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老师:历史的洪流中的“理想国”——《道德经》第80章
南怀瑾老师:历史的洪流中的“理想国”——《道德经》第80章
老子在《道德经》第80章,总结性的为中国人描述了一幅未来的“理想国”,他是这么说的:
小邦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邦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孔子也曾三次问道于老子,但他的核心理想是“克己复礼”“吾从周”。到了孟子就变成了“成仁取义”。到了西汉的董仲舒异化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直至南宋朱熹变态的弄出了“存天理、灭人欲”。
历史的洪流,来到中国近代史开端的1840年。英法联军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终于敲开了清王朝古老中国的大门,延续了近三千年的农业文明遭遇工商业文明的生硬挑战。换言之,东方哲学思想也被西方的哲学体系自此逐渐侵蚀并几乎彻底取代。
别的不说,就说李鸿章吧,办了三十年洋务,打造了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虽然,在1894年甲午大海战中全军覆灭,可李鸿章个人早就“全盘西化”了。据说,他抽雪茄,喝洋酒,家里的客厅装修全是欧式的,连一张皮沙发都是从意大利进口的。
不管中国人愿不愿意,还能怎么选择,睁开眼睛看世界,了解这个地球的多极文明已一百八十余年又过去了,无论是老子、孔子还是孟子、朱熹的理想均没有实现,王阳明、李鸿章就更不值一提了。甚而相反,从1916年的“新文化运动”至今,孔子还被“打倒”了无数次,“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教师在某些历史时期,还被匪夷所思的视为“臭老九”“下九流”。
然而近些年来,“国学热”“大师热”却屡见不鲜,另一面则是所谓“流量明星”当道,全民娱乐至死。冷眼旁观,其实,还是三千年前的老子早就洞察了这一切,在《道德经》第12章,他又阐明: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之治,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
“去”与“取”即舍与得,这两个字,几乎可以说是中国人之生存哲学的核心概念。可是,三千年以来,我们究竟舍掉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
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信息量巨大的时代,东西方激烈碰撞的时代,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小到每一个家庭,个体的人,其实,我们都自觉的或不自觉的被卷入到一种大时代大变迁的“大漩涡”之中。只是,大部分人不自知罢了。
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我们渐渐失去了“精神信仰”(非信仰,我们并没有信仰),找不到存在感、幸福感,只有可怜的“获得感”“宣泄感”。甚而,就这么一点获得感也几乎不保了。
网上总结,“我太难了”“躺平”“摆烂”等等,直至“我不是好惹的”“挖呀挖”之类,貌似调侃,实为大部分中国人的心声,以及人们在精神领域已经无聊甚而无耻到何种地步。为什么会是这样?
我想,笔者亦不能给大家一个确切的答案,我也仅是芸芸众生之一。只是,作为一个冷静的社会观察者、长期独自旅行者与独立作家,或许,我可以从大历史观的角度,来解读一二。
我以为,我泱泱中华从历朝历代延展至今,已经是接近到了一个大历史(进程)的临界点了。但在这个节点上,我们似乎毫无办法。犹如海明威笔下的那个老渔夫,驾着一条破船,飘荡在茫茫海上,既看不到岸边,食物、淡水也都所剩不多了。
一
回望两千多年的专制集权、皇帝坐天下的中国历史,看似循环往复,一潭死水。
不过历次改朝换代传统儒家生命智慧的当代价值,新的统治者莫不充分吸收和借鉴前朝的经验和教训,所以,中国每一次都得到了某种意义上的“中兴”与“发展”,即使到了晚清,屈辱了一百年,我们终又重新站了起来,改革开放数十年,发展迅猛。
