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政”与“治”不是连用的一个词

摘要：先秦兵家治国思想的研究是先秦政治思想史研究中较为薄弱之处中国古代的“政”与“治”不是连用的一个词，但是先秦兵家的治国思想有着自身鲜明的特征和非常重要的时代意义，它论兵又不囿于兵，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用独特的视角诠释了军国兼治的思想，其价值和意义在今天仍然熠熠生辉。

关键词：先秦；兵家；治国思想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0)01-0081-06

中国古代的“政”与“治”不是连用的一个词，“政者事也，治者理也”。政是指事务，治是指管理。但从含义上看是相通的。中国古代对政治的理解基本上是针对国家的方针、政策和措施而言，“政”、“治”、“制”乃至“法”“令”等在含义上都有相通之处。中国古代的政治学说主要解决的是在君主的最高统治下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的“治国之道”。

春秋战国时期，在列国纷争的时代背景下，“治”与“兵”是当时的两大重要议题，国家的兴衰治理与军事准备、军事斗争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五蠹》中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时代大势决定了人们对政治和军事的普遍关注，“境内之民皆言治”，兵家也不例外，但是兵家有自己独特的的角度和视阈。与时事的密切结合也推动了兵家成为当时的显学之一，从“孙吴之书家有之”可以看出兵家的地位和受关注程度。我们谈到这一时期的政治思想或者治国思想时，不应该忽视经国治军的一个重要流派――兵家的思想。

一、先秦兵家治国思想的历史地位

先秦是中国文明从萌生走向繁荣昌盛的时代，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和重要的研究价值。然而由于距今年代久远，能够流传下来的信息有限，夏商周三代翔实的信史并不多。春秋战国时期，上承三代神权政治。下启秦朝统一的中央集权，经历了生产方式变革、社会形态的转型等一系列社会巨变，在纷争动荡的历史时期，先秦诸子以自己的研究和思考为基础，提出了各自的政治路线，虽然观点各不相同，但是目的都在于提出一套治理国家的方案。“所谓百家言者，盖罔不归宿于政治”，“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先秦诸子首先是政治理论家，先秦诸子的争鸣实质上是在政治路线上的争鸣。这场思想争鸣运动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各种思想都形成了一定的体系，这些体系对其后的诸多思想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一时期奠定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和政治思维模式的基础。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一个兼容并蓄的开放体系，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塑造产生影响的绝不仅仅只有人们通常关注的儒墨道法这四家，其他各家也都有自成系统的政治观点或治国理论，对指导中国古代的政治活动和治国实践有着不可或缺的补充和深化作用。同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诸子百家的政治思想尤其是治国思想在各自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存在很大差别，在后世流传的情况和影响也有很大不同。有的学派在秦汉后中绝不振，如墨家，其政治思想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也趋于式微；有的学派虽然也论及政治但重点不在于此，缺乏系统性和可操作性，如阴阳家；有的学派或单薄或片面，也无法在中国古代治国思想中起到构筑主体的作用，所以大多学者略去不谈也不无道理。但是先秦兵家思想切合人事、具体实用的旨趣是与中国古代治国思想的核心精神相合的，它的内容上至经军治国下至修身律己，都反映了中国古代治国思想的本质特征与价值取向，其价值不容忽视。

对于先秦兵家治国思想，既应该承认它是经军治国的重要流派，对古代治国思想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时也要看到兵家的出发点是军事，他们的政治、经济、伦理等方面的主张归根结底也都是为了军事服务。在战乱时期军事对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但军事并不是政治生活的全部，尤其在和平时期不可能完全用战时指导军队的原则来指导国家。兵家思想以谈军事为主，首先服务于军事任务，所以才称之为“兵家”。由于出发点和关注点不同，兵家对其它领域的政策和思想所涉及的广度和深度与专门谈政治的思想家、政治家相比存在一定差异，即使是优秀的军事家，如孙武、孙膑等，对政治的影响也是有限的。先秦兵家的治国思想是深深植根于当时的历史环境的，在军事地位非常突出的特定时代，兵家将治军与治国紧密结合，顺应了时代要求，才使兵家思想的价值凸现出来。所以我们研究其思想内涵及价值时亦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条件空谈其重要性。

