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北京地区哲学专业研究生学术论坛从中西文化思想的比较谈中国文化的出路

2008北京地区哲学专业研究生学术论坛论文集从中西文化思想的比较谈中国文化的出路一兼论现代新儒家的文化主张耿慧娟(北京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北京，)[摘要]中西文化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从总体精神上相较而言，中国文化是人文的， 而西方文化则是科学的。本文从中西方哲学，中西方文化、中西方社会秩序进行了比较说明． 同时指出现代新儒家在中国文化现代化建设问题的基本主张是“以人文价值统御科学成果” 并指出中国文化要发展必然要求融合西方文化，达到器物文化、制度文化、扣观念文化的协 调发展。．[关键词]现代新儒家中国文化文化主张人文主义科学主义有不同的文化就有交流，历史上文化交流一直是丰富多彩的，在全球化时代，文化交流 更成为人类活动的一大风景。不同文化进行交流中必然产生一定的碰撞或磨擦。文化比较研 究就成为一门科学或学问。中西文化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代表， 西方文化以美国为代表。我们了解西方文化、认知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以有助于我 们的吸收与发展。 一、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中西文化比较，可以以各种基点出发论其异同，但“论文化必重观其大，且必视其所以 相较者以为言，否则，无文化精神之异同可论。

’’‘”从总体精神上相较而言，中国文化是人文 的，而西方文化则是科学的。在这里，人文和科学都取其广义，人文取艺术、道德伦理，科 学则概指科学、法律。人文与科学的差别就是中西文化差别的根本所在。当然这并不否认中 国人文文化中含有科学性，西方科学文化中含有人文性。“艺术的精神是借着具体的意象， 传神活现，画龙点睛地表达一己的感受或价值判断，目的是价值的欣赏和创造。”“科学的精 神是借着抽象的符号，利用分析的和实证的方法从而对事物做理智的了解，目的在寻求真 理。”‘2失于这一点，美籍华人教授吴森在《中西道德的不同》尤其是在《从“心理距离说” 谈到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一文中有较深的说明。择要概之：“艺术品的内容可以不必合理， 也可以不必根据事实”，而“科学的题材一定要合理化和根据事实”：艺术的基本学习方式是 模拟典型作品或自然人物，而科学的基本学习方式是遵从定义、法则及程序；艺术的方法是 靠直觉与想象，而科学的方法是分析的、实证的。中西文化精神的差异可以通过哲学、科学、 艺术、伦理表现出来。 二、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一)中西哲学的不同哲学的目的是求善、求无限。中国哲学以儒家哲学为中心和代表。

“儒家所研究的对象 是追求事物的天理。”但“儒家哲学求知天理佛家儒家道家文化对现代的影响，不在于求知事物的最高事理，而是在求以天 理达到人生之道，使人成为君子圣人。因此儒家哲学的研究对象是生命，是生命之道。州”“生 命之道”意含生存之道、生活之道，故之2008北京地区哲学专业研究生学术论坛从中西文化思想的比较谈中国文化的出路，中国哲学有人生哲学之说。不仅儒家哲学，道家 和佛家哲学也讲生生之道。老庄从形上之道追求到人生之道，“道法自然”人也该法自然， 庄子以人的本性合于“道”而达到永恒的快乐；佛教哲学为宗教信仰的一部分，由唯识修行 到得道四大皆空，到涅磐而达到常乐我静境界。中国哲学研究的对象为人生，是在精神生活2008北京地区哲学专业研究生学术论坛论文集 上“使人达于大人合一，或与道或与真如的合一”，如《易经》经由八卦推测人事吉凶。《中 庸》谈人性，“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宋明理学主敬静为修身之道，使人心能明天地之 仁，合万物为一体。西方哲学的研究对象也在于求知事物之理，但这事物之理为事物存有之理而非事物生存 之道，因此西方哲学的研究对象为追求物之理、求知真理。然而西方哲学大多研究抽象的本 体论如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说……康德的绝对观念等等。当然也要承认西方存在主义注重人的 精神的一面，但影响较小，不占主导地位。

