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佛教文化的发展水平和发展前景如何？——党项

信仰是人类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方面。党项民族步入文明之后，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在意识形态上不断发生飞跃，反映在信仰上，由最初的自认崇拜发展到具体的鬼神崇拜，到西夏立国，佛教成为国内居于主导地位的信仰，自帝后而下，几乎全民崇奉佛教。

西夏成为我国历史上少数几个佛光充斥的王朝之一。

西夏社会当中虽然多种信仰并存，但最受尊崇的还是佛教。

西夏地区很早就有佛教流传。不过，西夏的统治者信奉佛教是从李德明开始的。李元昊“晓浮图学”西夏佛教文化的发展水平和发展前景如何？——党项，称帝后即热衷于佛教，佛教大兴，修建了许多庙宇，译写佛经。其后诸帝宗之，累代弘扬，到仁宗仁孝时，西夏的佛教传播达于鼎盛，终夏之世，历久不衰。西夏统治者最为重视和着力引进的则是中原大乘佛教文化。

自德明时期开始，历代党项统治者都注意扶持佛教，并通过向北宋求取佛教等方式引进中原佛教文化，这就使得佛教的影响也遍及党项统治集团及西夏普通民众。而北宋儒学虽在西夏早期便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但在西夏后期才开始大范围传播并局限于西夏上层社会，反映西夏儒学创新的理论著作也较少，可以说儒学在西夏的整体影响力逊于佛教。

这也反映出，党项民族在引进中原文化时有其自觉性的选择。也就是选择中原大乘佛教文化作为精神文化的主体，这与西夏追求自主和民族文化个性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也与党项民族的社会发展水平和现实需要相适应。可以说，这是党项民族从游牧到定居、从部落联盟演变为集权制国家的过渡。相比于儒学思想文化，佛教文化更接近于党项民族的原有文化传统、更容易为党项民族所接受。

学界普遍承认，西夏的佛教，主要是吸收了中原大乘佛教思想，西夏佛教在整体上是北宋时期，中原大乘佛教的继承与发展。不过，虽然受到同时代北宋佛教的重要影响，但西夏佛教在主流义学思想及代表性宗派等方面却表现出了自身特点。

北宋时中原佛教的主流是禅宗，在佛教义学方面则以天台宗最盛。而从现存的西夏佛教文献来看，华严宗在西夏境内广泛流行并产生了重要影响，西夏佛教义学的主流是华严学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华严禅思想，并以澄观和宗密的思想为核心。

此外，藏传佛教噶举派及萨迦派在西夏后期也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而受到中原佛教文化的影响，西夏后期佛教界的发展趋势呈现出汉藏佛教思想进行交融的局面。

此时来看，西夏对中原佛教文化的推崇背后，对西夏文化发展产生何种影响？

在西夏历史上佛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对北宋文化的认同，一直是西夏政权促进其自身发展的重要途径，但与此同时，以党项族为统治民族的西夏政权也试图保持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并在创新综合的基础上将其与北宋文化再结合。

这对北宋文化兼收并蓄的态势，是研究西夏社会文化形成的课题内容之一，而中原佛教思想正对此提供了解决的思路，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西夏对佛教文化的引进与建设是其认同北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夏佛教的核心内容效仿中原大乘佛教文化佛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即北宋时期的佛教宗派及其思想，西夏佛教在整体上也从属于宋中原大乘佛教体系。

佛教自两汉时传入中国佛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南北朝以来的不断推动佛教中国化，成为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中国化的重大成就是融入了孝道思想，这也和传统的儒家思想相吻合。并将其作为佛法的重要内容之一。从现存的有关西夏佛教文化的古籍中，我们不难发现北宋儒家孝道文化的普遍影响。

佛学思想的“圆融”与党项民族的文化开放意识。

在西夏政权所处的时代，理学已经逐渐成为儒家思想文化的代表及中原思想界的主流。学习北宋王朝的“三纲五常”伦理道德观，用这种方式来推动社会秩序的井然有序；强调儒学“夷夏之辨”的传统，为北宋王朝对抗西夏和辽、金的入侵奠定舆论和思想支持，是理学思想兴起的重要历史背景。

也就是说，以理学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文化具有较浓的政治和民族色彩。中国的佛家思想提出“众生平等”、“人人皆可成佛”的观点为它吸引了更多的教徒。

与西夏政权自建国初就大力引进中原政治文化不同的是，西夏对理学、经学等儒家思想文化的引进与学习显得较为缓慢和滞后。实际上，直到后期的仁宗朝，西夏才较大规模地引入儒学，而且其内容仍然以章句训徵等为主，而在整个西夏历史上，儒学的影响力都逊于佛教。

但通观西夏佛教的内容，中原大乘佛教的义学思想在西夏佛教思想界占据了主体地位西夏佛教文化的发展水平和发展前景如何？——党项，华严学则是其中的代表。其原因在于，华严学以“法界圆融”为主要思想，主张万法在本体上是统一的，一切法可以互相融通，真理界与现象界是一个圆满的整体，这实际上是一种深具包容性的思想，更有利于党项民族的发展。