二、先秦兵家的治国思想的特点

作为以研究军事为主的流派，先秦兵家较之西方军事家有自己的鲜明特点；作为论政的先秦诸子之一，先秦兵家亦有独特之处。

1全局意识

中国古代的兵家与西方军事家不同，西方的军事家主要是站在军事统帅的立场上，从军队内部建设和指挥视角处理战争问题，偏重于战斗、会战的战法，提出具体的原则和明确的方案，很少把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考虑进去，这在西方军事理论的巨著《战争论》可以反映出来，克劳塞维茨的理论阐述主要限于战争领域，很少突破这个范围。而先秦兵家却是惯于从大战略的视角，论兵而不囿于兵，从国家发展的宏观立场，将有可能影响战争胜负的各种因素加以综合运用，进行通观全局的思考。从公认为比较重要的六本先秦兵书《孙子》、《吴子》、《孙膑兵法》、《司马法》、《六韬》、《尉缭子》中可以看到，先秦兵家在关注军事的同时，也非常重视政治和经济的作用。他们把政治的清明、民心的向背与战争的胜负紧密联系起来，“善为国者，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身，敛富如取己物”，通过爱护士卒和人民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达到“令民与上同意”目的。先秦兵家对经济因素的作用也有深刻的认识。战争对物资的依赖和消耗都是巨大的，“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所以兵家普遍主张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当齐威王询问孙膑如何强兵时，孙膑的回答是“富国”。《六韬》也指出，“民不失务则利之，农不失时则成之”，“尽力农桑者慰勉之”。战争不仅是政治与军事的角逐，更是经济的角逐。经济从根本上制约了战争的形式、进程和结局，发展经济乃是增强军力的物质前提和基本保障，先秦兵家能够认识到经济这一根本因素的作用是非常可贵和进步的。

2全过程意识

对于先秦兵家而言，从战前的充分准备、认真谋划到战争中积极求胜再到战后修功，整个过程都非常重要。在中国古代兵书中很少有详细描述战争过程的，对于战争大篇幅的描述实际上集中于战前的谋略筹划和战后的善后措施，由此可见兵家关注的重点所在。战争的真正胜利不在于杀伤了对方多少人员、攻下多少城池，而在于如何“不战而屈人之兵”，用非战争的手段达到目的，所谓“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一旦进行了战争，打败了敌人的军 队并不意味着就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日费留”，如果不能修明政治、恢复经济、安抚民众，那么不过是对生命和物资的浪费而已，谈不上真正的胜利。战争最初是为了国家的生存或者强大，而不是把国家打得残破不堪，也不是让战败国的人民掀起更大的反抗浪潮，如何处理好善后问题关系到能否实现战争的目的。对于整个国家的利益和发展而言，这种全过程的意识是非常重要的。

3和平取向

“从古知兵非好战”，中国传统兵学一贯反对穷兵黩武，如果非战不可，也应该是为正义与和平而战才能得民心，“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在兵家的战略思想中，始终围绕着和平的目的来确立战争的手段。春秋战国时期虽然战争不断，但是先秦兵家一致倡导用审慎理性的态度对待战争，“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怒可复喜，愠可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战争是一种不得已的手段，不管胜负，交战的双方都有很大损失，“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正是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先秦兵家在确保战略目标实现的前提下，致力于最大限度地减少伤亡和损失。他们认为，战争的最高境界是运用谋略不战而屈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充分的准备是必不可少的，这是有力的威慑和坚强的后盾，通过高明的谋略指导，不经过直接交战而瓦解敌人的意志，“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以全争于天下”不仅仅是理想，也被付诸于实践，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很多安国全军的例子，如墨子救宋，烛之武退秦师等等，证明了中国传统的和平主义取向。

与中国重视谋略崇尚和平的价值取向不同，西方的战争理论往往主张依靠暴力解决问题。古代西方的军事著作《希腊波斯战争史》、《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远征记》基本上都是对战争史实的记述，很少有谋略思想和价值思考。克劳赛维茨《战争论》则明确地把不受限制的绝对战争作为最完美的形态，主张用流血的方式解决危机。克劳赛维茨认为，想不造成太大伤亡就能解除敌人的武装或者打垮敌人，是“必须消除的错误思想”。这反映了克劳塞维茨在根本旨趣上与先秦兵家的不同。