而且中国哲学的研究不用分析研究方法2008北京地区哲学专业研究生学术论坛从中西文化思想的比较谈中国文化的出路，而常用文学家的方法。文学家的目的在于求文 章之美，多用比喻、铺排，所以中国的文化中修辞学和章法学很发达，而逻辑学、实证方法 则欠发达。而西方哲学所用的方法则多用科学家的方法，界定概念，分析实证。因而归纳法、 演绎法等科学方法较发达如圣多玛斯在他的神学集成里，对于每一个问题都有严密的界定， 前后一律。总之，中国哲学是人生哲学，人文哲学，注重实际人生，这一点在儒家哲学有鲜明体现。 而西方哲学则在于形上学、认识论，相较于中国哲学，和实际生活不相关联。概而言之中国 哲学表现的多是人文精神，西方哲学表现的多是科学精神。 (二)中国文化的艺术性与西方文化的科学性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疏于科学知识。与西方相比，中国古代几乎没有自然科学。中国历 史上虽有不少科学的发明，但未形成像西方那样有意组成系统并且大规模推进的科学研究工 作。中国的天文学、数学、医学都停留在直观水平上，且服务于实用的目；但又不是应用于 生产实践，而是应用于占卜和迷信活动，如指南针成了风水先生最好的工具就是明证。但从 另一方面讲，中国之科学则富于艺术精神。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批判》中指出：“凡是 中国的学问大半是术而非学或说学术不分，离开园艺没有植物学，离开治病的方法没有病理 学，更没有什么生理学、解剖学。

”此说固然有失偏颇，但也很启发我们。中国固有科学中 的医学≯．其诊断之法有望闻问切，而把脉尤为最重要。医生之号脉，乃是以其生命之振动与 病人的生命发生共感作用之一直觉的诊断法。此法实类似于艺术之移情活动。又如中国名扬 四方的拳术，实是一种体育学；但是中国之拳术运动，多曲线运动，其回互往复、周旋进退， 实近乎舞蹈艺术，如太极拳等。又如中国古代历法，逐渐与音律学之学合一，故称为律历。 古所谓以十二律之管测气候之变化，即是以音乐之眼光观察宇宙之运行。中国动植物之学， 成欣赏花鸟之学，亦源于此。中国政治经济法律之学，古皆统于治术名辞之下。治术之本， 如制度之立，根于道德原理；而治术之运用，所谓默观风气，体合物情，见几而作，动合无 形。皆一种善于移情于物，与物俱往佛家儒家道家文化对现代的影响，游刃于虚之艺术精神中。㈨西方以幸福主义、个人主义为价值目标，这需要科学技术来保证，所以西方人重视知识， 推崇理性，弘扬科学，热爱真理。胡适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中说：“西洋近 代文明的精神的第一特色是科学。科学的根本精神在于求真理。”古希腊文化是西方文化的 源头。古希腊文化有二精神：一为阿波罗精神，一为狄俄尼索斯精神，两者共同构成了希腊 科学的根源。

前者是米利塔学派及德谟克利特派自然哲学的源头；后者则是毕达哥拉斯学派 的数理哲学的源头，这一派尤其促进了几何学的发展。整个西方一直有科学的传统。很重理 性的希腊人有“爱智”的训诫，甚至把以知性活动求得真理认定为最高幸福。斯多葛派以理 性发现自然律之普遍性，用之于政治社会，遂有自然法观念，后世遂有罗马法；法律亦成了 西方社会传统。近代西方培根又提出了“科学就是力量”的响亮口号。而另一方面，如果说 中国传统科学充满了艺术精神，那么西方的艺术则充满了科学精神。如西洋画重貌似，重明 暗，重远近之景观，所会物象，形界分明，如可握持，几乎科学家观测实物之精神。文学中 多写实主义、自然主义，对现实做详尽、细密刻画，其根本精神为科学的。北京地区哲学专业研究生学术论坛论义集 (三)中国重伦理教化(秩序)，西方重法律约束(秩序)以自给自足的血缘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中国宗法社会，以家族扩大为国家，形成家国 同构的局面。血统联盟构成生活制度的基础，而血统联盟得以运转不是依靠法律制度，而是 依靠以血亲意识为主体的礼俗习惯。在家族性的社会结构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一根情感 的链子连接着，治理这样的社会最好是经由教化。

