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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社会学论坛”民俗学系列第六十六讲“开讲”

“京师社会学论坛”民俗学系列第六十六讲“开讲”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钟义见 通讯员周茜茜) 9月13日,由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主办的“京师社会学论坛”民俗学系列第六十六讲“生活方式变迁与民俗学”顺利举办。讲座特邀日本神奈川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周星主讲。周星基于长期对日本民俗学理论研究的深耕,对照中日两国百年来民俗研究的理论建构及其国家实践,为与会者带来了一场关于日本民俗学“生活方式变迁”的学术前沿研究讲座。讲座由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萧放教授主持。

日本“现代民俗学”研究新动向

周星首先指出,中日两国学者在民俗研究进程中都同样存在着“民俗观”认识差异,这就导致学科在观点、概念、逻辑上未能实现理论自洽。周星认为,早期民俗学虽然主要指向过去的传统,但其实早已意识到民俗文化的变迁,日本民俗学始终对世事变迁,尤其是普通民众的生活文化的演变感兴趣,往往由此展开各自的理论。他谈到,核心关键词“生活方式”来自于社会学对“文化-亚文化”的研究,曾被韦伯用来讨论社会地位和阶级权力。生活方式可以代表地位群体的习俗惯例、风格及其品位,它在资本社会与“消费社会”、“消费革命”有关,极易促成“圈子”文化。其本身也具有流动性特点,它可以是个人选择,可以是家庭生活模式,也可以是社群惯例,科学技术容易导致生活方式的变迁。今天的民俗学更偏向于社会学的研究,但不同的是民俗学更重视对具体变迁过程的微观分析,也关注伴随着民俗文化变迁过程,一般民众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宇宙观以及宗教理念和情感等意识或精神层面的各种变化。

周星系统梳理了日本民俗学对生活方式变迁的相关研究。从柳田国男在1931年所著《明治大正史•世相篇》起,就重点关注了变动的日常生活,依据现代生活的横断面,即每天在人们眼前出现或消失的事实来书写历史,深刻揭示从明治至大正时代日本社会的近代化过程,被誉为日本版的“文明进程论”。在柳田国男的影响下,日本民俗学开始把本学科视为研究长时段的民俗历史变迁的学问,对当下社会及民俗变化也做出适时应对。尤其是在90年代后期“京师社会学论坛”民俗学系列第六十六讲“开讲”,随着日本都市化程度大幅提升、“消费革命”的产生、高龄化等问题较为突出,日本民俗学试图摆脱一直以来视“民俗”与“近代”彼此对立的观念,重视处理现代社会中各种新的民俗现象及生活文化问题,开始呈现出“现代民俗学”的新动向。

周星通过大量著作的解读向听众介绍了日本现代民俗学的研究成果。福田亚细男和宫田登合编《日本民俗学概论》论及人口流动、都市化、消费革命是导致民俗变迁的原因,乡村人口过疏化使地域社会传统民俗活动中断或简化。佐野贤治的《现代民俗学入门》关注民俗传承方式、民俗事象变化、“治愈民俗”、国家对民俗形态传承的变革影响等具体生活场景中发生变迁的过程,以及人们如何具体应对生活方式的各种变革。有末贤《都市民俗生活志》(《都市民俗生活誌志》),仓石忠彦《城市民俗学的方法》(《都市化のなかの民俗学》),新谷尚纪、岩本通弥合编《城市生活民俗学:城市与故乡》(《都市の暮らしの民俗学:都市とふるさと》)、川村邦光《幻视的近代空间》分别对日本都市住宅小区民俗文化、都市人的故乡情感、人类心性和精神世界的变化的讨论。面对1990年代日本人生活方式迅速“平准化”现状,民俗学科也必须面对生活方式变化。周星还指出,平准化生活方式会因代际交替使人们失去了“故乡”,乡愁成为幸福生活中的稀缺或缺憾之物,也便成为一种需求。1995年日本民俗学会第47届年会以“追问‘故乡’”为主题集中讨论“故乡”范畴的复杂性,这与中国目前对“乡愁”话题的研究同向同行。民俗学追问故乡,同时也是在追问现代社会。

