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佛教人天乘善法与儒家道德思想有着的差异归纳

在公元前五世纪左右，世界的东方几乎同时升起了两颗灿烂的巨星，那就是古印度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和中国儒家的奠基者孔子。他们所创立的两大思想体系——佛教和儒学，对整个东方文明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佛教与儒家探讨的对象都是人，都提出了通过个体的道德修养实践达到人生最高理想境界的方法。相比之下，佛教更侧重于对世俗人生的超越和对个体终极圆满境界的追求，而儒家则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重视个体修养与世俗社会生活的和谐与统一，应该说二者是有着根本的不同的。不过佛教虽然重在出世，但也并非一概否定现实人生，为了适应一部分众生的根基，释迦牟尼佛也开演了以指导世间生活为主的人天乘善法。佛教传来中国以后，为了与中国的国情相适应，谋求佛教在中国这个儒家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家生根和发展，有不少人都曾致力于对佛儒的会通。东晋著名的儒家学者、文学家孙绰作《喻道论》，提出了“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的口号，站在儒士的立场，从思想上调和、会通佛儒；华严宗人宗密以“五常”（仁、义、礼、智、信）配佛教的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饮酒、不妄语），从道德规范的角度将佛儒进行类比；在一般人看来，更是觉得儒佛都是劝人为善，在世间法这一块似乎没有多大区别。然而，如果我们深入研究和考察就会发现，虽然同样是讨论世间善法，但佛教人天乘善法仍与儒家道德思想有着本质的差异。本文着重从原始佛教的基本经典《阿含经》与直接记录了孔子言行的《论语》这两部典藉进行比较，将佛教人天乘善法与儒家道德思想的主要差异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道德建立的基础不同

佛教的人天乘善法建立在因果的基础上，指出有因必有果，如影随形。在《增一阿含》中说：“夫人作善恶，行本有所因；彼彼获其报，终不有毁败。夫人作善恶，行本有所因；为善受善报，恶受恶果报”（增一阿含 第47品第6经）。认为所有的善恶行为都会形成果报，善业产生了好的果报，恶业产生了坏的果报。因果自作自受，即使是父子亲人也不能互代。因此，每个人都应对自己身、口、意的造作负责。而孔子则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季氏》）。这里“天命”是指冥冥中操纵一切的主宰者的意志、命令；“大人”指周天子及各国的诸侯；“圣人之言”就是文王周公相传下来的典籍训诰。可以看出孔子所谓的君子是以对天命和周制的服从为条件的，而统治者正是自称天子，是天的代言人。因此，孔子所说的道德，其基础实际上是统治阶层的意志。

佛教的善法以因果为基础，它必然是与人的具体行为息息相关。人们为了离苦得乐，不能不主动的约束自己佛家与道家的思想，断恶修善。不论是国王或是普通百姓，在因果的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没有人可以拥有特权。即使是国王，做了恶也同样要受到因果的惩罚。儒家的道德则不同，不论是谁，只要是占据了统治地位，就可以自称是天子，堂而皇之的要求别人的服从，所谓“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这种道德实际上已经变成了被统治者所利用的人压迫人的工具。时至今日，中国人还常常将“民不与官斗”挂在嘴边，一些人作上了官也就认为自己可以随意使用手中的权力了。这种不平等的思想，实际上是对人性的践踏。而究其根源，正是出自千百年来占据中国人思想的儒家道德观念。

二、善恶的标准不同

在《中阿含经》中，波斯匿王曾经问阿难，什么是善的身行。阿难回答说：“谓行身行不自害、不害彼、不俱害、觉、慧、不恶相助、得涅磐、趣智、趣觉、趣至涅磐”（中阿含214经）。可见，佛教所说的善有两方面的内涵：一是要尊重众生，不侵犯众生，不损恼众生，进而要帮助众生，乃至度脱众生；二是排除一切不利于自我修持的思想、言论和行为，也就是说个人的思想、言论和行为都要有利于解脱。佛在《受十善戒经》中也指出有十种不善：杀生、偷盗、淫欲、妄语、两舌、恶口、绮语、贪欲、嗔恚、邪见。这十种都会导致对自他的损害和生命的堕落，因此认为是不善，反之则即是十种善业。

