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兵家文化经典之一：兵技巧类以兵器和技巧

自古以来，中国的兵家一直都是受到重视的。中国历史悠久深厚，但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如果不是我们能征惯战，估计也早就和其他三大文明一样成为文字或废墟。这其中既有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更有兵家的军事思想和另类辉煌。纵观历史，在中国古代兵家文化经典中兵家孙武的主要思想，凝聚人类韬略最丰富、最集中的著作就是兵书。

兵家是春秋战国“百家”中的一个重要学派，以研究作战、用兵为其主要宗旨。《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将兵家著作分为四类：兵权谋类侧重于军事思想、战略策略；兵形势类专论用兵之形势；兵阴阳类以阴阳五行论兵，且杂以鬼神助战之说；兵技巧类以兵器和技巧为主要内容。

兵书在中国的发展源远流长。兵书产生于西周，成熟于春秋。如何从宏观上把握战争，是兵法的关键。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关系到一国或一民族的生死存亡或被人奴役的大事。兵法既可以被看成一部如何统治国家、制定国家战略的指引；又可以看成如何领兵打仗、制定战争战略与策略的参考书。同时，兵书是兵家的理论成果和另类自传。据不完全统计，有文字记载的中国传统兵法著述有1300余种，流传于世的仅有200 多种。

古代兵书除兵家专著外，还散见于历代王朝的政书、史料中的军事部分、文史家论兵等大量军事学资料。这些古代兵书的种类繁多，内容包括战史、谋略、阵法、阵图、军制、兵策、天象地候、边防、将帅、后勤等等。中国兵书，虽然卷帙浩繁，除流传中多有散失的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统治者焚毁兵书，不准民间随意抄藏。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古代兵家文化经典之一：兵技巧类以兵器和技巧，中国古代的军事思想并不仅是单纯的军事攻防研究，而且带有深邃的社会人文价值。一是军事力量的使用；二是军事力量的建设。我们以《武经七书》为例，做一个简单的分析。历代兵法频出，到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孙子》《尉缭子》《吴子》《司马法》《黄石公三略》《六韬》和《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这七本书一起被朝廷定为武学教材和武举考试必考科目。从此这七本书被合称为《武经七书》，成为我国古代最著名的兵法集合。《六韬》的吕尚即人人皆知的姜太公，显然是个老学者。《孙子兵法》的孙武本是齐国名士。《吴子兵法》的吴起是鲁国名士。《司马法》是我国古代重要兵书之一。大约成书于战国初期。据《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记载：“齐威王（公元前356—前320年）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汉代对《司马法》评价很高。武帝时，“置尚武之官，以《司马兵法》选，位秩比博士”（见苟悦《申鉴·时事篇》）。司马迁称道《司马法》“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究其义，如其文也”（见《史记·司马穰苴列传》）。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司马法》共155卷。东汉以后，马融、郑玄、曹操等人的著作中，都曾以《司马法》为重要文献资料而加以征引，据以考证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军制。

晋唐之间，杜预、贾公彦、杜佑、杜牧等人多以《司马法》为立说的根据。可见《司马法》当时仍具有军事权威著作的声誉。宋元丰中（公元1078—1085年）把《司马法》列为《武经七书》之一，颁行武学，定为将校必读之书，其重视程度，也不减晋唐。《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简称《唐李问对》或《李靖问对》，也有更简称《问对》的。传说是唐代名将李靖所著。《吴子》相传为战国时吴起所著。《韩非·五蠢篇》：“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军事本是人生中一事，而附属于政治。不懂得人生，不懂得政治，哪懂得军事？故最高军事哲学，必从最高人生哲学政治哲学中发挥而来。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庄子曰：“技而进乎道。”只有在中国传统文化内始有此成就。西方则各尚专门，乃有所谓军事专家。

兵家是最讲究实际功效的一家。兵家的目的很明确：取胜。以战屈人之兵也好，不战屈人之兵也好，火攻也好，用间也好，所有一切手段都为着一个清晰的战争目的：胜利。在生活、学习或者工作中，常常遇到需要解决的问题，然而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对目标没有清晰的认识，经常兜圈子，转来转去，精力被分散，不能全力以赴，迟迟不能解决问题，这都是因为我们不研究兵书兵家孙武的主要思想，不懂制胜之道所致。

《司马法》说：“国虽大兵家孙武的主要思想，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这就告诉我们：在非战争时期，战争的威胁依然时刻存在中国古代兵家文化经典之一：兵技巧类以兵器和技巧，任何国民均不可丧失警惕。兵家是最尚武和血性且爱憎分明的一个群体。《司马法》说：“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君子“以仁为本，以义治之”，故君子必不敢忘战。什么意思呢？个人想做如下的翻译：国民不必好战，但一定要有血性与阳刚。我们讲道理不惹事，但我们也要有准备不怕事。朋友来了有美酒，豺狼来了有猎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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