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独尊到佛道问鼎中国文化的亘古未有之生态格局形成

从儒术独尊到佛道问鼎，中国文化同样经历了亘古未有之巨大变动。中国文化中儒、道、佛三足鼎立之生态格局形成的过程，也正是中国历史由第二次大裂变走向第二次大一统的过程。儒家独尊的时期正处于两次裂变之中间，之前其仅仅作为诸子之一家而行于世，之后又作为三足之一而力扛中国文化之钟鼎。如此看来，我们是否可以如是以为：儒家作为独尊之思想，正是为了中国文化的一次影响千古的历史性过渡?既然可以称之为过渡，那就有两重历史的使命，其一承前，其二启后。所谓承前，即把中国文化发轫之后的诸多先秦思想渊源以及春秋战国期间诸子百家之思想学说，皆收于囊彀，兼而蓄之，以便大而化之。作为一种主“动”的学说，儒家和主“静”的道家一起来经受这一伟大的过渡，因而，道家和儒家一样，在整个中国文化的历史上担负着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

三论宗把践行儒家的纲常名教看作是获得解脱的必要条件，华严宗扬言释迦牟尼及其弟子出家是为了尽孝道从独尊到佛道问鼎中国文化的亘古未有之生态格局形成，禅宗则干脆拆除了世间和出世间在修行方面的樊篱。[14]所以，“只有禅宗可以流行下去”，就是因为“禅宗不仅适合于中国的理论，而且合乎中国的习惯。当初禅宗本须坐禅，到后来连坐禅也免去了”。[15]禅宗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佛教的成熟，也标志着佛教儒学化的最终完成。这一点的历史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到了宋朝，(禅宗)便完全变成中国本位理学”，因此，“犹之说南北朝的文化特点，恐怕隋唐佛学也不会有这样的情形;没有隋唐佛学的特点及演化，恐怕宋代的学术也不会那个样子”。[16]故而，从儒术独尊到佛道问鼎的这次呼吸，使得中国文化的生态格局得以形成佛家文化，从而出现了中国文化两千年之久的三足鼎立局面，并且三家之言逐渐浑然一体，互为犄角，确保中国文化的稳定与传承。

三、方向的选择：从三足鼎立到西学东渐的这次“呼吸”，使得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面临选择，从而使中国文化的未来出路充满变数。

西学东渐的问题是近、现代中国社会中一直存在的一个重大历史问题，也是一个一直让当代中国社会困惑不堪的复杂现实问题。说其重大，是因为西学从16世纪中叶大规模地传入中国至今虽历经五百余年，可仍未能够与中国文化形成良性的互动，进而生成新的、引导中国文化未来发展方向的文化形态;实现中西合璧，这不能不说是世界文化发展史上的一次千古契机。说其复杂，是因为在这500年间西学先后对中国文化进行了两种截然对立之形式的扩张，即和平的渗透和暴力的入侵。这不仅破坏了中国文化自身的“新陈代谢”功能，而且导致了中国文化对自身和西学的严重误读，即对中国文化的一味否定和对西方文化的盲目推崇，所以，从三足鼎立到西学东渐的这次“呼吸，使得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面临选择，中国文化的未来出路充满变数。

“五四”时代的思想运动，是中国人自鸦片战争以来主动引进西学长达80年后国易堂，在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均归于失败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一次对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的反思，[20]其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于现代化生活的格格不入造成了中国失败，因而需引进西方文化之民主与科学精神，彻底批判和改造中国文化。中国人何以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对中国文化的超越性“逐渐失去了信心，特别是对中国文化是不是还具有自我超越的能力，抱着十分怀疑的态度”?[21]根源在于鸦片战争给中国造成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即民族危亡。中国人在“救亡”心情下要求以西方“真理”来彻底而迅速地改造中国。康有为在上书里写道：“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

(一)“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改造局面，就在这种境地上求我自己的满足。……他所持应付问题的办法，只是自己意欲的调和罢了”;

(二)“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为其根本精神的”，“遇到问题都是对于前面去下手，这样下手的结果就是改造局面，使其可以满足我们的需求”。[25]也可以说，中国文化是守成的文化，西方文化是开拓的文化。所谓守成，必然得具有保持稳定的特征与功能;所谓开拓，必须得有不断进取的特征与功能。中西文化不同的特征与功能，表面上看去泾渭分明难以调和，而实质上则是对立统一相得益彰。中国文化之于西方文化，犹如印度佛教之于儒家文化，意在形成内敛性，使其在运动的同时能够意识到自我何以运动及有何意义，以免在行进中误入歧途。

下面小编介绍一篇历史文化期刊：《炎黄春秋》

版权信息编辑主管主办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编辑出版：《炎黄春秋》杂志社社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邮编：)出版周期：月刊出版日期：每月4日国际标准刊号：ISSN 1003-1170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邮发代号：82-507定价：10元[1]