孔子则提出“克己复礼为仁”，“仁”的标准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把“礼”作为衡量善恶是非的标准。孔子所说的礼是指周礼，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等级制度。他认为这种宗法等级制度是不可触犯的，是高于一切的。一个行为只要符合了礼就是善的，甚至不需要看这个行为本身的性质。他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子路》）。即使父亲犯了罪，儿子为了尽孝道，必须隐瞒父亲的罪行。反过来，父亲也要隐瞒儿子的罪过。孔子认为这种互相包庇就是最公正无私的道德。臣对君也是如此。鲁昭公娶了同姓的女子为妻，违背了周礼，当别人问孔子昭公是否知礼时，孔子却回答说“知礼”。直到别人指出了鲁昭公违礼的事实，孔子也不分辩，只说：“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述而》）。他自己把错误包下来，始终不提昭公的错误。

与儒家相反佛家与道家的思想，佛教认为只要行为对别人造成了损害，那就是恶，即使是为了父母而去行恶，也同样会受到苦报。在《中阿含经》中舍梨子问梵志陀然：“若使有人为父母故而行作恶，因行恶故，身坏命终，趣至恶处，生地狱中。生地狱已，狱卒执捉极苦治时，彼向狱卒而作是语：‘狱卒！当知莫苦治我！所以者何？我为父母故而行作恶。’云何，陀然！彼人可得得从地狱卒脱此苦耶？”答曰：“不也”（中阿含第２７经）。可见佛教的善恶观并不认为伦理关系可以超越于因果之上。

佛教站在因果与轮回的基础上，认为众生平等，甚至对于动物也要尊重其生命的权力，不可以随便杀害。在《杂阿含经》中佛告诉准备杀生祭祀的长身婆罗门：“云何为身刀剑生诸苦报？谓有一大会主造作大会，自手伤杀尔所特牛，乃至杀害种种细虫，是名身刀剑生诸苦报。彼大会主，虽作是念，种种布施，种种供养，实生于罪”（杂阿含第９３经）。他认为不断除自心的贪嗔痴，而妄想以杀害众生的生命祭祀来为自己求福，只会造下罪业，反增苦报。可是孔子则相反，认为礼比生命更重要。当子贡想把每月祭祀时用的活羊去掉时，孔子对他说：“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八佾》）。与佛教相比，二者的差别何其明显！

三、道德实践所追求的目标不同

儒家道德修养的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个人道德品质的完善和家庭、社会伦理秩序的和谐与稳定，没有超出现实人生。而佛教的人天乘善法虽然也是指导现实生活，但并不以世间生活的富足安乐为究竟，甚至不以升天享乐为目标。认为天道的生活太过享乐，不利于修道，不值得羡慕，反而认为有苦有乐的人间更有利于修行，更值得重视。佛教的善法最终是指向智慧和解脱的。其道德实践的重心在于断恶修善，先不堕恶道，生在善处，以利于进一步进修佛法，出世解脱。即“先说端正法，后令入佛智”。

从维护纲常伦理出发，孔子认为所谓孝，是对父母的服从：“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学而》）。当孟懿子向孔子请问孝的含义时，孔子回答说：“无违”（《为政》）。而佛教虽然也提倡孝道，要求奉养承事父母，敬爱国王，但修证圣法的出家沙门却不必礼拜父母和国王，相反，可以接受国王和父母的礼拜。这在儒家看来实在是极大的不忠不孝。当佛教传入中国后，为了“沙门不敬王者”，曾引发了极大的争论，一些保守的儒者甚至因而提议灭佛。这些都反映出儒佛道德追求的极大不同。

综上所述佛家与道家的思想，虽然孔子的儒家思想与释迦牟尼佛所提出的人天乘善法都是强调现实人生中的道德修养问题，但由于二者建立的基础不同，善恶的标准不同，追求的目标不同，因而他们的道德观有着截然不同的鲜明特色。佛教的道德以因果为基础，提倡平等，尊重个体的生命和权力，追求究竟的智慧和解脱；而儒家的道德建立在天命观的基础上，重视以礼为代表的宗法伦理制度，因而其道德取向有阶级与亲疏的不同，重礼而轻人。

在当代平等、博爱、尊重人权的思想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和倡导的社会环境下，儒家道德思想虽然在维护社会秩序和家庭伦理方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重视平等、尊重生命、尊重自他权力的佛教道德观将更适合时代需要，易于为人们所接受，更有现实意义。在强调“以德治国”的今天，如果人人能以因果作为衡量自己言行的准则，“不自害、不害他、不俱害”，社会上自然就会少了暴力、欺诈和种种的不平等。维护社会稳定，实现自他和乐，建设人间净土也将不再遥远。

四，道家思想变化传承

什么是“道家”？什么又是“道教”？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所谓道家，是指一个学术流派，这个流派以《老子》、《庄子》（以及后来的《列子》）为经典进行学术探讨。但是，他们的学术并不与政治和社会直接挂钩，最多只是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而所谓道教，则依托于一个社会化的组织，设计了一套“万有理论”。这个组织是带有强迫性的，对人身设定了一系列的准则，要求信徒们必须执行。同时，这套“万有理论”也是无所不包的，希望能够指导人们从生下来到死亡期间发生的任何事情，不管是生病，还是养生，或是参与社会活动，都在它的指导范围之内。

