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名思想把春秋时代看做是“礼坏乐崩”

正名思想

孔子把春秋时代，看做是“礼坏乐崩”，臣杀君，子杀父，“邪说暴行”不断发生的糟得很的大乱局面。孔子认为要制止各种“邪说暴行”的流行，就必须恢复周礼的权威，重新肯定宗法等级制度的秩序，而其要害就是要正名。只有正名，才能挽救秩序的崩溃，促进周礼的复兴；也只有正名，才能恰当地运用刑罚，制止邪说暴行的产生和流行。

所谓“周礼”，就是西周统治者制定的一整套经济、政治制度和道德规范、礼节仪式等。其中心内容就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等级制、分封制和世袭制。至于正名的具体内容，就是他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然而当时的实际情况已不是如此，孔子就想提出这个理想标准的“名”，来纠正那些不符合周礼情况的“实”。孔子这种用名以正实的观点，就是后来所谓的“名教”。

孔子提出正名思想，以求恢复周礼所制订的世袭宗法等级制度。就君臣关系来说，对于君，就应强调君应该享受的权利，对于臣正名思想把春秋时代看做是“礼坏乐崩”，就应强调臣应该尽的义务。

孔子要求复兴周礼，但不是完全因袭周礼。因为完全因袭已不再能充分地发挥周礼的作用了，所以，他对周礼有一定的补充和发展，这就是他所说的对周礼的“损益”。

他对周礼的补充和发展的第一点就是上面所说的，将周礼的根本归纳为正名思想，这样，就使周礼的指导思想更集中、更明确、也更理论化了。其次，他对周礼的补充和发展表现在强调道德教化。用政令和刑罚这些办法进行统治，只能惩罚犯上作乱于事后，即使可以一时避免犯上作乱的事继续发展，但是人民并不认识这类事件的罪恶而感到羞耻，这类犯上作乱的事仍旧有一天可能爆发出来。如果运用礼治德化和政令刑罚相辅而行，就可以预防犯上作乱于事前，引导他们不敢想和不会想犯上作乱的事，人心自然归服了。这也就是加强人们对自身行为的道德感和人的自觉行为，反对专以政令、刑罚治国。再其次，周礼的世袭宗法等级制度完全是“亲亲”的，孔子主张在维持周礼亲亲的原则下，在一定程度内实行“贤贤”作为补充，这种“举贤才”的思想是他对周礼补充和发展的另一点。

最后，孔子为了复兴周礼，对周礼的再一个补充和发展就是提出“仁”作为礼的内容。这也就是用德化来进一步充实和加强礼治，而仁就是所谓德化的具体内容。

仁学思想

孔子关于仁的论述相当多，其中比较全面的论述是与颜渊的一段对话，颜渊问什么是仁，孔子回答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进一步追问具体条目，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孔子在这里首先说明仁的基本性质和内容，这就是约束自己的行为使其符合于礼的规范，一旦能做到这一点，天下的人都会公认他做到了仁。其次说明仁的一个特点，这就是求仁完全是自觉的，是由自己决定的，并不依靠他人。最后进一步说明求仁的具体条目，也就是仁的另一个特点，这就是要达到仁必须在视、听、言、动各方面全面地符合礼，这也就是说，仁是一种全面的道德行为。

孔子说仁的基本性质是约束自己的行为使其符合于礼的规范，其特点是突出强调了从政治的角度理解仁，即只有恢复礼制、巩固礼所制订的政治秩序的行为才能叫做仁。作为统治者，他们的行为具备哪些具体的特点才能达到仁的标准呢？一个“仁”人要具有五种品德：保持一定的尊严和恭敬，这就不会招到侮辱（恭则不侮）；待人要宽厚些，支使百姓孔子全面发展的思想，却使百姓不怨恨，以团结更多的人（宽则得众）；言出令从，具有威信，这样别人才愿意为你任用（信则人任焉）；善于思考，行动果断，这样在工作中可以取得具体的成绩（敏则有功）；善于给人们带来实惠和好处，这就可以使人尽力地工作（惠则足以使人）。因此，对统治者这方面来说，即要保持统治贵族的尊严与权威，所谓恭、信、敏正是从这一方面说的。同时又要善于使用人民，不使矛盾尖锐化，所谓宽、惠正是就这一方面说的。仁在这两方面的作用也就是礼的作用。

