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乃中华文化之精华，可定义为儒家之学

编者按：国学乃中华文化之精华，可定义为中国之学、国家之学、治国之学，主流是儒学。春秋以降，孔子及其后学将夏商周三代之国学改造发展为儒家之学。战国以后，儒家学说不断与时俱进、推陈出新，依次形成了先秦子学、汉唐经学、程朱理学、陆王心学、明清气学和近代新学六大历史形态，成为传统国学之主流。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之后，发扬儒家气学和新学唯物主义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学主流，发扬儒家汉学和乾嘉考据传统的科学实证主义以及接续程朱陆王唯心主义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现代新儒家）成为支流。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和在它指导下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为社会主义新国学。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国学即其思想精华。国学是国家的产物，有国家才有国学。所谓国学，就是中国之学、国家之学、治国之学，主流是儒学。中国不断发展，国学也随之变化。夏、商、周三代，有奴隶制国家之国学。春秋战国时代，经过孔丘、孟轲、荀况等学者整理加工和讲授传承，三代的国学发展为儒家之学。秦统一六国后，从先秦儒学分化发展而来的法家学说成为封建帝国之国学。西汉初年，从先秦道家思想发展而来的黄老思想取代法家学说成为新国学。从汉武帝开始，封建统治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综合春秋以来儒、墨、道、法、阴阳诸家思想的儒家经学占据统治地位，成为国学主流。分析儒学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和形态演变，可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

一、先秦儒学与中华国学之孕育

中华国学源起于夏禹，形成于三代，但三代之国学只能通过儒学来了解，而儒学之创立和形成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所以中华国学之源可于先秦儒学中求索。儒者之名古已有之，而儒家之学始于孔子，所以中国儒学始于孔学。春秋末年，博学好礼的儒士孔丘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传述经典、讲学授徒，创立儒学。孔子之学，与命与仁，敬鬼神而远之，强调以德润身、以礼治国，乃儒学源始、国学渊源。

夏商周三代之国学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主，孔子所创之国学则以《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为核心。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三千而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孝圣曾子、述圣子思、复圣颜回、隐圣子夏等。孔门后学传承发展儒学，贡献最大者为战国的孟子和荀子。孟子之学祖述三代之德，阐扬仲尼之意，创立性善论、仁政说和王道论。荀子之学推崇孔子和子弓而批判子思和孟轲，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创立性恶论，隆礼重法，广裁道、法、名、墨而会归于儒，成为“百家争鸣”的总结者。

二、汉唐经学与古代国学之形成

秦代以降，先秦儒学发展为汉唐经学，成为正统国学，此乃中华国学之形成。《庄子》称《诗》《书》《礼》《乐》《易》《春秋》为“经”，谓“《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庄子·天下篇》）。《史记》又称“六经”为“六艺”，认为“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儒学启蒙，《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史记·滑稽列传》）。儒者云，经者道之常，以其道可常行，故名经。又云，经者径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儒家经学就是学经、解经、传经、释经之学，有传、注、笺、疏、正义等形式。

西汉时期，儒家之学经过几位大儒，特别是董仲舒的综合创新，发展为一种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神学目的论思想体系，适应了大汉帝国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国学乃中华文化之精华，可定义为儒家之学，跃升为官方哲学，成为封建帝国的国学。此后，儒学形态几经变迁，其国学地位始终未变。但是，天人感应论成为国家官方神学理论，刺激了传统天命论的发展，导致谶纬神学的兴盛和法典化，使谶纬之学与今文经学、古文经学成为东汉儒学的三驾马车，从而为道教和玄学的产生以及此后佛教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国家分裂、战乱频仍、民族交融的背景下，强调尊卑等级、夷夏之辨的纲常名教受到冲击，主张超越名教、避世逍遥的道教和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佛教趁势而起，中华国学出现三教并行局面，南朝宋孝宗所谓“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的提法就反映了这种情况。隋唐时期，道教和佛教以其比儒学更彻底、更思辨的强有神论吸引群众，导致“儒门淡泊，收拾不住”，封建统治者实行“三教并奖”政策，形成了中华国学三足鼎立的局面。

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古代国家对宗教神学有着特殊需要，导致唐朝国学的社会影响呈现出佛教最大、道教次之、儒学最小的局面。然而，儒学作为以治国理政为核心的传统国学，其政治功能绝非佛、道二教所能替代。唐朝初年，李世民吸取隋朝统治者崇佛轻儒的历史教训，在弘文殿集四部之书，令国子祭酒孔颖达领衔修撰《五经正义》以统一经义，此书颁行全国，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晚唐时期，韩愈等大儒发起“古文运动”，倡导“文以载道”，建立儒学“道统”，借鉴佛、道二教阐发儒学思想，为儒学复兴奠定基础。