但是,到了“躺平摆烂”的今天,就没有人反思一下,难道我们还会有下一次“中兴”吗?我时常会思考这个终极问题。在笔者过往论述文化属性相关文章当中,我也曾提到这些疑问,并尝试作答。
“百无一用是书生”,我不能从“术”的层面给予一些具体的展开。今天,我依然是谈“道”的层面。因为,道若不存传统儒家生命智慧的当代价值,术也无从谈起。反观现在高度文明化、现代化、科技化的社会,也无论东方西方,其实,更多的依然是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已。
如要系统的搞明白中国人的生存哲学,以及对个体、集体乃至未来发展的期许,必要先了解我们的“心路历程”,也要对比了解西方。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找到一剂药方,不管是能治病还是仅仅是延缓衰老。
首先,我想说明一点,一切都是文化属性的产物。包括技术(技艺,非科技)、制度、社会、文化(狭义上),乃至整个东方文明。
中国人的文化属性也可以理解为生存结构的深层逻辑和文化观念,也就是说,一切都是基于“生存”之基础上的。如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人的生存结构,也就是中国人的生存哲学(广义上),也就是文化属性。
生存结构决定了社会结构,社会结构决定了文化结构。
文化结构的深层内核,体现在中国人方方面面的思维、观念和行为上,更体现在文化属性上,这个“深层内核”既统一又矛盾,在属性上的非理性、非稳定、非持续与交叠、循环、作用,在政治层面上理解就是不停的“改朝换代”,又反向影响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建构,以及生存结构的难以逆转和改变。
广义上的文化、文明实际上就是人类个体的生存意识和国家、社会(集体)行为的总和与综合呈现。至于诗词歌赋、音乐、美术之类,只是狭义上的文化(载体),或可称之为文艺。再至于,学历、证书什么的,更与文化无关,不过是技术的一种等级标识。
二
我们的生存结构是什么?一句话,民以食为天。
可以这么说,直到改革开放以前,能吃饱肚子一直是中国人最大的生存问题。冯小刚拍过一部电影《一九四二》,讲的是河南大饥荒饿死人的事儿,并非虚构。
1942年7月到1943年春,在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发生了河南大饥荒。这场大饥荒的范围还包括河北、山西、山东、安徽。平息旱灾之后,又遇蝗灾,由于河南地处前线,有下级瞒报、政策失误、交通堵塞等原因,导致河南111个县中有96个县受灾,其中灾情严重的有39个县,受灾总人数达1200万人。大约150万人死于饥饿和饥荒引起的疾病,另有约300万人逃离河南。
我想,假如一个00后看这部电影的话,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饿死人这种事似乎离我们已经太遥远了,简直无从想象。但是,“居安思危”,这事儿其实一点也不稀奇。
吃饭问题,几亿人,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其实一直是个大问题。区别是,以前仅仅是吃饱了就行,现在是房子、车子、票子加肚子。
换言之,自三个庚子年循环下来,在西方工商业文明逐步取代东方农业文明之后,我们却越来越感觉“吃不饱了”。
三
在大约3300年前,自商代中期开始,中国就进入了农业文明的发端。
2500年前,老子与孔子先后诞生,儒家与道家思想(实际上皆从西周“分封建制”中、从周公的“制礼作乐”发源而来)及其继承者成为中国哲学(家)的先驱。
但是,第一次统一中国,使之成为一个大一统国家的是秦始皇,然而作为制定统治中国的哲学思想,并使之延续两千年的,却是法家的商鞅与李斯所创立的一整套仪轨、制度和法令。
换言之,中国人的生存结构(的深层逻辑),或者说生存哲学,从公元前221年开始,也就是2200年前,就基本定型了。商鞅称之为“法、术、势”,后世称之为“外儒内法”或“内圣外王”。
简言之,就是基于农业文明基础之上的靠天吃饭。这个“天”有两层意思,一是气象学意义上的自然条件,二是天子或皇帝所谓的“天命”。