因此，西夏政权和党项民族选择佛教思想文化作为其精神文化的主体，正与其圆融思想和包容性有关。佛教的圆融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民族与政治的界限，可以为党项民族与汉族、契丹族等民族的并立提供理论上的支持。此外，从文化学习和文化认同的角度来说，对佛教思想的重视也反映出党项民族自身的文化开放意识。

提倡佛教文化与多民族政权的巩固。

西夏政权是是党项民族建立的，但是该地区人口中依然有许多民族。其中就包括汉族、契丹、羌、回鹘等民族，如西夏文献《新集碎金置掌文》便称：

“弥药勇健行，契丹步履缓。羌多敬佛僧，汉皆爱俗文。回鹘饮乳浆，山讹嗜荞饼”。

只有做好民族团结才是党项政权巩固发展的前提。统治者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将不同经济特色、不同信仰、不同习俗的民族有机地结合为一个整体。如何妥善地处理好境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事关政权的稳定，无疑是西夏统治者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从现有的资料看，除了控御与加强军事建设之外，西夏政权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借助佛教文化以实现多民族政权的巩固。唐宋时代，佛教不仅成为汉民族的主要信仰之一，而且在契丹、羌、回鹘等民族中也广泛传播流行。虽然这些民族在族源、语言、风俗习惯等方面不尽相同，但在佛教信仰方面存在着很大的相近性，而西夏境内各民族的信仰也以佛教为主。

因此，西夏政权向北宋求取大藏经、与辽朝开展佛教交流、迎请回鹘僧人翻译汉文大藏经、以及引进吐蕃藏传佛教等行动，佛教文化可以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和往来，另外对他们的民族团结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党项民族的文化正是以佛教为媒介，并在综合各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同时，佛教文化也在哲学观点、信仰、行为观点等方面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融和思想上的相互借鉴学习。

事实上，西夏政权和党项民族对佛教思想的引进与尊崇，与佛教思想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有着密切的关系，其目的则在于以佛教为主要途径，引进先进汉文化、巩固多民族政权并发展本民族文化。从这些方面来说，党项民族对中国化的佛教思想的引进与尊崇，符合统治者的思想同时中原佛教文化也推进了党项民族与汉族的文化融合。

佛教思想文化在西夏的精神文化中占据了主体地位，西夏佛教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西夏文化的创新性和独特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佛学思想在党项民族思想文化的创新性和独特性方面最具代表性。

西夏政权在一百九十年的历史中，建构了完整的佛教思想体系，从现有资料来看，佛教在西夏的影响力上超过了西夏的儒学和道教等思想文化，在党项民族和西夏人的文化创新成就方面最具代表性。

西夏佛教思想以心性论为核心主题，以华严学为义学思想的主体，并以心性论为基础实现了汉藏佛学思想的融合；在佛教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上，西夏佛教界以“真心”思想为理论基础，以华严学和菏泽禅法的结合为主要的修行实践理论，西夏后期构建和发展了汉藏佛教兼容的思想体系。

在心性论和修行论方面顺应了西夏的华严学和菏泽禅思想传统，实现了汉藏佛教思想的兼容并重。此外，在佛经典籍的整理、修行仪轨的完善、寺院僧团组织的建立等方面，西夏佛教也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并与理论思想一起组成为独具特色的西夏佛教体系。

这些例证都说明这样的事实：党项民族一方面善于学习和引进包括佛教文化在内的先进汉文化，另一方面又进行了主动和有意识的综合与改造，建构了具有独特性和创新性的佛教思想体系，这与党项民族和西夏政权的对民族文化个性的追求相一致。

以佛教为西夏社会道德教化的主要手段。

以上所说可以看出儒家文化对巩固西夏政权起到的积极作用，不过这种思想的影响力还是侧重于对文化的影响。西夏的佛学教育与中原地区的教学内容还是有很大的区别。从夏仁宗的御制发愿文及其在位期间的一系列大型佛事活动来看，佛教始终在党项统治者的精神领域占据主体地位。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

“儒家文化对西夏的影响正是主要表现在法典和公私生活诸方面，而对思想学说方面则远不如佛教的影响大”。

不可否认的是，儒家文化在西夏文化、特别是西夏政治文化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可以说佛教文化与儒家文化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西夏文化的主体。除了哲学思想和社会观念，佛教对西夏社会的深刻影响还表现在社会风俗上，如节日风俗和丧葬习俗等。

在西夏建国之初，元昊就规定以春夏秋冬四季首月的初一为礼佛“圣节”，“蓄水结果：粳稻、大麦，春播灌水，九月收也”，“杂宝丰盛：九月草籽结果，兽畜满运”。秋天是丰收的季节，国家也会对百姓宣称“君德民孝，敬奉皇王”的忠孝思想。具体获得的内容就是与佛教活动有关的“禅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