三、程朱理学与中古国学之兴盛

在汉唐时期作为中国封建王朝新国学的儒家经学国学乃中华文化之精华，可定义为儒家之学，于宋元时期发展为长于哲学思辨、注重修身治国的程朱理学。理学由北宋程颢和程颐兄弟初建，由南宋朱熹总其成，故称“程朱理学”。程朱理学将先秦子学著作《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奉为经典，作为吸收佛教心性论和道教宇宙论的经典依据，将汉唐经学的基本经典《诗》《书》《礼》《易》《春秋》“五经”置于次要地位。程朱理学用传统儒学的人道实理取代佛、道二教的天道空理，以此统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国学道理，从理论上借鉴并超越佛、道二教，于宋末元初成为中国封建王朝的新国学。

程朱理学的创立，源于佛、道二教对儒学的冲击，以及几代儒者对佛、道挑战的回应。佛、道二教在魏晋南北朝及隋唐兴盛，使以弱有神论为特点的儒学思想受到具有强有神论特点的佛、道二教思想的挑战。晚唐大儒韩愈大力排佛、创立儒学道统论和人性论，以及柳宗元援佛入儒、综合百家的努力，显示了儒家学者的理论自觉和价值自信，为宋代儒学复兴及其超越佛、道二教奠定了重要基础。

由于孔子罕言“性与天道”，弟子们“不得而闻”，导致儒学缺乏完整的本体论和宇宙论。儒者要振兴儒学，就必须吸收佛、道二教之长以弥补自身之短。因此，以儒家经典为基础，从佛教、道教汲取宇宙论和心性论思想，丰富发展儒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就成了宋儒的不二选择。为了振兴儒学，宋儒借鉴道教易学来发展儒学的本体论和宇宙论，其具备开创性的代表就是周敦颐的义理易学和邵雍的象数易学。周、邵二儒从儒、道两家共治的《易经》入手，吸收道教宇宙论思想，建立新儒学本体论和人性论，为开创理学奠定了基础。

构建儒学的天道性命学说，必须回应道教的“无本论”（以“无”为宇宙本体）和佛教的“空本论”（以“空”为宇宙本体），从而建立儒学的“有本论”（以“有”为宇宙本体）。周敦颐的“无极论”和邵雍的“太极论”为构建儒学本体论进行了探索，但没有从根本上与道教本体论区别开来，而且没有说清楚“无极”和“太极”是何方神圣。张载继承和发展王充与柳宗元的元气论思想，用“气”来解释佛、道二教的虚空本体，把儒教的天命性情思想建立在“气本论”（以“气”为宇宙本体）基础上，为构建儒学本体论做出了贡献。

张载创立“太虚”非空、非无的“气本论”，实现了对佛、道二教虚空本体论的辩证否定，但没有很好地解决理学中的“气”与经学中的“天”是何关系的问题，也没有从根本上把儒学之“气”与道教之“气”区别开来。二程把佛教华严宗的“空理”改造为儒学的“实理”，提炼出“天理”二字，建立了“理本论”，很好地解决了理学之“理”与经学之“天”的贯通问题，从而在超越佛、道二教的同时发展了儒家经学，初步建立起理学体系。

在周、邵、程、张诸儒奠定的新儒学基础上，特别是在二程创立的天理论和修养论基础上，朱熹集北宋新儒学思想之大成，创立既吸收又超越佛、道二教思想的新儒学体系，把佛、道二教的本体论、宇宙论、心性论以及宗教修行论和禁欲思想融入儒学，构建起包罗万象的中古儒学思想体系，完成了“三教合一”而“统之于儒”的历史使命。程朱理学也曾遭受庆元党禁之祸，但终究在真德秀和魏了翁等朱学后劲的努力下摆脱困境，被独尊为国家意识形态。