孔子将恢复和巩固周礼的统治秩序叫做仁。周礼是建筑在宗法制度“亲亲”的基础上，所以他非常重视孝、悌，强调培养人们具有孝悌的品德是最基本的。这就是说，统治者能身体力行孝悌一类反对父母亲族忠诚的品德，被统治的人民就竞相争取具备仁的品德，无形中就消灭了犯上作乱的现象。

孔子所说的仁的另一个特点是为仁由己而不由人，即具有仁的德性的行为是自觉的、主动的。这就是说明仁的自觉性的特点，实现仁依靠本人的决定和努力，是每个人完全可以做到的。孔子强调实行仁的自觉性，目的是要人们自觉地去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礼的规范。孔子宣扬为仁的自觉性，也就是把“礼”这种外在的约制，通过“仁”的德性修养，完全变成一种内在的、自觉的道德规范。你如果不遵守“礼”，不仅要受到刑罚的制裁，而且要受到社会道德舆论和自己内心的谴责。从这方面说，“仁”是一种主观化的道德修养，一种主观的道德标准。一个人如何自觉地实现仁呢？从积极方面说，自己有某种要求需要满足，也要推想他人也有这种要求需要满足，这也就是所谓“忠”。从消极方面说，我不愿他人如何对待我，我也就不要这样对待他人，这就是所谓“恕”。忠恕的综合是为仁之方，也是仁的本身。实现了忠恕之道，也就是实现了对他人的爱孔子全面发展的思想，所以孔子也说仁就是“爱人”。

孔子的仁的又一个特点是说仁的行为必须在视、听、言、动各方面全面地符合周礼，这是讲仁的品德的全面性，也是说仁是一个人的生活的最高准则，是一个人的世界观的全面修养的成果。孔子对于哪些品德近于仁，哪些品德不合乎仁、不属于仁都有明确的论述。如他认为，能行“恭、宽、信、敏、惠”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能做到“刚（刚强）、毅（果断）、木（朴实）、讷（言语谨慎），近仁”，能够“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则“仁在其中矣”。至于具备了仁的品德以后，孔子认为这样的人就将没有忧惧而具有无尚的勇气。这就是他说的：“仁者不忧”，“仁者必有勇”。因此他要求每一个人不管在怎么匆忙仓促和颠沛流离的情况下，都要时时刻刻追求这种成果。有时还应该用生命来实现和保卫仁。这个意义上的仁，孔子也叫做“道”，所以说：“朝闻道，夕死可矣”。

认识论思想

孔子是中国最早的比较系统的先验论的鼓吹者，就是说正名思想把春秋时代看做是“礼坏乐崩”，有一种人的知识是生来就有的，是先于经验、先于实践而存在的，这种人就是圣人。

孔子的先验论，不仅表现在承认有不同于一般人的圣人的生知上，而且也表现在他关于仁的学说上，即是说仁的行为具有自觉性和主动性，也是说仁的德性和认识具有先验性。

孔子关于仁的先验论的思想，以后为孟子所继承和发挥，提出了每个人都天生具有仁、义、礼、智萌芽的人性论，并且还提出“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思想。但就孔子来说，一方面有天生的先知先觉的圣人，另一方面又有天生的不知不觉的愚人，这两种人都是天生的，因而是不可改变的，下愚的人并不能变为尧舜。

孔子肯定“生而知之”的认识只有某些人具有，这些人就是圣人。孔子还肯定有“学而知之”的人，同时又从事教育工作，因此，他也不能不肯定，一个人要求获得知识，就要取得直接的经验，也要善于吸取他人传授的间接经验。要多听多看，对有怀疑的地方要保留，在言行中这样谨慎就可以少犯错误。他也强调重视推理的思考。对一件事说明了一个方面，就应该多去推想其他方面的情况。

