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谈治学）徐波：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讲师

编者按：以“倾听·不一样的哲学世界”为理念，“冰桶挑战“栏目第四期又双叒来啦！由祁涛老师点名，徐波老师接力问答，这次又会向我们呈现怎样精彩的哲学世界呢？本期“周一谈治学”中，我们将特约采访徐波老师，从求学之路、治学心得、青年寄语三大方面分享他的独特感悟。

徐波：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讲师。香港科技大学哲学博士（2014），曾为美国波士顿大学访问学人、浙江大学“海外优秀博士专项计划”博士后。近年来，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等多项国家级、省部级项目，在境内外刊物上发表文章十余篇，其中A&HCI等权威类别刊物5篇。第7届“刘静窗青年教师奖”得主，曾作为团队成员获香港科技大学“全校最优通识核心课程奖”、复旦大学教学成果奖（特等奖）和上海市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主要研究方向为近现代中国哲学、比较哲学及儒佛交涉。

求学之路

Q1、您在校园时期有哪些印象深刻的老师或课程？

我觉得能够当复旦的学生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因为有很多学问渊博、上课又很有特色的老师。比如王雷泉老师的《中国佛教史》、《导读》，陈居渊老师的《清代经学史》，张汝伦老师的《纯粹理性批判》和《论语》以及丁耘老师的《理想国》都是我学生时期个人收获比较大或者印象很深的课程。

至于我印象最深刻的，我想应该是我的导师杨泽波老师。上过他课的同学应该能感受到，杨老师是一位很有感染力、有情怀的老师，据说每年都有本科同学上课时感动到流泪。他平时一心埋头学术，非常低调，比如说起自己的军旅生涯就只是说以前当过兵。后来有一年我去看望师公潘富恩先生，他告诉我杨老师是“不当将军当学者”，离开部队时是大校军衔，放弃了很多东西。而且其实杨老师早年是在全国最精锐的也是唯一一支空降兵部队服役，就是后来汶川地震冒着生命危险跳进灾区的那支部队，对军事略知一二的我知道之后佩服得五体投地。

杨老师常以“儒者”要求自己，而不仅仅是“哲学工作者”。在我看来，儒者与哲学工作者之间的一个差别就在于理想。杨老师身上的理想情怀影响了很多学生。他的学生中，有很多军人，既有从军之后来求学的，也有求学之后再去从军的。记得在汶川地震时，有一位武警班的师兄直接从学校自发赶往灾区支援，他回来时杨老师专门为他接风洗尘。和杨老师接触久了就会发现，他不是单纯的知识讲解和传授，而是一种“传道授业解惑”，将“道”传递下去，将儒家的家国情怀传承下去。

Q2、研究中国哲学的契机以及最吸引您的地方是哪里呢？

比起那些很早就立志学术的同学和朋友，我可能算是“浪子回头”。起初我并没有完全确定自己的志向，一直有意在学术外保留另一条路，会经常参与各类实习，所以在硕士毕业时也面临很多选择。有一些非常好的工作机会，“钱多事少离家近”，另外就是香港读博。当时纠结了很久，最终还是选择了去读博。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打算做的“牟宗三哲学中的佛学思想”是很有意义的一个课题，几乎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如果坚持下去，做出一些小小的突破，前景是很值得期待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在年轻的时候，需要静下心来去做一些真正具有开创性的工作。我现在都特别怀念当年在7楼资料室，一个字一个字地啃《纯批》，啃牟宗三的书，那种真正静下心来钻研学问的经历是非常美妙的。

有时候我也挺羡慕那些从一开始就一门心思做学问的朋友，但后来想想道家小故事大道理，“浪子回头”式的选择也未必是件坏事。因为去外面走过一遭后，你就更明白象牙塔和外面世界其实一样也存在很多诱惑，本质上都是分散你的注意力，让你无法静下心来读书。牟宗三在他的哲学中强调一定要“逆觉体证”，“顺取”的路子是不够的，我觉得很有道理。牟宗三当时也是经过熊十力的“狮子吼”才幡然醒悟，回到中国哲学的路上，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选择是有共通性的。（笑）

