈屯〉卦考》一文，根据古代春天尚生的原则，又从婚姻礼俗学与《周易》结构学证明，《屯》卦从天地人三方面完整地表现了春天的风貌。

(三)易学史与易学人物研究

对易学史及易学人物的研究，一直是当代学者研究的重点。易学发展史上的汉代象数易学，就其理论形态、思维方式、思想特征而言，具有鲜明、典型的时代性与范导性。刘玉建教授《汉代象数易学的理论价值与历史地位》一文，从“立足《周易》象数系统，确立天人之学新形态”、“深化儒家社会政治思想，强化政治指导功能”、“深化整体性和谐理念，凸显和谐价值理想终极诉求”等方面，深入地分析并揭示了汉代象数易学的理论价值与历史地位。清代中期易学流派众多，汪学群教授《试论清代中期易学诸流派的特色》认为，这一时期的易学呈现出广博及多元化的趋向，可谓进入了对传统易学的整理与总结时期，因此研究清代中期易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历代哲学家的易学思想，一直以来就颇受学者的关注，近年来的成果也很丰硕。林忠军教授《论郑玄以〈礼〉注〈易〉方法》认为，郑玄以礼解《易》的特点，大多先取象，然后由取象而引出礼。以礼解《易》方法的合理性在于把《周易》置于当时历史背景之下，以反映当时历史风貌的文献解读之，最大限度地再现《周易》文辞的真实意义或作者的固有意义，这是其他方法所无法取代的。王新春教授在《哲学视野下的京房八宫易学》中认为，京房是汉代具有高度哲学原创性的杰出易学家，也是一位非凡术士。他准依董仲舒所重建起的儒家天人合一学说，创造性地诠释、转化了《易》，建构起表征其易学学术之自我的八宫易学，令阴阳五行学说，成为通贯易学整体天人宇宙学说的核心。张学智教授《王夫之〈乾〉卦阐释的两个面向》认为，王夫之将乾所代表的主动性、根源性、健顺一体性与“道”会通起来，旨在建立一个健动、主有的本体，反对佛老的虚空、阴柔。他通过强调乾的普利万物的性格，以此反对功利主义。这些都体现了王夫之总结明亡教训，重建健动笃实的中国文化的意向。章伟文《程颐易学中的历史哲学思想探析》一文对北宋大儒程颐易学中的历史哲学思想进行了初步探讨。他认为，程颐的历史哲学是其整个易学思想体系重要的、有机的组成部分，是他以自己易学观为指导对社会历史问题进行考察的理论结晶。蒋玉智教授《论牟宗三易学思想的演变》一文讨论了牟宗三的易学思想。他认为，牟氏易学的发展既反映了时代的变化，也显示出其视野由中国到世界的逐步开阔化。此外，梅珍生的《〈周易外传〉中的政治哲学问题》、李秋丽的《胡一桂“四圣易象说”探研》、姜海军的《苏轼与程颐易学思想之比较》、范立舟的《〈周易〉与阳明心学》、施炎平的《易学现代转化的一个重要环节——析康有为对〈周易〉理念的诠释和阐发》等文章，对于易学史上的人物及问题进行了研究，极具参考价值。

(四)易学与儒释道思想研究

《周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源头活水，与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以及中国佛教思想的各个方面都密切相关。向世陵教授《易之“生”意与理学的生生之学》认为，“生生之谓易”既是哲学家对宇宙相状的揭示，也是“易”本身的性质。理学继承前人又广加扩展，天地生物之心既是静与动的综合集成，又是天地生物与仁德流行的统一。从静体到动用，从“动之端”到“动之机”，现象存在虽有生死显微，“生”之理却通贯不息。乔清举教授在《论儒家自然哲学的天道时序观及其生态意义——以〈易传〉为中心》一文中，以《易传》为中心分析了儒家的天道观。他认为，儒家的天道观是有机的、内在的，人和自然可以相互影响的。其自然规律是生态性质的，是一种稳定性，而不是超出人为控制的必然性。此外，王浩的《早期儒家与〈易〉之关系述论》、黄黎星的《复见天地心，艮止圣贤境——〈复〉〈艮〉二卦义理与宋儒心性之学》、周淑萍的《宋代易学诠释与孟学的会通》、郝明朝的《论荀子与〈周易〉的关系兼及“六经并称”的时代问题》等文章易学研究的未来研究有所启发篇，对于《周易》与儒家思想的研究都颇有心得。

在《周易》与道家、道教思想的研究方面，近十年来也有不少成果问世。吴根友教授《易、庄哲学中“通”的观念及其当代启示》一文，通过讨论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和观念之一的“通”，重点分析了《周易》哲学中的“穷变通久”观念和庄子哲学中的“道通为一”的观念。东汉魏伯阳所撰《周易参同契》是运用《周易》原理来支撑金丹之道的滥觞，李刚教授《论〈周易参同契〉的“变形而仙”说》分析了道教以《周易》的变易原理作为神仙存在学说的理论基础，即通过论说“物性可变”进而说明人也可变周易的哲学思想论文，人通过服炼金丹能够变化自己的身体而为神仙之体，“变形而仙”从而超越生死。王晓毅教授《〈周易〉与竹林玄学》讨论了竹林玄学的易学思想，一是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宇宙气化论，继承了汉代象数易学的诸多因素；二是以向秀为代表而继承了王弼的贵“无”本体论与义理易学，比较彻底地否定象数，开启了西晋义理易学的发展方向。

