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中国的影响作一简要综述

朱科

摘要：自佛教传入中国后，信奉的人群越来越多，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至日用民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魏晋之际，南北朝君臣大多崇佛，佛教几成为当时的国教，对国计民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用。佛教发展中，寺院经济随之兴盛，成为中国中古封建经济的显著特点。伴随佛教而来的文艺和技艺，为中国古代文化宝库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如音乐、诗词、绘画和建筑等，都曾受到佛教的长期影响。中国各地的大小寺院、丛林建筑、信众香火，都是佛教文化融入中国，与本土文化交流发展的力证。现结合学界已发表的研究成果，就佛教传入对中国的影响作一简要综述。

关键词：佛教;文化;融合;影响

佛教传入对中国的影响全面而深刻。余勇在其《佛教的传入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一文中描述道：“佛教思想对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佛教与儒、道思想的融通，成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渗透到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和每个人的思想深处。历代统治者利用佛教维护封建政权的合法性和稳定性，而造反者也不时以宗教为掩护。佛教所宣传的‘因果报应、‘轮回转世等思想，以及戒杀生、尚素食等习俗，对今天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仍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可见佛教对中国文化与社会的影响之广，内化之深。

周清泉先生在《从汉以前中国没有宗教看佛教传入的原因》一文中认为：“儒者对苦难也只有感受不能理解，更作不出解释，甚至连对彼岸幸福的构筑幻想能力，也因‘子不语怪力乱神而萎缩，除了教人回头看过去的圣世王道外，对未来哪怕是幻想的解脱现实苦难的方向与道路都指示不出，满足不了现实对理论的需要。这就给佛教让出了它固有的传统地盘，为佛教传入中国提供了条件。”中国宗教之所以在入汉以后兴起，佛教也于此际传入，是由于“在汉以前中国基本上属于宗法社会，缺乏产生宗教的土壤，因而没有宗教。后来宗法社会逐渐解体，‘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乱世就到来了，现实的无望，使人们纷纷寻求精神寄托，而传统的儒学又如司马迁所说‘迂远而阔于事情，不能给人以精神上的满足，所有这些，为佛学东来提供了条件。因此，佛教在西汉以后传入中国是由中国的社会文化因素决定的佛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在当时是有一定的社会意义的，后来儒学大量吸收佛学理论，就是有力的证明。”这一论证从社会政治环境，文化根源上分析了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传入的历史背景，而且指出了佛教传入对中国的现实意义。

同样，盖晓明先生认为佛教之传入中国不是一个偶然的文化事件。他在《佛教传入中国的内在原因之初探》中表示：“从根本上说，人们之所以需要佛教，正是因为曾经产生过老子、墨子、孔子、庄子、韩非子、荀子等文化人杰和道、墨、儒、法等相应学说的中国固有的文化土壤，还需要输入和补充某种原先所不曾有过、或相当稀缺的精神因素，使生存于这块文化土壤中的人们在精神寄托和文化发展方面建设起健全的文化构架。”他从内在探讨了佛教传入中国，并为社会各阶层逐渐接受的原因。佛教的传入，补充了汉以来中国人民精神信仰的缺乏，适时地为中国人提供了一种完整有效的精神寄托与追求，弥补了中国人信仰与思辨上的一塊空白。并持续对中国社会产生广泛而深入的影响，涉及到从生活到艺术的各个领域。逐渐内化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以自然成熟的面貌展现在世人眼前。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和内涵。

佛教对美术、建筑的影响

佛教的传播过程只有伴着三宝齐全，方能够完整传入一地，传播开来。佛教的教理、经典、佛像、法器和印度传法高僧，都千里迢迢跋涉东来，生根扩散。这一进程中必然需要修建佛寺，安置经像，创作佛画。势必对当地原有的建筑与绘画产生影响。因此，李小荣、马晓坤在《佛教传入与中国美术》中认为：“佛教传入，首先引起了美术创作队伍的变化。此前的美术创作基本上是由工匠（画匠）完成的，而此后则出现了具有较高文化知识的士大夫画家。”随后列举了孙吴的曹不兴，两晋的张墨、卫协、顾恺之、戴逵、王广等一大批著名画家。他们的绘画作品都涉及佛画的创作，在当时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并认为：“晋明帝司马绍以帝王之尊绘制佛像，更是极大地推动了佛教美术的发展。而建寺造像、依经图变以求福报的民众心理则为佛教美术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社会契机。”朱雅辉在其《试论佛教中绘画和石窟的传入对中国艺术的影响》中也指出：“佛教对我国艺术影响最大者，始为绘画，而其广大与雄健之表现则为建筑，故在绘画及石窟两方面，实可代表佛教艺术之雄姿。”佛教的传入给中国美术带来了全新的内容，极大地丰富了人物群像的塑造。异域风格的创作技法、构图、理论别出心裁，题材上更是出现了变相画、经变画、供养人画等类型。至唐朝而臻于繁荣，出现了吴道子、张孝师、卢伽、皇甫轸、尹琳等一大批杰出的美术绘画大师。他们创作的大量作品，遍布于唐帝国的梵宇佛刹，引导教化了无数的民众。《唐画断》即谓吴道子画“地狱变”，“都人咸观之，皆惧罪修善，两市屠沽鱼肉不售。”而佛教人物造像的琳琅满目、姿态各异，佛、菩萨、罗汉的宝相庄严、神通广大无不引起善男信女对佛国清净世界的向往。至今佛教美术依然是民众宗教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观音、弥勒画像造像于千家万户随处可见。对于文人士大夫而言，更喜欢禅宗的潇洒写意，机辩风流，双方互相“投其所好”。由唐代诗人王维开创的文人水墨写意画，洋溢着盎然禅趣，发展至今佛教对中国的影响作一简要综述，名家辈出，长盛不衰。佛教美术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不同流派，推动了中国美术的元化发展。佛教对美术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而佛塔成为佛教建筑的代表。塔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的工匠将其原有的覆盆式造型与中国传统的楼阁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式的佛塔，誉满海外。此外，佛教石窟也在中国发扬光大，蔚成景观。