Q3、您在香港求学时期有哪些印象深刻的记忆？

回忆起香港求学的时光，虽然也是忙忙碌碌，会被各种推着往前走，但总体而言还是比较闲适和舒心的。港科大有香港最美的校园，也是全世界最美的校园之一，像是一个世外桃源。学校在一片一望无际的海边依山而建，学校里面就有沙滩、礁石，宿舍也都是“海景房”，有时候中午吃过饭，散步到海边，躺在沙滩上看海放空自己，都是非常难忘的回忆。而且香港给的奖学金非常丰厚，假期也比较多，几乎每年复活节圣诞节我和我太太都会出国旅游（周一谈治学）徐波：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讲师，而现在大家工作都非常忙，也不容易凑到合适的时间……

港科大的学制是美国式的，博士前两年需要修读各种各样的课程，还要学习第二外语，之后有一个博士生资格考试，只有通过这个考试才能正式成为博士候选人。资格考试要选择两个大领域（比如我选择的是中国近现代哲学和宋明理学），之后会有一份很长的书单，这里面的书都要看过，据说有的老师会从某个“注”里面寻找考试问题。不仅如此道家小故事大道理，这个资格考试对体力有很高要求，从早上九点考到下午六点，不停地写，把你对这个领域知悉的问题都论述清楚，老师会据此判断你是否对这个领域最基本、最前沿的问题有所了解。所以这个博士生资格考试设计的机制，本质上是先要确认你对一手文献、二手文献有了充足的把握，才可以去做博士生论文的创新。香港读博士没有发文章要求，唯一的要求就是要写好博士论文，要把全部的精力集中到博士论文上，所以我的导师甚至都不鼓励我发文章，他认为博士生更多地需要积累，而不是着急发表。

香港有一个特色就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节点，非常注重国际交流和学校之间的交流。哪怕我们中国哲学，也会看很多英文文献。学部每年会请一些国际顶尖学者过来，而且经常是上一个学期课的那种长期访问，类似我们这个学期请赵敦华老师来给学生上课那种。全香港高校的图书馆都是共享的，我们选课也可以选其他学校的课，各种软硬件条件都比较以人为本，以学术科研为本。

治学心得

Q4、您的研究重点之一是儒佛交涉,您认为这一研究进路能为我们带来何种启示？

前几天上课时，我说我立志做一个中国哲学里面最懂佛学义理，探讨佛学义理时最懂中国哲学的人，这当然是一句有点开玩笑的话。不过也是有渊源和背景的，像我们复旦的严北溟先生，他对儒学、佛学包括诸子百家都非常精通。又比如中国人民大学的石峻和方立天先生，他们也特别强调中国哲学和佛学的“双耕”。今天我们说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究竟什么是优秀传统文化？它不仅仅指儒家，儒释道三家相爱相杀，不断互相碰撞融合，最终才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哲学。未来中国哲学一定是一门开放的学问，而不是走向固步自封。

像我研究牟宗三哲学就特别有感触，因为牟宗三脾气比较大、说话也狠，一般都认为他是比较“硬核”的儒家，但是如果你去看他的《佛性与般若》，去看他的晚期作品，他其实在不断从佛学和道家思想中吸收各种资源，包括对整个中西哲学“判教”的思想，也来源于佛教义理。他认为判教不只是判高低，更重要的是其背后依据和标准的提出。而正是这个依据和标准决定了中国哲学的主体性，更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所以通过儒佛交涉，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哲学更多的切入点。余英时先生曾经批评中国哲学有一个“二度抽离”的弊病——即先从整个历史中抽取了朱熹、王阳明这些思想家，再从他们整体的思想中抽取了“心、性、理、气”等概念，这些概念离当时的历史实景其实已经很远了。如果从儒佛交涉的路径切入，更能好地将儒家思想和中国哲学的丰富层次及其开放性展露出来。

Q5、中国哲学的文献阅读体量相当庞大，您有推荐的阅读方式方法吗？

首先要强调坚持读原典，这是基础中的基础。国学班的不少同学在这方面是做得相当不错。第二点是要在原典的基础上有自己的问题意识，这也是老生常谈的问题。我们常说做论文要以小见大，但如何判断一些小的切入点是有价值的、有必要的、有意义的，就需要更为宏观的视野。所以读文献的时候就不能漫无目的地读，而要带着自己问题。问题意识不是凭空而来的，它可能是读原典来的，也可能是读二手文献来的。从这个角度看，一手文献与二手文献必然是相辅相成的。二手文献能较好地帮助我们凝练问题意识，了解学界的研究现状、前沿问题，或者哪些经典的问题已被讨论过了，然后才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看问题。但是有一点要注意：对待二手文献需要批判的眼光。有一些老师都不太鼓励读二手文献，这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二手文献大都没有经历过历史的考验，很多观点不一定是对的，甚至很多外国汉学家在引用原文时经常会出现断章取义的情况。这些“细节中的魔鬼”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最后，原典要反复读。不同人生阶段读原典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一方面有了更多的人生阅历，另一方面哲学训练的提高也会加深你对原典的理解。