4兼容并蓄

兵家这一流派的特点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兼容并蓄的特点，将其他流派的一些合理的思想融会贯通于自己的思想体系，将有利于经军治国的思想拿来为己所用。与先秦其他流派相比，不攻击异端，不排斥他学也是兵家的特点之一。儒家为人们从事治国实践活动提供的是价值取向与指导原则，道家为人们从事治国实践活动提供的是哲理启迪和思维方式，法家为人们从事治国实践活动提供的是制度规范与操作程序，而兵家的治国思想更多表现为沟通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的关系，在道德自律和法令约束之间寻找适当的平衡点。

儒家强调仁义，兵家也讲仁义，虽然在先秦兵家的著作中，直言仁义的并不多，但他们的思想中无不贯穿着仁义精神。在国家治理上兵家大多主张施行仁政，亲民爱民：“圣人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也”。在对将帅素质的要求上更是把“仁”作为将帅必备的品质之一，对待士兵要“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㈣。

道家强调以弱胜强、以柔克刚，兵家也有这样的思想，如《孙子》说“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尉缭子》说“胜兵似水。夫水，至柔弱者也，然所触，丘陵必为之崩”。兵家的思想与《老子》的“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也不谋而合。

法家厉行法治、严明赏罚，兵家也无不强调以法治军。“凡兵，制必先定”，“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凡用赏者贵信，用罚者贵必”。但是兵家从来不孤立地讲法，“礼与法，表里也，文与武，左右也”，将帅治军不可过分依赖重罚。《司马法》指出，如果士兵非常畏惧，就不要严刑相逼，应该和颜悦色地把立功求生的方法告诉他们，使他们各尽其职。这种思想比厉行峻法逼着士兵冲杀要高明的多。

战国时期活跃自由的学术氛围为各派思想的传播和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有利条件。对于上述兵家思想与其他各派思想的相通之处，我们很难说一定是谁源自于谁，或许有相互之间的直接启发，或许有间接影响，或许是不谋而合。有学者指出，“兵家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意识现象，当遇到并存的其他文化现象时，总是按照本学说的特性和要求，选择吸收的内容，确定吸收的方式。凡是遇到某一文化观念里的一些内容与自身的特性相悖，则不囿于学派之见，而能做出适当的修正或变通，乃至赋予其新的含义，以期适合于发展自身文化意识的要求。”。

5务实性

兵家学说本是实用之学，是指导治理实践的理论，具有很强的功利性和操作性，与其他诸子学派偏重人文性的东西不太一样。儒、墨、道等学派往往站在理想的角度，用道德标准评判战争，认为战争就是危害和灾难，而忽视了战争的进步作用。虽然希望和平、和睦的愿望是美好的，可是历史的发展轨迹并不是按照人类美好的愿望进行的，战争是社会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而矛盾是时时处处存在的，不可能完全消除或者避免。在战争异常激烈的时代，各流派都希望用自己的学说实现统一、和平，可是仅仅依靠温情脉脉的道义或者对现实的评判指责是不可能走向统一和平的。秦始皇最终也是通过暴力完成了统一。这也证明了兵家在当时的众多流派中对于统治者来说是更加实用和有效的学说，“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兵家谈仁义不是空谈高尚的道德情操，而是为了更好的安抚士兵和百姓，使其可以为国家赴汤蹈火。在兵家著作中，也毫不掩饰这种功利性与目的性。“视卒如婴儿兵家学派的思想主张是什么，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对于兵家来说，是实行仁爱还是严刑峻法，都是灵活变通的，完全看当时的情形而定，只要更有利于振奋士气，达到“发号布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的效果，兵家的手段是完全不受成规限制的。

兵家不仅是思想家更是实践者。其他学术流派中的诸子很少有亲自参加或者指挥军事活动的，虽然他们也关注军事，而且也有很多论兵的名篇，但是往往是坐而论道。先秦兵家则有很多官拜将军，有比较丰富的战争实践经验，也更加了解战场的现实和残酷，所以从谋略到应用都高度注重可操作性，注重务实、精准和有效。兵家学说来自于战争和治军实践，同时又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检验和修正。