这也是一个宗教与普通思潮的区别，一个思潮只是探讨，不具有强迫性，一旦一个思想与政权相结合，要求人们必须以某某主义为指导来生活，那它就变成了一种宗教。

人们普遍认为，道教的产生是对儒教的一种反抗，但实际上，道教是依托于儒教才产生的。

在汉代随着儒教深入到人们思想的各个方面，所产生的新教派也必然是儒教的变种，这时出现的道教也不例外。

汉代道教和儒教的区别仅仅在于，他们用老子取代了孔子，用《老子》取代了《春秋公羊传》。至于组织化的一切都是类似的。又由于组织化的类似性，老子取代孔子也是不彻底的。

关于道教的诞生，和一本叫作《太平经》的书有关。

大约在汉顺帝时期，市面上出现了一本伪托仙人所作的神书，这本书中谈了许多虚无缥缈的事情，并承诺按照这本书的指引，不仅可以治理国家，还可以修身养性、成仙得道。这本书号称《太平清领书》，共一百七十卷，后人将之称为《太平经》，传世的有五十七卷。

《太平经》是一本什么样的书？简单地说，它是一本融合了儒教谶纬、政治观、养生、神仙、符水等内容的大杂烩，并点缀了一点道家的宇宙观，杂凑而成的书。这种书之所以出现，是深受董仲舒天人合一的影响，又想做出点特色，所以取道家的理论糅合进去。

除了与儒教的相同点，《太平经》中也有一些儒教理论较少涉及的领域。这些领域并不来自老子，也不来自孔子，而是来自中国神话学的另一个传统：萨满传统。

所谓萨满教，指的是相信万物皆神的一种原始宗教。它一般出现在人类早期，或者发展较慢的游牧、山林部落之中。到后来演化成一种多神教体系，与更加思辨的一神教相对立。中国文明和其他文明一样，一直有万物皆灵的传统，并持续到了现在。

《太平经》中由此设计了一套多神教的体系，也就是神仙体系，并由此演化出一套修仙成道的理论。要修仙，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使用符水，靠画符来获得功力；另一种是炼丹，吃丹药成仙。

关于《太平经》和儒教的不同，可以列为如下几点：

第一，它设计了一个六等的神仙体系，这个体系中包括了神人、真人、仙人、道人、圣人、贤人。其中道人以下就回到了人间，前三种则升到了天上。所以，儒教所推崇的圣贤（如周公、孔子），在道教看来，只不过是最后两等而已。至于普罗大众，则不在这个体系之内。

第二，一个普通人如何才能进入这个体系呢？这就要修行。修行的方法主要包括：一、要遵守社会规则，做一个良民，比如，忠君、孝敬等都被说成是一种功德；二、要从理论上参悟，主要是要学会静，要学会守一等；三、要服药，或者使用符水。

当然，道教的符水也不是它的特色，这是从儒教的谶纬变化而来的，而且更加具有功利性。

《太平经》成书后，最初由于内容芜杂难信，并没有受到重视，但到了东汉末年，突然间引爆了一个大事件，这就是黄巾军叛乱。

黄巾军的领导人张角曾经得到过这本书，被它的理论所吸引，打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大旗，开始了对东汉政权的反叛。张角的组织号称“太平道”就来自于此书，而他和他的两个弟弟号称“天公将军”“地公将军”“人公将军”，就来自《太平经》对数字“三”的解读。

张角最初的特色是以符水咒来治病，相当于对人实施信心疗法。即便现在，国内还存在着许多巫医，有的巫医门口车水马龙，大到地委书记、富商大贾，小到平民百姓都去治病，可见两千多年并没有太大长进。与张鲁的五斗米道一样，张角的符水也并不包好，而是教病人叩头思过，如果病人好了，就说他信道了；如果没有好，就说他不信道活该。

随着人们传得神乎其神，他开始建立组织，并招兵买马，对抗朝廷。他的组织更多是军事化的，缺乏更紧密的宗教性联系。被镇压之后，太平道也随之进入低潮。

汉中的五斗米道则和太平道不同，通过把人变得社会化和组织化，建立了一套政教合一的体制就是佛教人天乘善法与儒家道德思想有着的差异归纳，成为道教的开端。

被曹操收编后，五斗米道虽然不再是政教合一，但作为一种宗教却被保存了下来。

由于道教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功利化的，总是希望与政权相结合，导致道教一直长不大。和佛教相比，佛教是思辨性的，可以独立于政治。但道教出生于汉代，汉代的哲学是中国历史上最缺乏逻辑能力的，导致道教不喜欢思考问题，只习惯于用一系列的比附和符咒，动不动就跳神，失去了进化的能力。