以佛教教义解说易理，或以易理解说佛教教义，可以称之为佛教易学或佛学易。金生杨教授《佛教易学发展史综论》一文介绍了佛教易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即从三国时康僧会引易明佛始，经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玄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隋唐时期的佛教界大多借助易学象数和义理权说佛理。宋代儒家借佛教理论解易，而明清时期以易论佛十分盛行，紫柏真可、释智旭更有专门易著。陈坚教授《真可论〈易〉——〈易经〉“佛经化”的一个实例》介绍了晚明时期高僧真可的《易经》“佛经化”，即用佛理来诠释《易经》的方法。通过这种诠释，真可向人们昭示了《易经》的卦爻逻辑在表达佛理方面所具的特有功能，并使人们得以借助易理来通晓佛理。

(五)易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瑰丽璀璨，《周易》中所蕴涵的人文精神和无边智慧，对于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深远。近十年来，对于易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成果各具特色、层出不穷。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是崇尚“和谐”，关于和谐理念及其构建和谐社会的探讨又以《周易》最为丰富。郑万耕教授在《〈周易〉的“太和”理念及和谐社会建构》一文中指出，《周易》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原则和具体措施，可归纳为：上下交感、求同存异、分配公平、节以制度、树立与保持忧患意识、天人谐调，等等。姜广辉教授《〈易经〉：从“鬼谋”到“人谋”》认为，《易经》乃是“人谋”之书而绝非“鬼谋”之作，周人的《易经》文化相对于殷人的卜筮文化而言，是一次理性的飞跃发展。在胡适等人的推动下，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比较一度成为现代中国学界热议的话题。但随着历史的推移，这一话题日渐淡出了学人的视域。张再林教授在《实用主义与〈周易〉的“利用安身”思想》一文中重拾这一业已尘封多年的历史性的话题。他认为，我们只有充分学习《周易》的“利用安身”思想，特别是“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与“易无思也，无为也”的并行不悖，以及“为我所用”的人之道与“顺物而为”的天之道的两者并兼，才有可能走出现代实用主义的顾此失彼，我们的民族所进行的种种变革就可以始终不偏离文化传统、伦理底线。杨庆中教授在《〈周易〉阴阳说对21世纪人类文明走向的启示》一文中指出，从《周易》阴阳说的视角看，人类社会各种文明之间的矛盾或冲突并不意味着冲突的某一方缺乏存在的合理性，而单边主义会因为过度消耗合理存在的基础而走向穷途末路。因此，人们应当用发展的眼光对待各种矛盾，谋求世界各民族和睦相处，使人类各种文明所蕴涵的生机合理地释放出来，并最终实现整个宇宙的大和谐。

此外，刘长林教授的《〈周易〉与中国象科学》、李中华教授的《“天人合德”与“继善成性”——对〈周易〉发展观的生态学诠释》、黄玉顺教授的《中西之间：轴心时代文化转型的比较——以〈周易〉为透视文本》、王汐朋的《“太极”的概念及时间涵义》、刘震的《谈〈周易〉中的“福”》等文章都从不同角度确证了易学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显赫地位。

三、小结

通过对近十年来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哲学》转载的易学研究文章的简单回顾，我们可以看到国内易学研究的成就与不足：

一是由于出土文献的出现使得当代易学研究呈现出了新的面貌，但还需要研究者更为理性、科学、谨慎的态度。新的出土文献对《周易》本经及早期的易学研究，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有些还是属于研究者的假说和猜测，缺乏有力的佐证，更多见仁见智的成分。因此，今后的简帛易研究方面应该建立在更科学更确证的基础上。在研究成果的遴选和积淀中，易学史上的一些复杂问题才能逐步得到厘清。

二是传统的解经体例得以延续，但也有待于进一步的创新。传统易学的发展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离不开历朝历代的经学家对解经体例的创新。比如在汉代，易学家们通过对卦气说、五行说、纳甲说等解经体例的运用，象数易学的宇宙论图式得以建构。而这一宇宙论图式又深刻地影响了汉代哲学及文化的发展。同样周易的哲学思想论文，宋明理学时期的理学派、心学派等各流派也是通过创新解经体例、运用新的易学诠释方法易学研究的未来研究有所启发篇，构建各自的哲学体系的。正确地理解历代易学家的学说要点。准确地把握他们所运用的解经体例，是当代《周易》文本解读的原则。纵观近十年来易学研究中的上乘佳作，无不是较好地继承了古代经学传统的方法和成果。但继承的目的最终是为了创新，我们应该站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更新理念、融会新知，构建当代的解《易》体例，以此发扬易学的真精神。

三是易学与儒释道思想的研究日趋深入，道教易学、佛教易学的成果不断出现，但传统易学研究与当代哲学研究之间还比较隔膜，有待于进一步的融合。比如，现代哲学家熊十力在佛学和儒学上造诣精深，他研究易理并摄佛归儒，别开生面地诠释了现代新儒学的本体论、体用论和心性论等。而当代的儒学研究者却较少运用传统的易学资源来呼应时代发展所提出的研究主题。如何以易学诠释的创新来构建当代的新儒家哲学乃至当代哲学，这是当代学术对于传统易学的期待。

（原载《周易研究》2013年6期。录入编辑：里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