反观西方,不要觉得西方工商业文明就多么高大上。比如民主制度,这并不是美国人发明的,同样,早在3000年前,古希腊城邦就已经有了议会制。换言之,西方文明的发端——古希腊文明,与中国,与东方文明从此走上了同步开始,却又截然相反的道路。
为什么会是这样?还是一句话,是自然环境选择的结果。
四
中国原始社会是氏族部落(所谓尧、舜、禹时代),后来发展为氏族部落联盟(或称为联合体),进入所谓的奴隶制社会。
已有文字记载的商代,就是由十个大的部落联盟所组成的近似于邦联制的国家(雏形),武王克商,杀了商纣王以后,到了成王继位,周公旦执政之后,西周正式成为第一个封建制国家,天下奉周天子为“共主”,但依然是“小邦寡民”。
春秋时期,尚有170多个诸侯国。到了战国中后期,只剩下了七个国家。也就是“战国七雄”,最后,秦王嬴政一统华夏,称“始皇帝”。但是,并不意味着历史就此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仅仅15年后,大秦帝国就分崩离析。又经历了四年的“楚汉之争”,直至刘邦建国,到了汉武帝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结构)才都进入到一个高度集权和相对稳定的国家(第一帝国)状态。
中国人生存结构的主要特征,也就在这一时期,逐步的建立健全了。
汉武帝死后,国库空虚,民不聊生,经过“昭宣之治”,也就是再度休养生息,老百姓得以重新吃饱了肚子,就这样,才有了大汉四百年天下。
而实际上,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王朝,没有一个国祚超过三百年的,除了两汉。而西汉作为东方农业文明发端之后的第一个中国相对比较长命的王朝,也反向说明了,无论于国于民,生存(即小农经济模式)都是第一位的。
不过,我想说明一点传统儒家生命智慧的当代价值,中国历代的王朝与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是两个概念,如何从现代意义上出发,重新定义和解读我们的文化结构,才是新世纪中国学者的责任,亦为我十数年来的追索以及写这篇文章(及相关作品集)的核心初衷。
五
西方人也同样要生存。西方工商业文明起始于古希腊,也可以说是爱琴海或环地中海文明,看看地图就知道,基本上世界历史上说的早期文明都是在环地中海沿线发生的。
区别在于,环地中海地带不适宜农耕,尤其是在几千年前的自然条件下,古埃及文明主要始于尼罗河流域,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始于两河流域。但是,不同于中国的黄河,历经数万年冲刷出的中原地带,非常适宜农耕。而是,当时的欧洲受墨西哥湾暖流的影响,到处都是高山、密林。且交通不便,人口稀少。
所以,欧美的工商业文明抛弃了农耕,走上了环地中海,“在路上”的旅程。也因此,个人的冒险主义、英雄主义、个人权利、工商交流、契约精神乃至开放、扩张的西方文化,开始萌芽和发展(也即工商业经济模式)。
而中国地大物博,相对封闭的地理和地缘环境与中原大地,以及丰沃的自然条件,为我们天然划定了一条发展道路——“重农抑商”的东方农业文明。
重农抑商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结构)不可逆的选择。因为,在古代,你如果重商抑农的话,所有人都得饿死。这最重要的一点原因是人口的急剧膨胀,远远的甩开了西方。
从西周初期的“井田制”开始,我们的祖祖辈辈,就辛勤的耕作在一片片的黄土地上。可是,依然吃不饱饭。因为,伴随着社会国家化和“封土建制”进程的加剧,私有制不可逆转的出现了。
最大的私有地主就是皇帝本人,再经过贵族、士族乃至到唐宋发展成型的官僚体制,简单来讲,这就是中国政治社会结构的发展和演变。
六
中国社会一直到氏族部落联盟时代,都可以称之为“共产主义”,即所谓的原始公有制社会。所谓“共和国”,我们也早在周厉王时期就有了,“共和”这个词既不是现在才有,也不是西方的共和制。
实际上,一直到今天,西方的共和制和民主制,其实从狭义上来理解,都是总统制。而君主立宪国家,是首相制。究其统治与驭民之本质而言,与中国数千年来的皇帝集权制度,并无二致。只是,因为社会结构产生和演变的深层原因与区别,我们一直没有能够突破自身的瓶颈。
而西方的社会制度,尤其是在政治制度上,在某种程度上,有一些先进性。但也是仅此而已。不论是东方的农业文明还是西方的工商业文明,我以为,都不是世界未来唯一的、正确的、单向性的选择。