梁漱溟说：“中国社会秩序靠礼俗，不像 西洋之靠法律。靠法律者，是在权利义务清清楚楚，互不相扰。靠礼俗者，却只是要厚风俗。 在民风醇厚之中，自然彼此好好相处。’’‘”所以古代中国，中国文化主要探讨自己行为的规范， 而非对自然的了解，重视的是善的问题，而非真的问题，是人伦的问题而非自然的问题。道 德学是显学，其他学科大都以其为起点和归宿。政治要为政以德，如《洪范》讲“正直、刚 克、柔克”三德；《周礼·大司徒》以六德六行教万民：知、仁、圣、义、忠、和，孝、友、 (渊)、任、恤；《大学》讲三纲八目，《中庸》讲五达道、三达德；师氏以三德三行教国子； 保氏以六艺教国子；大司乐以乐德教国予。盖“政治之大端为教育，教育之大端为礼乐，刑 法则所以弼教而辅礼，礼施未然之前，法禁已然之后；圣哲在位，以身作则，而民皆化之； 其政治重在养成道德人格，纠正不道德之行为；故日：‘政，正也，政所以正不正者也。六 政谓道、德、仁、圣、礼、义也。是伦理外殆无所谓政治。’’‘。因此之故，在中国传统社会里， 中国有树立楷模的传统，中国人也很信奉榜样的力量。孔子在《论语》中没有一条戒律，却 留下了行为的典范。司马迁的孔子世家一开头便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 往之。

”孔子不鼓励为政者颁布政令，但鼓励以身作则，给人民一个道德行为的楷模。他说： “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君子之德风，小 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蔡元培说：“我国以儒家为伦理学大宗。而儒家佛家儒家道家文化对现代的影响，则一切精神界 科学，悉以伦理为范围。哲学、心理学，本与伦理学有密切之关系。我国学者仅以是为伦理 学之前提。其他日为政以德，日孝治天下，是政治学范围于伦理也；日国民修其孝弟忠信， 可使制梃以挞坚甲利兵军学范围于伦理也：攻击异教，恒以无父无君为辞，是宗教范围于伦 理；评定诗古文辞，恒以载道述德眷怀君父为优点，是美学亦范围于伦理也。我国伦理学之 范围，其广如此，则论理学宜若为我国惟一发达之学术矣。’’‘”西方文化以个人为本位、个人主义为基点，以幸福主义为目标。但个人主义、幸福主义 没有监督和制约就可能走向极端。为保证社会整体价值目标的实现，西方选择了法律。西方 一直有法律的传统，西方传统认为社会是经由自然法、契约自由组合而成的。《罗马法》、“社 会契约论”等等极大影响了西方社会。只有在法治原则的规范下，个人奋斗求得的幸福才是 合理的，在西方社会，一切都受法律控制，靠法律调节，依法律办事。

