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黄老之学与君王南面之术

法家、黄老之学与君王南面之术摘要：在中国历史上，法家的地位自其创始以来就非常尴尬，商鞅变法成功，秦国被讥为虎狼之秦；秦朝二世而亡，账被记在法家头上并从此使法家思想被雪藏；历来权谋心术都在皇家心照不宣，对外却一致尊奉儒学，汉宣帝就告诫太子：“汉家自有制度，本以王霸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汉书·元帝记》。从来没有那个学派，被骂的时间与被运用的时间几乎一样长。而在源头上，这样一个学派却常常与道家联系起来，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文中，第一次以政论思想分诸家学派，明确辨析了法家与道德家（道家）的关系，“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汉书·元帝记》关键词：法；术；势；无为而治；因循很多人谈到法家，就以为这是古代的法治思想，其实不然。在理清法家概念与范畴之后，笔者以为有必要质疑法家学派是否真实存在。与儒道墨三家相比，单看法家并无一以贯之的学术主张，正如胡适所言，中国古代只有法理学和法治学说而无法家,所谓法家不过是后人没有历史眼光,把一切讲法治的书统称为“法家”,其实是错的。但法家之名沿用久了,故现在也用此名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第279页。

从后人评论、分类的角度看，首开滥觞的是庄子，《庄子·天下》:“公而不党,易而无私……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彭蒙、田骈、慎到闻其风而悦之。”此时庄子仍然把他们归类于道家。《荀子·非十二子》中，荀子也将田骈、慎到归纳为一类，也未冠以法家之名。“尚法而无法，下修而好作……是慎到、田骈也。”一直到司马谈、刘歆，才以政论的角度划分诸子，《汉书·艺文志》所转引《七略》原文，第一次提出认为诸子九流十家乃是出于王官，是“六经之支与流裔”。其中对法家的源流认定为，“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诸子出于王官的认识第一次在汉书里提出，但这一点也在后世被广泛争论。章太炎、胡适“信古”、“疑古”之争与傅斯年后来提出的诸子之学源于职业，也在辨析诸子之学的范畴与起源，然而，法家恰恰是以发政治议论为代表的家派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第279页韩非子的历史观是诸子中最积极的，反对所谓的“法先王”，尤其反对儒家的“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礼记·中庸》。他站在人是自利的角度，“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礼记·中庸》《韩非子·奸劫弑民》一、法所谓的法，指的就是君王手上的赏罚权柄。

对大臣，以赏罚来引导他们的行为，“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韩非子·二柄》；对百姓，以明文规定的法条约束他们的行为，“法者，宪令著于官府道家的思想渊源包括，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韩非子·定法》。这一点韩非承袭于商鞅的“信赏必罚”主张。在此基础上，韩非提出了法应集于一人之手，也就是由统治者《韩非子·二柄》《韩非子·定法》二、术术，在传统语境里和道相差仿佛，作为法家治理天下的原则，其主旨便是如何维护君主的专制统治，同样也分治民和驭官两方面：对百姓，除了用严刑峻法规范他们的行为外，韩非主张思想控制，“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无以讼”《韩非子·问辩》，使百姓只知耕战而不问其余；而对于官员，一手择人，一手监察，也就是“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韩非子·定法》。韩非认为，君主与臣子之间的利益是对立的，要让臣子《韩非子·问辩》《韩非子·定法》三、势所谓势，简言之就是权威。一般以为慎到言“势”，传于韩非，实际上，当时各家都在强调，儒家就有孟子主张“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荀子认为“隆一而治，二而乱”《荀子·致士》，反对权威分裂。

然而韩非所强调的是统治者必须亲自掌控国家权力机关的控制权，而不是假手儒家的圣人。韩非认为儒家的仁政是会败坏社会统治基础的，当然也不是单纯使用暴力，“仁、暴者皆亡国者也”，而是借助国家统治权获得强制力以推行上述的“法”与“术”，他指出，“桀为天子，能制天下，非贤也，势重也。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孟子·梁惠王上》《荀子·致士》《韩非子·功名》通过韩非的思想，我们发现他谋求的核心是维护君主的统治权。以势为前提，以法为核心，以术为手段统治天下。当然，正如全文已经指出的，韩非的思想只能算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如管仲及其学派在《管子》中的思想就没有在韩非子中体现，而慎到、申不害的学说多以散佚，只能以最完整的韩非的思想来论法家。然而法家毕竟显赫一时，还能有相对完整的治国理念实践并流传下来，而对于黄老之学，古籍中记载的也就只余一鳞半爪了。