上文已述,由于生存结构的不可逆转(至少到目前为止)和自然选择,东西方走上了截然相反的发展道路。也因此,社会结构与文化结构也必然跟进和相悖。
由于农耕要求人们协作,而工商业则要求人们独立;农耕要求社会要和谐为上,而工商业则要求社会分化和进取;农耕要求文化的保守,而工商业则要求文化的开放。所以,东方哲学的关键词就渐渐变成了仁、义、礼、智、信。西方哲学的关键词就渐渐变成了自由、平等、民主、契约、法治。
七
中国几千年来的社会结构,直至今天没有本质改变,——仍旧是以宗族、家族、亲缘关系为信条和纽带的人情社会。
这个在前面解读文化属性的系列文章中已经系统的论述了。我们一直是保守论,西方则是进步论。不过,仅限于字面意思。
我并非在评价孰优孰劣,只是客观的表述。而文化结构,则由如何吃饱饭变成了如何才能不长胖。看似也在“进步”南怀瑾老师:历史的洪流中的“理想国”——《道德经》第80章,且进步非常。但在我看来,可能亦恰如老子所言,我们现在不过是正在经历三千年前的那段“战国时代”的复刻版。
大历史观总认为,结束了“春秋战国”,中国从此走向大一统的以农业文明为基准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和谐的“大国时代”,这是一种历史进步。然而,历史的轮回不迭又反复的告诉我们,每一次都是吃不饱饭的农民揭竿而起,但他们并非革命,也仅是暴动而已。
除了一个朱元璋,每一个新上台的皇帝,仍不过是属于既得利益集团及其后代中的“强硬分子”之代表人物而已,不过仍继续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仁义道德”那一套。换言之,“二人”决定“一人”那一套。
文化(结构)的逐步、彻底僵化和腐朽,尤其是对于个体的人,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压迫,直接导致了东方文明体系的最终衰落。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
我以为,社会结构与文化结构(的核心弊端),决定了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
尤其是自南宋以降,直至1949年,我们不但没有前进,还倒退了六七百年。如从政治层面来简单理解的话,每一个作为这样一个有着厚重历史传承与积淀的、特殊的、独成一系的大国统治者,不论是刘邦、李世民、赵匡胤还是朱元璋、爱新觉罗·玄烨、孙中山,他们也似乎无从选择。
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专制,管不了这个国家;太专制,又会颠覆这个国家。
如今,“全盘西化”更无用。进入21世纪以来,遍观中国社会可以说几乎是什么都西化了。就比方说上学吧,除了语文,哪一门课不是西方人发明的?再说生活当中,人人手里拿的手机,马路上跑的车,那一项核心技术不是西方的?
直白的说,除了在技术(技艺,非科技)层面上,在高楼大厦上,在高铁上,甚而在模模糊糊的感觉上,我们像是活在一个“大国盛世”之中。可一旦冷静下来细思之,我们是既丢弃了传统文化(的精华),又只是学了西方的一点皮毛。
其结果就是,满世界满大街都充斥着,——虚无感和孤独感。别的不说,就比如几亿人的朋友圈都选择了“仅三天可见”,这是为什么呢?!
八
概而言之,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抑或,——这就是中国人的生存哲学之本质吧!“仁者,人心也”,故求仁得仁,我们要的始终是生存,其结果也就只能是一直在生存这个层面挣扎。
及至二十一世纪的20年代的2020年,全球疫情肆掠,经济下行,民生不堪。我们究竟如何突破?如何面向未来做出选择?也许,这已不是一个无用的哲学问题,恰是一个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了。我想,应该是反其道而行之。
当年,孔子想恢复周礼,老子更“反动”,想彻底回到原始社会,这都是不现实的,包括现今所谓的“新儒家”们。我以为,在当前的大环境和条件下,只有先重新定义文化结构,其次解构社会结构,最终,才能完成对生存结构的破解。
冯骥才先生就曾说:“我们的文化(现在)都被钱收买了,我们反过来又拿文化卖钱,这是多么可怕的恶性循环!”