佛教对音乐的影响

田青《浅论佛教与中国音乐》研究了佛教音乐的传人和对中国的影响。说明：“禅宗兴盛之前的中国佛教，很重视用音乐来开导众心的作用。把音乐视为弘扬佛法的舟楫，宣传法理的利器。”慧皎所著《高僧传》，即专门辟有“经师篇”与“唱颂篇”，在其十大门类中占据其二。可见佛教对音乐的重视和对音乐辅助传教功能的运用。佛教音乐传入中国之后，在其教义影响下的中国化历程，为中国传统文化造就了一方独特的音乐禅境。

邹雅秋《北魏汉译佛经中的音乐史料研究》系统论述了汉译佛经中的音乐史料，认为佛教音乐推动了我国音乐的世俗化和音乐编排体系的发展，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佛教音乐体系，肯定了佛教音乐对丰富和完善我国的音乐体系的伟大贡献。

金文达《佛教音乐的传入及其对中国音乐的影响》论证了佛教思想对中国音乐的影响，并从乐理的角度阐述了佛教元素对中国音乐发生影响的形式和过程。

佛教对文学的影响

张荷、赵立敏、詹王镇发表的论文《论佛教与中国古典小说立意、取材及创作技法的特质呈现》阐明：“在立意上，中国古典小说经常援引佛教义理作为其主题思想，意在说明因果报应、命中注定、生死轮回之类思想，从而达到劝世或传教的目的（大多数情况下劝世和弘教的目的不可截然两分）。”并认为中国古典小说将佛教神话传说作为最为重要的素材来源之一，六朝志怪小说创作也从中吸取了养分。佛教还为中国古代文学体裁增添了新的品种，丰富了文学类型，如同时满足佛教传播和民间娱乐需要的变文。

李慧在《佛教对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的影响》中分析了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文心雕龙》的语言特点，发现了不少佛教用语。例如“体性”，“圆照”“圆通”等等，她通过对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用词的分析，肯定了佛教对《文心雕龙》的语言的影响。另外在结构逻辑和方法论上，也体现出了佛教的因明学、成实学和折衷思想。由此，她得出一个结论：“刘勰及其创作的《文心雕龙》与佛教存在着相当密切的关系，佛教对刘勰及《文心雕龙》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张雯《佛教传入对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影响》一文中提出佛教的传入对中国文化是一次补充。给中国文人的思想意识和思维方式带来了新的内容，而翻译的佛典也带有很强的文学性质，有些佛经既是佛典，也是文学作品。佛教作为外来宗教，其中的新思维、新方法给中国文学带来了活力，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张晓华先生在其专著《佛教文化传播论》中写道：“它填补了汉代儒学衰落所形成的思想空隙”，“弥补了汉文化形而上领域缺失和彼岸世界图景模糊两大缺陷”。国学大师王国维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中说：“佛教之东传，适值吾国思想凋敝之后。当此之时，学者见之，如饥者之得食，渴者之得饮，担簦访道者，接武于葱岭之道，翻经译论者，云集于南北之都佛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自六朝至于唐室，而佛陀之教极千古之盛矣。此为吾国思想受动之时代。”可见，佛教对中国人的思想影响之大。佛教的传播过程中伴随着自身的中国化，使中国文学创作展现了新面貌，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比如禅宗为中国文学尤其是诗歌增添了新的表现元素与方法，促进了诗歌语言的通俗化、丰富化，以禅喻诗的趣味化等。总之，佛教文化在中国人思想文化中的内化与融合，丰富了诗文创作的形式与内容。孙昌武先生回顾多年的研究生涯，坚定地提出了其独到看法：“在文学史研究中，对于佛教影响和贡献的估计是过低了;文化史研究领域一般也可如是说。”