四、陆王心学与中古国学之变异

陆王心学兴于南宋，盛于明朝，为程朱理学的反对派，是资本主义萌芽在儒学上的反映。心学家以“心”释“理”，以“心本论”（以心为宇宙本体）取代“理本论”（以理为宇宙本体），用主观唯心论代替客观唯心论，具有张扬个性、解放思想的作用。理学独尊后成为维护纲常、知行不一的“假道学”，强调个性解放、知行合一的心学思潮兴盛起来，既有补偏救弊之功，也有解构破坏之效。陆王心学用早期市民阶层的个人主义和自由思想反对程朱理学，使封建儒学发生变异，为中国封建社会晚期民间儒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理学家吸收佛、道二教思想重建儒学体系，既为超越佛、道二教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为儒学在明清时期分裂为理学、心学、气学三大派别埋下了种子。理学开创者周敦颐深受佛教禅宗和道家庄学影响，一开始就蕴含着心学种子。心学思想萌生于周敦颐的学生程颢，发扬于程颢的学生谢良佐及其后学张九成，最终在陆九渊那里形成体系。南宋时期，在朱熹吸收佛教华严宗思想发展二程学说、集理学之大成时，陆九渊吸收佛教禅宗思想、发展张九成学说建立心学体系，在宇宙观上以主观唯心主义与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相对立。

进入明朝，心学成为国学主流。明朝心学启于陈献章，成于王阳明。黄宗羲说：“有明学术，白沙开其端，至姚江而始大明。盖从前习熟先儒之成说，未尝反身理会、推见至隐，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明史·儒林传》云：“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

心学在明朝的兴盛，与王阳明密切相关。王阳明三十四岁时思想发生重大转折，决心摒弃释、老之学而返归圣门，他与陈献章的弟子湛若水一见如故，相与共倡心学。阳明心学强调儒术乃公道、公学，非孔子、朱熹可得而私，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天理就在吾心之中，通过致良知即可体悟天理，关键要知行合一，在事上磨炼。黄宗羲指出：“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尤其是王艮及其泰州学派最能体现心学精神。“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心学在明朝灭亡后被批“空谈误国”，却对近代新学和现代新儒家产生了重要影响。

五、明清气学与古代国学之总结

明清气学是在理学衰落和心学兴盛的背景下，伴随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而兴起的近古唯物主义启蒙儒学，是晚唐以来儒家义学的自我批判和理论总结。儒家气论源于道家，其最初形态为汉朝的元气自然论，在晚唐发展为元气本体论，在北宋发展为元气体用论与太和气化论，在南宋发展为气学事功论并与朱熹的客观唯心论尖锐对立，明中叶以后发展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潮，在明末清初达到古代儒学之高峰，是中华国学从古代走向近代的转折点和桥梁。气学在清朝发展为强调科学和实践的实事求是之学，为近代新学唯物主义奠立根基，成为马克思主义顺利传入中国并得以中国化的重要思想文化基础。

从明中叶开始，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萌发，在心学自由思想作用下，气学思想在程朱理学的躯体中潜滋暗长、积蓄能量。到明末清初，气学思想终于发展蜕变为声势浩大的气学思潮，完成了对程朱理学客观唯心主义的辩证否定，形成了批判唯心论和有神论、拒斥形而上学、注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启蒙儒学，为中华国学从中古经院哲学向近代启蒙思想转变做好了准备，这突出地通过顾炎武、黄宗羲、方以智、王夫之、颜李学派和戴震等表现出来。

儒家气论源远流长，但气学思潮兴于明朝。明中叶大儒王廷相批判程朱理学的唯心论，在宇宙观上强调理乃气之理、离气没有理、元气即道体；在人性论上强调只有气质之性，没有天命之性；在认识论上强调只有见闻之知，没有德性之知；在修养论上强调行可兼知、动静交相养。王氏之说为启蒙儒学奠定了基础。明朝灭亡后，顾炎武痛批心学家空谈误国儒学启蒙，强调通经明理、为学日进、学以致用，被奉为清代“开国儒宗”。黄宗羲批判总结理学和心学，提出气外无理、心即是气的思想，强调经术所以经世、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成为清代“史学之祖”。黄氏之学的突出特点是抨击君主专制，主张工商皆本，倡导民主政治，为资本主义开路。方以智注重科学研究，创立“质测通几”之学，把儒家气学唯物论奠立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最后，王夫之苦心孤诣、遍注群经，综合创造出近代自然科学产生之前世界上最宏大的古代唯物辩证法体系，为中华民族在近代民主革命中最终接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及科学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