即便到了现在，道教所谈论的东西其实和汉代没有太多区别，仍然是符咒、仙药、修炼、阴阳、五行等东西，很少有理论上的创新，这也导致道教一直不如其他两种教派昌盛。

儒道从来是合流

道教的定型还和另一个人有关：两晋时期的道士葛洪。他给道教提供了两方面的营养：第一，外儒术，内神仙，一个人外在表现要采用儒教的仁义道德标准，而内在要修长生不死的神仙学。第二，炼丹，中国历史上轰轰烈烈的长生不老丹药运动，就从这里发端。前者决定了道教实际上是和儒教合流的，而后者决定了道教未来只在长生不老的丹药里打转。

葛洪的祖父是东吴的高官，父亲则在西晋灭吴后，入晋做官。葛洪父亲早逝，他经历过贫穷，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博览群书。他读书的起点，是从儒教的经典著作开始，之后进入杂家，这也决定了葛洪的思想并未脱离儒家的窠臼。

葛洪年轻时，恰逢西晋的石冰作乱，他参与过镇压。之后由于天下大乱，南行到广州，投靠了广州刺史嵇含（嵇含的爷爷叫嵇喜，嵇喜是嵇康的哥哥）。

但他去了不久，嵇含就遇害了。葛洪在广州逗留许久，开始系统地钻研他的神仙理论。东晋建立后，葛洪回到了江南在元帝朝廷混官，但并不得意，最后又返回广州，著述文章，死在了那里。

从他的经历可以看出，葛洪并不是一个静心的人，对于功名的追求，表明他离不开儒教的立场。他对于“道”的理解也是功利化的，就是为了长生不老。

正因为这样，他对于之前的“道”都持批评态度。比如，东汉末年的早期道教，葛洪就认为他们只不过是一些奸邪逆乱之徒。

而在他生活的时代，五斗米道信仰仍然在民间保留着，不管是反叛者还是顺从朝廷的人，都有五斗米的从众。比如，东晋王朝的反叛者孙恩家族就信奉五斗米道。王羲之所在的琅琊王氏，也有许多五斗米道的信徒，他的儿子王凝之在孙恩打过来时，不仅不做军事准备，还去祈祷请鬼兵，结果他的五斗米道不如孙恩的五斗米道，王凝之也被杀。

葛洪认为，这些以前的道教分支都不够听话，他要进行改造，让它们更听话，不要反抗。

甚至对于道家的老子、庄子，他也缺乏尊重。对于老子，他的评价是：老子的五千言只是泛泛之谈，过于简略，让人无法找到当神仙的步骤；对于庄子，他也认为庄子只是说到大概，距离真理还远得很。

那么，葛洪认为的真理又包括什么呢？大致可以总结如下：

第一，他继承了道家的一些词汇，提出世界的本源是“元（也就是玄）”“道”“一”，在他看来，这几个词都是一个意思，就是世界的本源。

第二，人类的目的就是要“守一”成仙。只有成仙才能长生不死。为此，他花了大量的篇幅憧憬成仙之后的各种妙处。当然成仙也是很难的，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仙。“成仙很好，成仙很难”，此类同义反复的话说了很多遍。

第三，不仅成仙很难，而且成仙也有等级。有的人有仙骨，有的人没仙骨。而且成仙也不一样，有的人整个身体升入太虚，叫作天仙；有的人在名山大川中游荡不死，叫作地仙；有的人要先死掉，然后得以解脱，叫作尸解。有人认为，葛洪本人也只混了个尸解仙。

第四，绕来绕去，终于到了不可避免的问题：如何才能成仙？步骤是什么？葛洪还真的列出了不少成仙的法子，具体到让人流泪。最大的法子就是服用仙丹。

如何炼制仙丹？他给出了不少药方。比如，黄帝当年成仙时服用的九鼎神丹，一共有九种丹，分别叫作丹华、神丹（也叫神符）、神丹（原书如此，与第二丹同名）、还丹、饵丹、炼丹、柔丹、伏丹、寒丹。

这些丹如何做？他有的没有具体说，有的给了方子。比如，九鼎神丹中第一丹的药方如下：第一丹名曰丹华。当先作玄黄，用雄黄水、矾石水、戎盐、卤盐、礜石、牡蛎、赤石脂、滑石、胡粉各数十斤，以为六一泥，火之三十六日成，服七之日仙。又以玄膏丸此丹，置猛火上，须臾成黄金。又以二百四十铢合水银百斤火之，亦成黄金。金成者药成也。金不成，更封药而火之，日数如前，无不成也。