青年寄语

Q6、作为同学们非常喜欢的新老师，和同学们之间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小故事？

之前我在上《汉晋隋唐哲学》时，讲课中提了很多金庸的例子，包括《天龙八部》、《倚天屠龙记》的一些故事，当时下面同学的反应并不理想，因为他们好像都不知道这些故事。我注意到了这个反应，第二堂课我就把例子全换成了《琅琊榜》里的故事，结果这堂课后至少有两三个学生来找我，跟我说：老师，我们还是看金庸的，您的例子还是金庸的好一点……这个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虽然作为年轻老师，多多少少希望和学生没有太大的代沟，但感觉这其实可能是没办法改变的。对我来说，《琅琊榜》这个例子已经算是很新的了，我觉得我已经尽力了，但对学生来说我们还是早就被拍在沙滩上了……

Q7、对同学们还有什么寄语吗？

还是开学典礼演讲时给大家说的，哪有什么岁月静好，无非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要珍惜在学校的宝贵时光。多泡图书馆，少去五角场。

彩蛋问题大放送

其实穿越回去的话，要看穿越到什么时候。如果穿越到牟宗三在北大的时候，我会想点办法，让他不去见熊十力。因为早年他的学术其实受张申府、金岳霖的影响更多，就是因为见了熊十力，熊十力狮子吼了一下，他才转向中国哲学。从此，中国少了一个顶尖的逻辑学家。我比较好奇，如果没有牟宗三，现在的中国哲学研究会是一个什么样态。

如果是晚年的话，我可能会想问——“对于佛学义理，你到底同意到几分”，这是与我自己研究比较相关的问题，因为很多他的学生认为牟宗三还是一个纯粹的儒者，而我认为他到晚年已经是一个比较开放融合的心态了。

最后，我会劝他在香港别租房子了，赶紧买房子吧。

我以前的话，可能会比较坚持杭州话，就像我到今天都还支持杭州绿城足球一样。但是这几年我自己的杭州话也已经退化了，回家之后很多次都被说成发音不标准，这个其实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哲学就是一种乡愁，“乡音无改鬓毛衰”。以前我们的关注点是在“鬓毛衰”上，但是“乡音无改”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普通话多多少少只是一种交流的工具，但是有很多段子很多故事很多韵味，只能用乡音才能表达最贴切的意思。在香港念书的时候道家小故事大道理，我们有一位老师，讲课到关键时英文会自动切换到粤语频道，然后用粤语给我们讲一些最精深的东西。他其实潜意识里是在用乡音进行思考，这可能激发出一种原初的哲学出来。

我和他妈妈基本上都觉得要让他自由发展。他现在就是一个典型的小男孩，拆家里的各种东西。现在小孩子尤其是男生其实能静下来读书的并不多，所以这个概率不大。但是如果万一他走上跟他老爹一样的路，那也没什么，就普通相处呗。我觉得祁涛这么问，可能是因为《孟子》里的一句话，“君子不教子”。因为在教子的时候是要有“势”的，是要有一种威严在的，类似《论语》里讲的“望之俨然”。但是这种“势”的距离感对于父子之间的关系来讲，其实是多少有害于亲情的，所谓“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但是儒家的这种观点和现在比较流行的儿童教育理论感觉有一些冲突。现在的儿童教育理论特别强调父亲一定要参与到小孩的教育当中去，而且家庭的教育是学校的教育所不能代替的。

不过我觉得，小孩乖乖听你话也就没几年……而且等到他长大之后，哲学理论应当已经有一个新的发展，无论是往“哲学+”上发展（周一谈治学）徐波：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讲师，还是向诸如人工智能等方向深化，我觉得到时候能跟上思路就不错了。

采访丨周亦成、周新智、隋艺菲、王伯君

文稿整理丨周新智、傅文嘉、王伯君、隋艺菲

供图丨于明志、王伯君

排版丨王伯君、隋艺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