讲完法家治国之道，再来看看黄老之术的实践。汉初之时，用黄老之术，留下了“汉兴七十余年间，国家无事。……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道家的思想渊源包括，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史记·平淮记》《史记·平淮记》一、从经济的角度看，“汉初实为中国商人第一次获得自由发展之安定时期也”李剑农：《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99页，经济上两大政策，“开关梁”，“弛山泽之禁”，不再征收关税减少了地区间的物流成本，资源型产业的开放促进了工商业的繁荣。这与弗里德曼对西德战后经济的分析一样，“这是自由市场创造的奇迹...取消了对工资和物价的管制...几个月之内经济就活跃起来了”弗里德曼：《自由选择》，机械工业出版社，第57页，属于典型的谷底效应加自由经济结合的产物，在这种时候是最能发挥奇效的，不同的是，汉初之年并没有形成完整的经济思想，是属于无权可用，中央控制力极度薄弱的原因，而最终导致的恶果也是商人集团把持国民经济，与官场勾结，同时使得地方诸侯势力庞大，酿成了七王之乱的惨祸李剑农：《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99页弗里德曼：《自由选择》，机械工业出版社，第57页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浙江大学出版社，48~49页二、在刑治方面，汉初虽有约法三章的佳话，但是汉书记载，“汉兴，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蠲削烦苛，兆民大说。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汉书·刑法志》《汉书·刑法志》三、从吏治角度上看，有一佳话就是“萧规曹随”。在汉初的时候，相权一支独大，但是曹参继任的时候，“参代何为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参曰:‘...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史记·曹相国世家》《史记·曹相国世家》可是，这里的无为而治至少混淆了两个概念：第一种“无为”是指整个政府没有大动作，听任民间自由发展，也就是现代视角中以重农主义为前提的自由放任主义，所谓的“守夜人政府”，在上文分析的经济方面就是一个典例，但是关键点仍然在于政府放宽管制，可是，考虑到当时的严刑峻法，此处有疑。第二种“无为”是针对于确定的人而非整个社会，就是萧规曹随中展现出的特点，以前人的行为、传统规范来做事，考虑到“汉承秦制”，“萧规曹随”，萧何承袭了秦朝的法律，而刘邦也承袭了秦朝的国家结构，这个说法也有其可信度。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就已经提到，“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道家的思想渊源包括，以因循为用”他以当时人的视角总结道，道家提倡无为，却又说无不为，虽然这话很难理解，但是很容易实行，无非是以虚无为根本，用因循来实践。

道出了黄老之学的根本—因循。从这个角度再看上文的分析，政治制度以承袭为主的第二种无为才应当是道家因循之道的体现，而当时经济的快速恢复，也可以看做是无权可用、谷底效应的成果。再往前追溯，在《道德经》一书中也可以找到很多与“无为”相关的语录，如“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我无为而民自化”《道德经》通行本四十八章，五十七章，这里的无为更接近一种形而上的主张，只是一种基本的方法论而已，而非一种实际的政策主张。这在先秦诸子中是一个特例，其他学派都是有具体行为方向与目标导向的，道家没有，只有顺势而为的一种方法论，而与现实一结合，提炼出实际的指导思想的时候，就可概括为“因而不为，损而不施；崇本以息末，守母以存子；贱夫巧术，为在未有；无责于人，必求诸己”《道德经》通行本四十八章，五十七章王弼：《老子微旨略例》在《道德经》中，还有解读无为的另一种方式，“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其实这也与前文并不矛盾，对统治阶级而言，统治的方法是因循，即顺势而动，不强行改革，以传统为主，对百姓是...愚民，充实百姓的筋骨而是他们思想单一，更利于因循无为的政策的推行。

所以我们从历史倒逼学理的过程中，总结出黄老之术的核心即因循无为，但是这仍然是以历史的逻辑线总结出的，而在历史上，法家晚于道家是不争的事实，笔者以为这并不能简单得出道家在法家启发下进行改良的结论，相反，笔者以为更能说明法家出于道家。首先，道家的治国理念先于法家，道德经的成书年限至今仍有争议，但从《韩非子》一书中有的《解老》、《喻老》二文可见，道德经的主旨思想在韩非之前已经成型，至少因循无为的思想已经存在，因循的核心是继承前人的传统，是为能够无为而治建立基础，那么无为是所有人都能垂拱而治吗？并非如此，《庄子·外篇·在宥》就在文末讲道，“何谓道?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与人道也，相去远矣，不可不察也”，君臣异道的观点在此时就已经成型，也就是说，道家是认可统治者或执政者以天道，无为之道行事的，而对于人臣，则是由为而非无为法家、黄老之学与君王南面之术，于是就会有一个清晰的问题出现，再有这样的先例传统的情况下，自然可以因循，但是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呢？怎么样让君上能够南面而治，商鞅所推崇的法就呼之欲出了。另外，既然君臣异道，怎么让臣子恪守本分，申不害的帝王心术，慎到的权势说就应运而生，所以在最早的《庄子·天下》中，“公而不党，易而无私……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彭蒙、田骈、慎到闻其风而悦之。”会将这些人归为一类，因为他们确确实实属于提倡无为而治的人。此外，《道德经》中“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的思想主张，也由此开了历代法家愚民政策的先河，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其后的独尊儒术再到之后清代的文字狱，思想控制这一条主线就在历代专制统治中被一脉相承下来。而在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同时，在开始对思想进行控制的时候，自然也不会忘了“王霸道杂之”，其目的并不是真的推崇儒学，不过为了服务于专制时期的中央集权，此时就已经完全落入了法家形而下的具体操作手段。但是探究其本质，核心仍然是因循，不过是为了顺承前朝的封建专制下唯我独尊的权力。所以在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的趋势一直在加深法家、黄老之学与君王南面之术，到了明代，皇帝可以36年不上朝，也是将无为发挥到了极致。

结语所以在专制时期，为了强化皇权，历代皇帝都在承袭前朝的权力，都在试图将权力稳固而持久的传承下去，在这个基础上，法家思想成了这种操作的最佳选择。而试图进行集权的努力其核心又恰恰与“无为”、“因循”巧合的重叠在一起，催生了法家形而下的实际政策主张，逻辑虽然一致，却让历史走向了它的反面，也许可以成为马克思所说的“异化”的一大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