佛教对哲学的影响

自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定为一尊，百家暗淡，诸子消沉。中国哲学经过灿烂的早期发展之后，很快陷于低谷，无以为继。内部环境的日益固化迫切需要新鲜力量的注入。在史继忠发表的《佛教传入与中国哲学思想构架的改变》中提到了这一点：“儒家的经学化，道家的消沉，使中国的哲学出现了巨大的危机。正当中国哲学的发展处于困境之时，印度佛教传人中国，注人了新的生机。”佛教中“三世”（过去、现在、未来）和“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新概念的引进，使中国人的时空观在时间上前后延伸，在空间上拓宽视野，极大地完善和发展了古代哲学的内容。使其由现实世界扩展到对人生终极的关怀。佛教各宗对人生与世界本原的探讨，“因明学”对逻辑思维的拓展，更是对中国后世影响深远。同时，他还在文中提到：“值得重视的是，自从佛教传人中国，在中印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印度的佛经、印度的哲学源源不断流人中国，使中国哲学成为一个向外的开放系统。”

佛教传人后，中国的哲学思想架构巨变。佛教的神抵系统与神学理论，被发展中的道教大量借鉴。儒家“一统天下”局面被打破，并转向吸收佛教内容为己所用。佛教自身也吸收两教元素，力求与中国社会、文化适应与结合。“三教鼎立”的儒、释、道纷争推动了哲学思想的繁荣多元。

汤一介先生的《文化的互動及其双向选择——以印度佛教和西方哲学传入中国为例》同样对佛教传入后的学术变化做了考察：“至隋唐，印度佛教逐渐为中国文化所吸收，先是出现了中国化的若干佛教宗派，至宋朝后佛教则融化于中国文化之中，形成宋明理学，即新儒学。”

佛教对医学的影响

佛教也对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佛教医学对中医学早期的理论和实践发展，佛经对中药品种、认识的丰富，佛教医学治疗技术对中医的补充作用等，是不容忽视的。朱建平在《孙思邈〈千金方〉中的佛教影响》一文中列举《千金方》中佛教的影响，归纳为三种表现形式：“一是佛教教义的直接影响，主要在医德方面;二是佛教传入所带来的以印度医学为主的域外医学，诸如四大说、万物是药、万病丸、医方、养生保健等，佛教起到载体的作用;三是医僧在治疗脚气病等方面的成就。”

佛教对家具的影响

佛教传入还对中国古代家具的发展演变产生了影响。周珞璟在《佛教的传入对中国古代家具演变的影响》中论证了其所起的作用：“由于当时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喜好家具，从其形式上开始受到佛教的一些影响。渐渐的，低矮家具被做高了;地位越高的人，坐得越高。但人坐高了以后，一来脚悬空不舒服，二来容易摔下来，所以工匠在凳子左右和背后加了扶手，在前面加了登榻。这时候，凳、椅这类高型家具开始在我国形成了自己的样式。”此外，佛教还对家具的风格、式样，装饰等颇多之处具有影响。

佛教对民间信仰的影响

佛教传入后，中国的民间信仰受到了其全方位的影响。如前所述，观音、弥勒、龙王等形象不断中国化，信众遍布各地。以龙王信仰为例，苑利《华北地区龙王庙主神龙王考》曾指出：“龙王的拟人化始于唐代，是印度文化影响的结果。在此之前，龙在中国人心目中只是一种虚拟动物。”张玉霞发表的《佛教文化与中国龙王信仰的形成》考证出：“佛经中关于海龙王的记述，对中国龙王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百姓本就以龙为神灵，于是对佛教中的龙王形象也欣然接受。”表明中国龙文化虽源远流长，但其内涵的丰富多彩，影响巨大，是佛教文化与本土文化交融发展的结果。

佛教对传统法律的影响

彭瑞花通过《浅议佛教对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影响》一文，在分析佛教对传统法律的影响时认为：“佛教戒律与世俗法律具有互补性，戒律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法律的不足，法律只能限定人们不能做的恶事，却不能规定人们应该做的善事，法律只能规范和制裁人们表现于外的行为，却不能制裁尚未表现于外的思想。而佛教主要强调自省，重视的是内心对戒律的自觉遵守。”并引用王建光《中国律宗通史》序言：“佛教戒律对于犯戒僧众不是志于外在惩罚而是重视促进其内心的警醒、发现和对所犯过失的真正认识，并因之而改过自新”来说明戒律重在防范犯罪于未然，加强人的自律的优势。显示出了佛法戒律对法律不能惩罚内在犯罪动机的局限性的弥补。

时至今日，佛教持续着对其流传地区的社会产生影响。苏发祥《论佛教与东北亚经济文化共同体的建构》一文概括地揭示了佛教东传至今所起的作用：“佛教在东北亚地区数千年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中，不但与不同国家、民族的本土文化之间冲突、借鉴和融合，形成了具有所在国家和民族特色的宗教，成为东北亚各个国家和地区最为深入的草根文化，而且充当了东北亚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文化交流的桥梁，成为东北亚地区和平稳定的使者。”他认为佛教是为东北亚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合作提供道德伦理和精神支撑的重要资源之一。纵观佛教发展的历史佛教对中国的影响作一简要综述，我们相信，随着佛教加强自身建设，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进程佛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佛教元素将持续其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并起到更加积极有效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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