6朴素的辩证性

兵家思想作为整个思想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发生与发展，与古代思维的总体演进存在着深刻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李泽厚认为，要真正了解中国古代辩证法，要了解为什么中国古代的辩证观念具有自己特定的形态，应该追溯到先秦兵家。兵家思想较之其他各派反映出浓厚的辩证统一色彩。从先秦兵 书中可以看出，兵学理论的基本范畴很多都是对立统一的，如奇正、虚实、攻守、迂直等等，而且注意到了对立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转化，所以兵家用兵打仗时讲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兵家的辩证思维还表现在灵活机动、权宜机变上，什么情况下适用什么，对于什么对象适用什么都是依据客观形势和需要而定的，也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涂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1231，“故兵无常势，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兵家的辩证思维其实是超越军事领域带有普遍性的，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所以这种辩证思维对于构筑其治国思想也有着重要影响。兵家虽然是以谈军事思想为主的学派，但是其军事思想和政治思想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从来不是就打仗谈打仗，而是从宏观上关注战争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全面联系中国古代的“政”与“治”不是连用的一个词，辩证思考。战争与政治有对立性，所以兵家基本遵守“以正治国，以奇用兵”的原则，政治上要求统治者实行仁义，安抚民心，军事上则要出奇制胜，讲求“诡道”。《司马法》讲“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也是从二者对立的角度。另一方面战争与政治又有统一性，良好的政治有助于战争的胜利，“德行者，兵之厚积也”。战争是达到政治目的手段之一，战争的胜败对政治有巨大的反作用，“战胜，则所以在亡国而继绝世也；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对于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先秦兵家充分认识到战争对经济的依赖以及对经济的巨大消耗，“军无辎重则亡，无粮则亡，无委积则亡”。在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兵书佚文《守法、守令等十三篇》中有大量论述田亩制度、赋税制度的内容，可见先秦兵家的确是把经济因素作为重要的内容去考察。因此富国富民也是兵家的重要主张之一。在治军治国的具体措施上兵家也总是将文与武、礼与法结合起来。比如兵家谈法，从来不是一味地谈严刑峻法，而总是与礼、仁结合起来，而且很好地把握对立双方转化的节与度，依照形势选用合适的手段。“禁必以武而成，赏必以文而成”；“卒未能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在执法时也是既讲求严肃性“赏不逾时”、“罚不迁列”，叉不失灵活性“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

三、兵家治国思想的现代意义

兵家文化自秦汉以后在诸子文化中长期不受重视，这既有外在原因也有内在原因。一方面国家走向统一、和平，从功用的角度兵家让位于儒、法、道家，对兵家的研究也大多停留在训诂学的层面；另一方面，兵家文化自身具有权谋、诡道色彩，在儒家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必然会受到排挤、压制甚至诬蔑。自董仲舒隆儒术、黜百家之后，历代都有对兵家持怀疑、贬斥态度者，特别是宋代以后疑古之风盛行，很多兵书被斥为伪书。兵家文化在儒家文化的挤压下发展比较曲折，一方面统治阶级在军事实践中对兵学非常重视，以期在平乱维稳中为我所用；另一方面又害怕人民精通此学会谋乱犯上，所以限制兵家著作的传播。在封建专制统治下，兵家一些优秀的思想文化反而导致了其坎坷的命运。

历史的巨轮驶入21世纪，今日中国与古代中国相比，在政治体制、价值观念、社会结构等领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先进的当代文化都得以蓬勃发展。一方面我们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理论和经验，另一方面，也不该忘记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优秀文化。历史是一个永不间断的链条，传统与现代具有强烈的继承性，透过纷繁的社会表象去观察，古代中国与现代社会在治理国家的理念方面依然存在着密切的渊源关系，是有共同规律可寻的，所谓“其形各异，其理却一”。先秦兵书舍事言理，已经上升到哲学思辨的高度，它不仅仅是一种学说和思想，更是方法论的指导，今天的很多领域都能从中汲取营养。我们萃取中国传统的治军治国思想之精华，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深入地分析、整理和扬弃，为时代所用兵家学派的思想主张是什么，使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底蕴更加发扬光大。先秦兵家的治国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经军治国依然有着重要的镜鉴意义。