法律具有绝对的权威， 政治权利也被纳入到法律的监控之下。在西方，民告官是很正常的，即使是总统也得遵守法 律。当然西方也讲伦理，也有道德自律，这一点不仅依靠宗教信仰(如80％的美国人信仰 基督教，基督教宣扬人弃恶从善)，但更多的是依靠长期形成的守法意识、守法精神。苏格 拉底被雅典法庭判处死刑，尽管有机会逃跑，但还是选择了服从法律，并作了三点解释：一、 假如人人都破坏法，法将根本不存在；二、法与个人之间有相互的责任，既然个人受惠于法， 当然就不能在不称心时就反叛；三、每个人都得对自己的自由意志负责，自己既然从青年时 代起就自由地选择了一生生活在雅典，就表明自己信守其法律。近代西方更是自觉地把接受 法律的惩罚当成犯人自由意志的必然要求。诚然，传统中国也有法律，班固说：“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罚。”(《汉书·艺文志》)， 《管子·任法篇》说：“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韩非子·难势》：“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 势则乱。”但是与其说他们提倡法律，不如说提倡刑罚。著名教授黄建中先生有言：“礼施未 然之前，法禁已然之后。”中国的法律只是作惩治犯罪的刑法，法律对人民是被动的，守法 是消极的，人民并无什么法律意识。

确切地说中国传统的法律只有惩治犯罪的刑法，而无一 北京地区哲学专业研究生学术论坛论文集 部独立丁．刑法、保障人权的正式的民法典。“法律这样东西，它儿乎可说没有。其自古所谓 法律，不过是刑律，为礼俗之补充辅助，不得已而用之，传统思想，贵德而贱刑，强制力在 中国是不被尊重的。它知识迫于事实不能不有之，乃至不能不用之。然论其本旨，则是在备 而不用的。事实上亦很少用。””’ 三、中国文化的出路中国文化的总体精神是人文主义的，西方文化的总体精神是科学主义的。但国家要发展， 社会要进步，西方文化不能仅只依靠科学与法律来维持和发展；中国文化也不能仅只因循旧 的艺术与道德之路来成长。中国社会要发展，中国文化也要发展。那么传统中国文化的出路 在那里呢?现代化是中国的必由之途，也是中国文化的必然出路。(一)现代新儒家的文化主张现代新儒家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问题上，关于文化建设问题的基本主张是“以人文价值 统御科学成果”，无论中国或外国的文化建设概莫能外。现代新儒家一般将文化分为物质文 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个层面，并承认这三个层面对于人类生活各有其意义。他们认真 对中西文化坐了对比和研究。

看到了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发展了科学技术，在征服自然方面取 得了相当的满足；同时也注意到西方文化“科学与入文之间的不平衡”，即西方在发展科学 的同时，却忽视了人的精神价值，忽视了人对于价值理想的追求，从而导致了人文精神的失 落，或这说“道德的迷失”，“形上的迷失”。他们认为西方社会自然环境的破坏、人际关系 的紧张、犯罪率的上升、精神危机的出现等所谓“西方之自毁”，都和科学与人文的不平衡 发展有关。总之“今日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既是科学与人文之间的不平衡”，要解决这个问题 就必须“以人文价值统御科学的成果’’‘∞他们认为“中国文化是在非宗教世界中，惟一强调 人本身修养的文化”叩，而这一点主要是传统儒学对于人的道德修养的强调决定的。因此， 现代新儒家认为，使“儒家式的人文主义”——以道德为本位的人文主义——在现代社会生 活中作为价值准则而发挥作用，就能够避免科学与人文不平衡的危机。西方文化要学习东方 文化i’特别是中国文化注重精神价值的取向。“现代西方人应该引导群众在人生奋斗中走向 较高尚的水准，以明了并理解精神价值。”仰西方文化虽有“方以智”的科学精神，但尚需从 中国文化汲取“圆而神”的人生睿智，才能使科学和人文都得到发展。

