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是内圣与外王（一体两面）、心性修养与政治实践的内在贯通

儒家是内圣与外王（一体两面）、心性修养与政治实践的内在贯通。但有学者认为儒家的核心精神并不是为了称王成王，而是内在成德。

内圣，是个人德性的自觉，是人格德性的现实实践。一个人自觉地实行道德实践，其本心本性就是清澈纯净的。

外王，是外在的行为，是治国平天下的气度和策略，是德性的外部传播和运用。

内圣外王的最高境界是：以德治国，以仁做事，使天下无一人不得其所，不安其位。

佛家讲，担水砍柴，无非妙道。而儒家主张，所谓担水砍柴，皆为人伦日用。

本质看，宗教对应的不是政治和人伦风水大数据，而是人的灵魂和精神之寄托归宿。

道德与宗教是不同的，宗教的本质是信仰，而道德的本质是人际关系的普遍和谐和关爱。道德可以使人享受尊严，但是并不会使人享有神性，更不会让人走向永恒。而宗教可以让人从个体上升到整体，从有限超越到无限，从人性跃升为神性。

中国传统哲学中讲立德立功立言，立德是惠及万民，立功是讲理想和功业，立言是指著书立说，确立自己的思想。

传统中国，自然经济一直居统治地位，家族伦理血缘关系根深蒂固，儒家越是强化伦理道德，则“个人观念”越被消弱而自我消失。代之而起的不是个人的“宗教境界”的实现，而只是“存天理、灭人欲”的提倡。

用现代理论看，儒学是人本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体系结合。所谓仁者爱人，人为贵，都说的是人是目的，而非手段。人不只是道德的产物，社会的产物，还是文化文明的产物。正是由于儒学的人本主义和人文主义性质，才使我们避免了西方中世纪那样长达千年的黑暗时期，让唐宋时期的人们享有人性的丰富和情感的充盈。

孔子讲仁，话很平实，而其核心是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伦理学或实践理性言，这忠和恕是道德格律、绝对命令，是道德理性所定之具普遍性和实践性之品格的格律和准则。

儒学的基本精神：自由为体，人伦为用。

朱熹在《仁说》中提出天地生物之心、温然爱人利物之心。实际上是对儒学的补充和方向调整。

中国传统哲学认为道德不是外在的认知对象。道德只能通过榜样的感化，由“涵养”而默化。一见到“物”就化解为客观自然之物。所谓格物致知，穷究至理，正是这个原因。

程颐说：“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性即理”，如父慈子孝，君仁臣忠，二程称为“天理”。任何具体的个人，进入其位，必遵其理。陆象山、王阳明讲“心即理”。

王阳明说，良知只是知个天理。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天理即明德。但现实人的人心，如饮食男女，好色好利，可流为纵欲荒淫，或绝欲苦行，皆非王阳明所提倡的“心即理”。

道德本心是天理，是每人都要遵从的道德准则。人心散乱，杂多儒家思想智慧，而且经常处于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欲望起伏状态，而道德本心则使心如明镜，不将不迎，照物而不累于物。道德本心寂然不动，永恒如初。

情欲是人心感于外物而生的，有喜怒哀乐，常动而不静；只有体察到道德本心，认识到宇宙万物中的天理或道，我们才能超乎喜怒动静而无累于心。圣人心与理一，心与性一，其无累境界能自然如此，这是圣人之常，而一般人常常自私和用智，不能有圣人之常，须努力于道德修养才能进至于此。自私和用智来自人心，人心一旦浮动躁乱，问题就会出现，罪恶和灾祸也就跟着来了。

儒学始终强调道德修养的真实过程是天理与人欲的搏斗；有如两军对战，须灭得一份人欲儒家是内圣与外王（一体两面）、心性修养与政治实践的内在贯通，才能长得一份天理。故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孟子讲“求放心”，心之放即因被人欲外诱牵引，不灭掉私心人欲儒家是内圣与外王（一体两面）、心性修养与政治实践的内在贯通，道德心就不能复归。周敦颐强调“无欲”。“无欲”就是克尽私欲。在面对良知与私欲的搏斗较量中，陆象山强调“义利之辨”儒家思想智慧，而朱熹更强调“慎独”。

王阳明认为人的私欲就好比心中贼，破山贼容易，破心中贼难。破除心中贼，定要拔除病根，永不复起，方能得见心之本体。所谓致良知儒家思想智慧，就是在去除私欲、存养天理方面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