当然，没有人能根据这个药方炼出丹来，因为这个方子并没有写重量、配比，而且耗时动不动就是几十天，来来回回折腾到死，也不可能找到“正确”的配比。所以，即便给了方子，所谓炼丹，也不过是人们在漫长的一生中等死时玩的游戏而已。

除了九鼎神丹，慷慨的葛洪在书里还给出了许多其他的方子。不仅仅是药方，还有其他修身养性的大法，同样可以达到长生不死。除了成仙，还有炼金银的方子，这就又走上了致富的道路。

但整体而言就是佛教人天乘善法与儒家道德思想有着的差异归纳，葛洪之前，特别是东汉时期，信奉道教的人们使用的大都是符水，也就是画个符弄个咒，给人治病；葛洪之后，画符诅咒已经成了小打小闹，只保留在底层的民间信仰之中，而高级道士们纷纷开始开炉炼丹了。到了唐代，人们嫌炼丹更麻烦，于是兴起了炼内丹，也就是不再炼实体的丹药，而是通过养性修身，让丹药自动在体内形成，就达到长生不老了。

除了修仙之外，葛洪还定义了道教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儒道双修”，或者“内神仙，外儒术”。

在他的心目中，儒和道都是“大道”的一个方面，只是道是“本”，而儒是“末”。虽然有所差别，认为神仙之术更加高贵，但葛洪主张的人生哲学是：在人世里规规矩矩遵守礼法，暗地里炼丹成仙，不和社会对抗，也不违逆世俗的社会规则。

在他的观念里面，天道、君道、臣道、人道，都是等同的。比如，人们认为伊尹和霍光是贤臣，因为他们废掉了昏君，又认为商汤和周武王是圣王，因为他们讨伐无道昏君，建立了新的王朝。但在葛洪看来，这都是错误的，因为这鼓励了大家叛逆。他认为，君就是天，是父，如果君主都可以废弃，就好像天也可以改，父亲也可以拿掉一样。

太平道和五斗米道时代，道教做的是群众运动，这是皇帝最害怕的。葛洪把道教关于群众运动的内容去掉了，变成了只和上层打交道，出入于王庭的宗教，这实际上有利于道士们提高地位，又扫除了皇帝的戒心。

在这样的理论下，道教走的是一条妥协的路，服从中央帝国权威的管理，不做任何让政权不高兴的事情。到了后世，这已经成了一种交易，即政权默许甚至支持道教的存在，而道教一方面炼自己的仙丹，另一方面则帮助政权稳定局势。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经过了改造的道教几乎从来不闹事，反而是闷声大发财，甚至和佛教争宠，希望获得更多的政权资源，其原因就在于葛洪对道教的改造。

在葛洪的影响下，东晋南北朝的道教终于脱离了民间，形成了一个上层集团和文人参与的宗教，他们越来越不重视民间的信仰者。这时的道教分成了如下几个支派：

在北朝，是道士寇谦之建立的天师道。在南朝，则分成了两支，分别是道士陆修静代表的灵宝派（也叫南天师道）和道士陶弘景所代表的上清派（也叫茅山派）。

所谓北朝天师道，是寇谦之在五斗米道基础上建立的教派，这个教派抽去了五斗米道的群众基础，却建立了复杂的上层架构。寇谦之创造了一个新神“太上老君”，又创造了一个职位“天师”。他宣称最早的天师是五斗米道的名义创始人张道陵（张陵），而现在则是他寇谦之。除了这个职位之外，他设立了道坛，又模仿政治制度创立了道教的各种仪规。更重要的是，天师道是直接和皇帝打交道的，热衷于当皇帝的谋臣，并希望能成为国教。

所谓灵宝派，是奉《灵宝经》（相传为葛洪所作）为圣经的一派，也和五斗米道有瓜葛。陆修静也热衷于建立组织，讲究排场规矩，重视符箓，这些都和天师道类似，所以被称为南天师道。

而上清派则尊奉《上清经》，这是一本伪托真人所作的经书，这一派相对出世，注重个人的修道，继承了葛洪神仙修行的一脉思想。

但总体而言，这三派要么热衷于成为国师，要么热衷于成仙得道，都以皇帝的好帮手自居。

在道教被改造成顺从的宗教，希望能够获得政权支持时，另一支外来的宗教却以更快的速度席卷了全国，成了皇帝的座上宾，它就是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