儒家文化已经有了500多年的历史了，这期间儒家文化跨越了春秋战国、秦朝、大半个汉朝，这期间中国历史经历大分然后在大合这样的时期，儒家文学见证了这样一段历史时期，因此儒家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中国文化是一个复杂的集合体，而非任何意义上的单纯的文化构造。从地域上讲佛家文化，中国文化依托中原文化，吸纳北方草原文化、南方荆楚文化等地方文化积聚构造而成;从内容上讲，中国文化立足儒家文化，兼蓄道、法等百家诸子之说以及后来由印度传入之佛教等不同流派融会贯通而生。中国文化之所以成其大者，由一局部而遍及整个东亚及东南亚，是由于中国文化在发轫之初就具有“动如脱兔，静若处子”般自修练达的功能。这种功能就是在《周易》思想滋润下的动态平衡观，使得“真正的中国人有着成年人的智能和赤子之心”。

一、基调的确定：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的这次“呼吸”，使得中国文化的主题思想得以确立，从而确定了中国文化的基调。

这正是孔子主张“礼治”的重要目的和集中体现。《易传》说：“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3]受此启发，孔子将周礼平民化，进而使之适用于社会大众。孔子的伟大并不是因为他主张“礼治”这一点，因为他的这一思想大多承袭自周公。孔子的伟大恰在于他又特别提出了“仁”的思想，并认为仁是礼的核心，没有内心的仁，礼乐都将失去意义。

正是基于这种对仁与礼的信奉和对信的强调，孔子的思想具有着入世的显著特征。孔子社会思想虽与宗教社会思想一样都具有社会整合的功能，但是孔子思想却没有一般宗教轻视、贬低世俗社会物质生活的倾向，也没有厌弃人世而力图逃离世俗社会生活的想法，孔子的思想，始终是一种入世的人生教训，而不是出世的宗教。孔子思想的这一本质特点，成为其后两千多年儒家思想的共同本质和基础。

中国文化在战国末年就开始随着政治局面的统一而出现了“百川归海”的迹象，但这一迹象也经历了艰难的过程。首先即是以儒家为首的百家学派受到了以法家为代表的所谓统治思想的扼杀。秦国国君数代尊崇法家锐意革新并最终实现国富民强而一统天下，秦始皇更是听信李斯之言，企图杜绝天下不同之言论，对法家之外的不同学派及其思想主张一并打压钳制，于是就有了令人发指的“焚书坑儒”。

在生产力发展到使得封建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得以形成和巩固的时候，封建统治者要求思想文化界的统一是必然的。政治的封建统一是一种历史趋势，思想的封建统一也同样是一种历史趋势。思想的统一从秦始皇、李斯时期开始，至汉武帝、董仲舒时期基本完成，成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界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当然，董仲舒之所谓“孔子之术”并不是对孔子学说的简单翻译，而是对孔子之学根据时代的需要作了很多新诠释，并糅合了其他各家思想，特别是阴阳家的思想，被董仲舒所吸纳佛家文化，形成了他的一套以“天人合一”为宗旨的神学思想体系。[8]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不仅对此后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还规定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确立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基调，即以儒家思想为主轴、其他思想为辅轴的文化发展模式。因此说，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的这次“呼吸”，使得中国文化的主题思想得以确立，从而确定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基调。

二、格局的形成：从儒术独尊到佛道问鼎的这次“呼吸”，使得中国文化的生态格局得以出现，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化三足鼎立的局面。

所以，中国古代哲学又可以称之为“会通之学”，它的基本表现，就是它善于相互辩论又相互吸收，既能看到其他学派的短处，又能看到其他学派的长处，既能坚持自己的理论原则，又能克服自己理论的缺点。受此影响的中国文化从独尊到佛道问鼎中国文化的亘古未有之生态格局形成，无论是对待内部不同学派的观点主张，还是对待外来异质文明的思想教旨，它最终都能以宽容大度的态度来开展交流，达到共容共处。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虽然这主张有力地巩固了汉帝国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但是这对以后的中国历史及中国文化的负面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甚至对儒家思想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如此僵化和异化了的经学，逐渐失去了控制人民思想的功能，伴随而来的批判以及地位的动摇，也就不足为奇了。东汉末年的社会动荡，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分裂，使儒学特别是儒家经学失去了“独尊”的社会条件。儒学能否适应新的社会现实，如何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存在与发展，已成为当时儒学以及整个思想界面临的新问题。儒学既已难以独尊，于是就出现了自百家争鸣之后八百年未遇之思想活跃、百家会通的又一新局面。

由此可见，佛教最初借助于道家立足中国，似乎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在南北朝时期，随着道家思想地位的提高和佛教与儒家思想接触的频繁，“佛教学者们就力求从形式上的‘化’，深入到内容上的‘化’”，“玄学盛行，佛学也就逐渐与玄学合流，史呈‘佛玄’时期”。随着玄学的没落，佛学也就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存在方式，隋唐时期，在新儒学思潮的推动下，佛教各宗派相继建立，从此实现并完成了佛学的中国化，即儒学化的过程。佛学的儒学化，不是过去那种依附式地“化”，而是从形式到内容上与儒学的融会贯通，是儒佛的一体化，用儒家的心性说改造了印度佛教的佛性说，把佛从外在的偶像，变成了人的内心信仰，特别是禅宗提出了“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的著名思想，强调身外无佛，我就是佛，把自己看作是与佛平等的人。这正是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佛教的最大特点，突出了个体意识。这种重视人的主题思想，恰恰反映了儒家学说的精髓。[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