我在拙文《谈文化艺术(产业)的“市场化”》中,也提出过一个观点:真正的工商业文明的实质、具有普世性的工商业核心价值观(实际上,并不与东方式的“理想化”完全对立),我以为还是——以人为本。
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以民为本”或“民生观”是有核心区别的。不是“民心向背”的那个人,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有个体价值的人,一个有血有肉的有精神主体的人及团体。
即,人才的发现、培育、竞争和可持续性的、保护地球环境的、有核心价值的经济(产品或模式)效益产出。说到底,是个体的人与团体(非群体)的创造力、合作力、竞争力,以及“慢工出细活”。
而在未来,这个综合价值与改革社会、文化层面的前瞻性意义,尤其是在文化、文旅(产业)上,只会越来越凸显。反观传统行业、传统的工商业也包括风头正劲的互联网产业,各种瓶颈亦越来越明显,也是同理。
即使一些人还能“投机取巧”,“饮鸩止渴”,但是,在这个信息全球共享、机遇瞬息万变、人才越来越独立与稀缺、东西方碰撞剧烈的时代,你想方设法能赚到的,永远也只是蛋糕的一小部分。
若文化属性不能彻底颠覆,长此以往,最终导致的结果,不外乎两点:贫富严重分化和各行各业的恶性竞争。这,绝不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初心。
九
回到题首的发问,我们仍然回到本文要阐述的重点上来。国人多推崇老子的智慧,可未有几人真正读懂。我在早先发表过的文章中已表,道家的“身学”在中国人的个体实现方面也基本扯淡。
再看西方,康德将启蒙定性为民众思维的觉醒南怀瑾老师:历史的洪流中的“理想国”——《道德经》第80章,自我理性的提升,就是启迪民智。而数千年来,中国人最大的惯性思维方式仍是“善恶思维”,而非“是非思维”。
“善恶”并非“惩恶扬善”,否则正义就不会总是“迟到”了。是直线思维,也就是“由A到B”或“非A即B”,就是定义、归类、站队。是成王败寇。其背后逻辑是功利主义,是感性主导理性。
笔者所言“是非”当然不是“张家长李家短”,而是首先承认人性的弱点,接纳个体与社会的差异性,不偏执也不盲从。是重建自我认知,尊重科学,独立思考并理解客观世界。其背后逻辑是存在主义,是理性主导感性。
前者以道德与教化主宰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后者则以平等与权利启迪智慧的诞生和社会的进步。
个人亦认为,社会变革乃至文明演进,或要打破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文化属性,必以改变人们固有的思维方式为核心基础。可惜的是,迄今为止,虽经过“五四”以降的西学东渐与“改开”之后的解放思想,我们仍未有实质意义上的突破。
就是还未真正启蒙。仍借用鲁迅先生的话讲,即“还未完成人的萌芽”。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不管有无真正意义上的民众思想与行为的觉醒,或称之为“启蒙”,往往都是“精英”的独角戏,人民只是扮演了“乌合之众”的配角,完全主次颠倒。
自1840年以来的上述两次“启蒙运动”,勉强再把魏晋时期的“风度”算上,以破除封建迷信和教条、本本主义为主要目的出发,但最终,我们仍然走上了“造神”、变相专制与泛民族主义之路,仍是权力意志支配自由意志之路,本末倒置。
不止“五四”与“改开”,上溯至历朝历代,每次变革只要他不改变固有的思维方式,仍然效忠的是权力,以及包装既得利益者的“仁义道德”。那么,对于人以及人的个体价值的自我认知和思想意识的改变,就没有任何积极的促进作用。
“开智”反而变成了“渔民”,不能改变乃至颠覆我们这个国家的传统文化属性,也不能改变人民的小农意识,也不能真正实现“科教兴国”,更不能实现真正的启蒙意义。
最后,笔者简要总结三点:第一,启蒙应该彻底摒弃“善恶思维”与政治导向、个人导向(有别于个体价值),推崇科学、理性,坚持逻辑性和怀疑精神。
其次,学习西方不代表“全盘西化”,应以基本的人权为理论基础,让民众知道自己有什么权利与责任,建立“是非思维”。
第三,自由、平等、博爱的所谓“普世价值观”同样非常适用于中国,普世价值既不是上帝也不是“天”,更非权富阶层所带来的,要依赖每一个有个体意识的中国人去主动拥抱、创造与改变,直至最终极的思想和文艺的“革命的胜利”。
张锋 己亥冬至写于启东翠彧轩 庚子深秋修改于大理洱海之畔 癸卯暮春再次修改于大理野猪林
本文由某某资讯网发布,不代表某某资讯网立场,转载联系作者并注明出处:https://www.chuangxinguoxue.cn/rujiasixiang/317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