就人生智慧、人生修 养而论，全世界的文化都应走“中国的路，孔家的路”∞。中国的文化建设应当适应工业文 明的需要，适应现代化的需要，从儒家的“内圣之学”这个中国学术文化的本源大流，开出 科学和民主政治的“新外王”。他们认为中国文化是个“病人”，牟宗三说：“从知识方面说， 它缺少了‘知性’这一环，……从客观实践方面说，它缺少了‘政道’之建立这一环。”曲 也即是说缺少知性的科学和近代的民主制度。而儒家传统的心性学是中国文化的本源与大 流，“中国之学术文化，当以心性之学为其本原”，“此心性之学，乃中国文化之神髓之所在” ∞而心性学讲“内圣外王”，现代新儒家认为中国文化精神是自圆自满的，中国“圆而神”的 文化精神在本源上内涵着西方“方以智”的文化精神，出现中国文化的弱点只是由于历史的 原因其蕴涵的内在精神尤其是科学与民主精神发育缓慢而没有到位。传统的内圣外王并不 错，问题在于，不仅“内圣”而且“外王”历来过于注重伦理层面，却在科技层面大为欠缺。 因此为中国“治病”之途就是“纳方于圆”， 从儒家“内圣”之学开出“新外王”，即近代 的科学技术和民主制度。他们认为只要做到这一点，中国文化就会健康发展。

现代新儒家在开出新外王，发展科技和民主的同时，还注意“融汇西方新潮，挺立自家 传统”，即在试图吸纳西学，使中国文化产生工业文明的同时，使中国文化保持固有的精神 价值取向，实现科学与人文的统一。任何文化形态、社会学派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时代背景下，适应一定社会阶层的需 要产生的，在内容、结构、功能等方面都有时代性，并能在当时的社会显示发挥作用、产生北京地区哲学专业研究生学术论坛论文集 影响。现代新儒家及其文化主张也不例外。我们不能否认现代新儒家的历史攻击，他们的文 化主张是符合历史攻击的，是适应历史发展的。更何况他们是为中国文化“治病”，为中华 民族图生存与发展呢?现代新儒家的文化主张对我们很有借鉴意义，在今天也很有现实意义。但“现代化不 能从内圣之学方面去讲”蚴。由于他们在内圣与新外王之间过分注重内圣，注重精神文化的 价值，强调几乎完全遵守传统儒家的成德之教，修身养性，塑造人格，实现其道德价值；并 把传统“内圣学”升华到了超越时代，超越社会形态的“恒常之道”、“恒常之理”。这不仅 从理论上看是不符合历史主义的原则；而且在实践中，当民族文化因深刻的社会矛盾而出现 危机时，当它与同时代的先进文化形态相比在物质层面与制度层面一十分落后时，宣扬精神 层面的作用，无疑是行不通的。

况且由于认为中国文化“圆而神”，他们主张的“返本开新” 的深层本质实是“由中国文化精神之圆中，化出方来”。主张返本开新即是回归到儒家的道 统，以“道统”、“政统”为前提开出科学与民主之新，势不可行。现代新儒家所主张的新外 王如何开出成了极难落实的问题。(二)中国文化的出路中国的文化出路在何方?毫无疑问，从广义的总体文化精神上说，中国文化要实现由人 文主义单向发展转化为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双响平衡发展，在现当代尤其要强调科学主义 的发展。从狭义的文化既观念文化的角度来看，当代中国文化要实现由传统伦理精神向现代 民主精神、法治精神的转向。具体来讲：第一、由于中国文化的弊病在于缺少“知性”，所以首先要大力倡导科学精神，重视发 展科学技术，普及科学知识；同时要继续高扬现代人文精神，提倡人文关怀，重视人文学科 的建设．但决不能使当代中国文化分裂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极。第二、既要大力发展经济建设，又要强调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文化的“政道”不足，就 要学习西方民主政治的优点，促使中国制度文化的发展。只有这样，经济建设与政治体制改 革才会协调发展，中国文化才会正常发展。第三、要重视法制建设，倡导法的精神，培养法权人格；又要强调道德建设，提倡道德 意识，培养道德实践主体。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在铸造法权人格的同时铸 造道德实践主体，以保持文化精神的生态平衡。第四、既要接受外来文化中蕴涵的普世性价值，用以推进现代化事业：又要继承中国传 统文化中富有智慧和价值的因素，从而对现代化的理念作出必要的修正。总之要以开放的心 态，自觉地把全球化蕴涵的普遍性与中国文化包含的特殊性有机统一起来。 参考文献 [1]唐君毅．《中西文化精神之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