1高度重视军事斗争准备，统筹经济与国防建设

先秦时期是一个战争频仍的时代，各国诸多政治经济措施大都是围绕军事斗争而进行的。今天我们虽然不是生活在硝烟弥漫的时代，战争也不再是时代的主题，可是“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这句两千多年前先秦兵家留给我们的警示，至今仍然发人深省。世界远未安宁，战争离我们也并不遥远。全世界每天都有人因战乱和恐怖袭击而流血、丧生，我们国家的周边安全形势也不容乐观，战争正在以新的形式悄悄接近我们。军事斗争准备既是为了打赢战争，也是为了遏制战争，所以任何时候都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大幅提高，但长期以来我国的国防发展大大滞后于经济发展，国防实力的增长也大大低于经济实力增长。国富可以为兵强提供物质基础，但是国家富裕不一定军事实力就强大，只有兵强才能为国家的经济建设保驾护航，才能使国家真正强大而不是被人觊觎却无力反抗的一块肥肉。新时期推进军事斗争准备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走出自我封闭的思维定势，在军事斗争准备各项建设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树立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一盘棋的思想，统筹国防资源与经济资源，建立并完善军民融合式的建设模式和运行机制，促进国防经济和社会经济、军事技术和民用技术、军队人才和地方人才兼容发展，在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军队人才培养、军队综合保障、国防动员等方面努力推进军民融合、寓军于民，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之中，实现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发挥国防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2灵活外交，把握主动

“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体系及其产生的外交思想具有早熟和惊人的现实性特征……并不因为年代的久远而失去价值。”军事谋略与外交谋略虽然运用的领域不同，但均属于“合于利而动”，有着共同的哲学依托和内在联系。先秦兵家主张安国全军、不战而胜，通过外交手段使敌人屈服或者分化瓦解敌人，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效益是优于武力手段的选择。虚实不定、以迂为直、相反中求相成等兵法中的基本原则在外交舞台上亦可以发挥很好的作用。《孙子》中就有很多典型、实用的外交思想。《孙子》指出，“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隳”。平时不必争着与别国结交，也不用在别国培植自己的势力，关键是发展本国实力，对敌人实施威慑。战争爆发以后，当军队开到几个诸侯国交界、道路四通八达的地区时，要广泛结交毗邻各国，搞好关系，以求多助。春秋战国时期的所谓“国家”关系虽然在本质上与现代迥异，但是当时的各诸侯国之间打交道的许多概念和内涵，诸如国家利益的出发点，战略与策略的考虑和操作以及对地缘、均势、矛盾主次的关照等，都达到相当成熟的水平，具有永久性和普遍性。

中国目前的国际政治学、外交学理论在学术理论研究方面还相对落后，一方面我们要学习西方的国际政治和外交理论，但是也要看到中国与西方历史文化的差异，有时候把西方理论套在我国的实际情况上并不合适，所以我们也要从自己的历史文化中寻找根基，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理论，指导和处理国际关系实践，以期掌握外交的话语权和主动权。

3科学管理，以治为胜

先秦兵书中蕴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对今天的军队管理、企业管理、行政管理等诸多领域都有借鉴意义。先秦兵家对领导自身素质的严格要求，选贤任能、爱才用才的用人之道，教戒为先的教育方法和广泛的激励机制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和应用。领导者作为决策核心对成败有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兵家学派的思想主张是什么，所以先秦兵家无不要求统治者要谨慎、理性，要施行仁政，对于直接领导打仗的将帅也有严格的标准。任何时候各级领导都应该重视加强自身素质的提高，才能树立威信，使属下信服。现代管理重在科学管理，尽可能的发现和发挥属下的长处，才能提高效率，增进效益。爱才用才，赏罚结合，适度分权，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不光是用兵的原则也是用人的重要原则。20世纪80年代以来兵法在管理中的运用作为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已有大量的著述，兹不详述。

总之，先秦兵家的治国思想曾经为一个时代的统一和发展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其思维方式也深深地影响着后人，因此可以作为一个新的视角去探索和挖掘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精髓。在全球化这一世界背景下，如何保持民族文化悠久而优秀的内容，使传统文化在现代进程中不断发展，是摆在眼前的重大课题。在学习西方文化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我国传统文化这座资源宝藏，分析中国的问题大多还需要从源头上去找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