兴起或变动中的民俗与生活文化

进入21世纪的日本民俗学,更加关心当下正在兴起或变动中的民俗与生活文化。“民俗主义”成为这一时期现代民俗学中较为核心的概念之一。日本民俗学的“民俗主义”研究,就是对当下的变化及其相关的机制和逻辑的揭示。大量的民俗学者通过田野调查,从人们追求生活革新而发生变革的不同方面论证了民俗事象的变化,如衣食住用行等不断西化的“生活革命”、家务劳动的合理化、休闲消费的增加程度等。同时,关于物质生活方式变迁的展出也络绎不绝,大阪万国博览会(1970)兴起古董收藏热、乡土博物馆民居收藏热、东京“高度经济成长和生活变化”论坛(2009)讨论高速经济增长和生活革命的关系、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综合展览的“现代”展(2010)都揭示了现代日常生活的诞生及形成的基本过程。正如坂田稔所说:“现在日本一般民众的生活方式,是1950年代后期至1970年代前期确立的,不妨命名为‘日本式现代生活方式’。其关键词之一是‘消费’,人口主流亦即工薪阶层生活在消费品信息和物质的汪洋大海中,在这种生活方式下逐渐形成了具有稳定性的新民俗文化。”

周星指出,早期民俗学很少对“消费”进行研究,如今越来越重视“消费”对民俗变迁的作用。现代日本民众通过“消费革命”不断达到刻意追求附加值与个性的高度消费社会时,就会出现过度消费导致的物质饱和现象。其一是会出现逆反性“断舍离”现象,其中,日本民俗学家阿南透的文章《消费的“晴”与“亵”——非日常与日常》中就提到人们的基础性消费(“亵”的消费)和非入场购物(“晴”的消费)形成鲜明对比。类似地这些由于“消费革命”引发的民俗现象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同时,他提到由于日本战后兴起的“生活改善运动”和国家制定的各种计划的实施对地方传承变化的事实,日本民俗学开始关注国家政策与民俗之间的关系研究。周星认为必须重视“改善”的“善”的问题研究,当政府所推行的理想生活改善与传统民俗之间出现理解上的冲突,指导者和指导对象之间容易产生“善”的障碍问题。

最后,周星引用德国民俗学家海尔加·根特(Helga )的定义:“民俗学是研究较广范围居民集团日常生活的学问。其视线投向过去及现在的文化表现。民俗学追问的是大多数人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为何会成为理所当然。即与我们共有生活空间,体验空间的人们,是如何在过去以及现在塑造自我这一存在的”“京师社会学论坛”民俗学系列第六十六讲“开讲”,总结民俗学应关注日常生活成为理所当然,亦即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事物成为理所当然(“日常化”)的过程,及过程中的各种变化。周星认为,朝向当下的现代民俗学,是关注同时代人的民俗学,需要把研究的重心置于深入和细微地观察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世界是如何不断地刷新着常识和生成着意义。周星倡导中国民俗学应该用“生活革命”这一概念对中国已经和正在发生的生活变革展开研究,把当下的中国社会理解为不同于“乡土中国”的现代中国,而不是或不再是那个“乡土”的乡村社会或与现代都市社会处于二元对立状态的中国。中国社会在总体上而言,无论城乡都已然是“都市型”现代生活方式已经确立和正在普及的现代社会。

重新审视民俗学的学科边界

在讲座交流环节物质生活民俗论文,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徐赣丽教授表示,近些年,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的研究受到日本民俗学很大启发,团队也时常与周星教授讨教和合作,周星教授对民众“生活方式”的关注具有学术引领性。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正在通过学习吸收理论知识对中国都市民俗学深入探讨,这一过程也是期望能够与社会学达成融合,重新审视民俗学的学科边界物质生活民俗论文,思考中国民俗学如何更好地参与到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变革之中,对中国民众现代生活的建构作出学术贡献。与会师生也就社会学与民俗学的研究视角、方法论和技术材料的差异物质生活民俗论文,日本生活改革的倡导者、发起者、参与者之间的作用与生活运动成效,日常生活变化中的学术感知等内容进行深入讨论。

萧放总结此次讲座内容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和生动的实践案例,认为讲座带来了日本民俗学非常广阔和开放的国际视野,对于中国民俗学进一步探索中国特色的民俗研究以启迪。萧放高度概括了讲座主要强调了三个关键词:一是“动态性”,强调民俗是过程性的观点。民俗学是研究民众生活传统的学问,需要研究人们在历史长河中如何联结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而发生的选择与变化。民俗内涵与人的心性很难发生变化,变化的是人选择的生活方式和所使用的技术手段,所以要将“传承”与“变迁”结合起来理解。二是“整体性”,生活文化的研究需要放在多重社会关系、公共政策特别是政府决策的框架下进行解读,其中特别要注意国家推行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之间的交融与关系调整。三是“民众自我主体选择”,生活革命是人们内生性、自发性的自我调整,这是值得特别尊重的,民俗学同样需要关注社会主体的情感、价值观、需求与期待。

据悉,本次讲座是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民俗学专业本学期民俗理论前沿系列首场讲座,吸引了来自校内外的师生广泛参与,讲座通过腾讯会议的方式线上共享了本次学术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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