在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上，总结出一些符合人们心理认识活动的经验。他提出，学习时首先应该采取虚心的实事求是的老实态度。因此他反对缺乏事实根据的道听途说，甚至批评这样的行为是不道德的；其次，他主张学习的知识面要广泛，学习的途径也要多样化。对过去流传下来的典籍，固然要“学而时习之”，同时还要“每事问”，要“不耻下问”。别人的长处，要作为良好的经验加以吸收；别人的缺点，也可以作为客观的教训加以对照，如果自己也有，就努力改正。最后，在教学方法上，他提倡学与思结合，只学习前人传授的知识而自己不进行思考，将仍旧停留在混沌迷惘的阶段而不会有真正的创获：只凭空思考而不学习和利用前人的知识经验，也可能走向危险的斜路而一无所成。因此，他极力提倡“温故而知新”。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他也主张多用启发式，不到学生苦思苦想之后仍有所不理解时，不去进行启发诱导。因此，他教学生时，能根据各人不同的特点，回答问题，因材施教。

中庸之道

孔子在认识论上主张“生而知之”的先验论，在方法论上则宣扬“中庸”思想。中庸是一种最高的德性。孔子认为，维持和巩固他所谓“道”的最好方法是采用中庸的方法。他在认识事物时，要求通过研究这个事物在可能的发展趋势中，就其不及和过头两个极端之间找出适中合宜的地方。他在处理事物时，要求不要偏祖于某一种倾向，或与某一种人完全同一，而认为应该调和不同的倾向，在各种不同的人之间进行适当的调和。不然，就不能成为德性高尚的君子，而会沦为偏激的小人。根据这个思想方法或根本态度，他交朋友就极力找善于掌握中庸思想的人，只有在找不到这种人的时候，才与偏向于进取的“狂”者或偏向于有所不为的“狷”者相交往。他指导弟子时，总是设法引导他们走中庸的道路。

他这种中庸调和的方法论，要求不偏不倚，有时又要表现出全面和灵活来。例如他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是说，做事只考虑实际的质朴以至胜过文采，则显得粗野；做事只考虑外表的文采以至胜过质朴，则显得虚浮；只有质朴和文采全面兼顾，不偏于一面，才是做得恰到好处的君子。他还明确提出“绝四”的态度：即不要主观猜测，不要武断和不留余地，不要拘泥和固执成见，不要自以为是和以我为核心。

他认为中庸的灵活方法、必须完全以周礼作为指导的原则；另一方面，他认为周礼的主要精神，其可贵处又正是不走极端和反对偏激。不用周礼作为指导原则，只为调和而调和，也是不行的。因此他要求治国时，不但要“导之以德”，同时也应“齐之以礼”。他教导弟子学习时，虽然首先要“博学于文”，但也必须在这基础上“约之以礼”，才不致违背他所谓的道。总之，在他看来，任何德性都必须以礼作为指导，才能真正成为恰到好处的德性，不然，这种德性就会转化成为偏执的过错了。

天命论

殷周的贵族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都塑造了人格神的天，宣扬政权神授，作为他们统治的精神支柱。他们把“天”人格化、神圣化，把它打扮成一个操纵人间万物命运的活灵活现的主宰，他们自己则扮演着受命于天，从天命而行的角色，是天在人间的代理人。

孔子站在对周礼继承和改革的立场，把恢复周礼作为终生志愿，因此他在天命问题上，也持有两重性。孔子虽然没有把天描绘成能直接发号施令的最高主宰，而将天的人格神的外貌丢掉了，但却保留着天具有最高意志能主宰一切的权威。孔子心目中的天虽然已不是殷周以来人格神的天，但还保留了天命的主宰性和必然性。

孔子一方面丢掉了天的人格神的外貌，保留着其具有最高意志的权威，另一方面又企图以不可认识的必然性去解释天的意志和主宰性，这就是孔子的“富贵在天”的“天命论”。他的使命和政治主张能否实现，完全是由命运决定的。在孔子那里，贫富、贵贱，由天决定，死生、祸福孔子全面发展的思想，由命决定。这样，他既否定了事物具有本身内在的规律，又在神秘天命的支配下否定了人的主观努力的作用。

孔子宣扬天命论，但并不限制本人的主观努力。他并没有对天命的权威加以限制的意图，也没有将天命和人力划出不同势力范围的思想，而是认为人的主观努力正是天给予他的使命，从这一点说，他也对人力的作用予以一定的地位。

孔子对于鬼神的存在上，也采取一种两可的态度，不议论鬼神，却又不否定鬼神的存在。这也是放弃鬼神具有人格神的外貌，保留鬼神的权威。他认为祭鬼能够起到教化百姓的作用，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因而是一种聪明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