明清气学的显著特点是强调实事求是、实干兴邦，其突出代表为戴震的求是气学和颜元的实践气学。戴震把实事求是的气学思想运用于汉学考据和治经闻道，创立气化即道、理在气中，欲出于性、理存乎欲，就事求理、履而后知，研习科学、裨益民生的求是气学，为儒家思想的学术化和科学化奠定了基础。颜元把实干兴邦的气学思想运用于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创立心想口谈不如身行为实，实用之学是舜尧周孔真道统的实践气学，开启了颜李学派以复古旗帜倡导近代精神和“破旧立新”的变法思想，为儒家思想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础。明清气学虽然被封建统治者压抑了，但是受到晚清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和革命家重视，为中华国学的近代化做出了贡献。儒家气学的经验理性和求实精神，充当了中华国学接纳西学的思想桥梁。如果没有儒家气学为铺垫，很难想象中国人会如此顺利地接受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既是舶来品，也是国学发展的必然要求。

六、晚清新学与传统国学之创新

晚清新学是继陆王心学和明清气学之后第三种与程朱理学对立的民间儒学，是儒家开明知识分子为应对西方侵略和西学冲击而创立的近代新国学。晚清儒家新学的总体特征是恢复西汉时期的今文经学传统，以宋元以来的经世义学为基础吸收西学和佛学思想，构建适应帝国主义时代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和更化改制需要的新国学。晚清新学兴于十九世纪中期，盛于十九世纪后期，衰于二十世纪初期，是反映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诉求的维新变法儒学。

汉代今文经学在东汉后期被古文经学取代后渐失其传，只有何休的《公羊解诂》完整地保存下来，公羊学成为今文经学的核心。公羊学强调更化改制，可以为政治变革提供理论支持；它的治学方法强调发挥儒家经典的微言大义，也有利于儒学理论的开拓创新。乾嘉以后，清王朝盛极而衰，思想控制有所放松，为广大儒生“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提供了空间；同时，逐渐增多的儒生因找不到仕途出路而增加了对清朝政治的不满。另外，朝政腐败、农民起义的震荡和沿边资本主义的侵扰等诸多矛盾交织，使封建王朝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落之势。在这种情况下，一股对腐朽没落的封建王朝进行理论批判的新儒学思潮逐渐以今文经学复兴的方式发展起来，占据了时代精神的主流地位。今文经学家龚自珍和魏源便是居于转折点上开创新学风气的关键人物。

龚自珍和魏源之后，经过太平天国运动，到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社会兴起资产阶级改良思潮。改良思潮的早期代表王韬、马建忠和薛福成等初步提出改革政治和发展工商业的主张儒学启蒙，但却局限于“取西人之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到八九十年代，改良思潮进一步发展，郑观应著《盛世危言》，何启和胡礼垣著《新政真诠》，不但在经济上要求发展民营工商业，而且在政治上要求建立议院制君主立宪政体。他们一方面批判旧学、讲求西学，另一方面主张道本器末、中学为本西学为末。郑观应说：“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庶知所变者富强之术，非孔孟之经常也。”“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知其缓急，审其变通，操纵刚柔，洞达政体。教学之效，其在兹乎。”到十九世纪末，改良思潮发展为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1898年的维新变法，既是爱国救亡运动，也是儒学革新运动。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谭嗣同和梁启超等发表《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礼运注》《大同书》《仁学》《新民说》《新史学》《新小说》等新学著作，创立大同学、新仁学和新民学等，开创了儒学发展新境界。

七、民主革命与中华国学之变革

维新运动失败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很快被民主主义所取代。风雨飘摇的晚清政府为了实现洋务派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设想，开始选派年轻聪慧的儒生留洋学艺。可是这些儒生们不仅学来了“夷技”，而且学来了“夷道”，从而造成儒家新学的“消化不良”，最终导致新学阵营分化瓦解，使中华国学走向变革。

中国儒学发展到近代，突出地呈现出两种倾向：一是以唯物主义立场大量吸收西学，二是以唯心主义立场公开吸收佛学。宋明儒者也曾大量吸收佛、道二教思想，但一般是不公开的，往往是“明挤而暗用”。近代国门被打开后，传统学术受到西学的强烈冲击，促使儒生们把过去的“异端”佛、道、墨、法当作“中学”同伴，公然援以入儒。从龚、魏到康、梁、谭，他们都对佛学采取与西学相同的兼收并蓄的态度，表现出古代儒者未曾有过的开放心态。这一取向发展到章太炎，便出现明显的消化不良和体系矛盾。章太炎之后，儒家新学内部的体系矛盾开始演化为儒学外部的派别斗争，因为传统国学的古老架构已经装不下从思想内涵到学科体系都截然不同的西方新学。于是，延续两千多年的传统国学走向终结，中华国学随之发生历史性变革。

维新变法失败后，资产阶级改良派发生分化：以章太炎为代表的激进派转化为革命派，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阵营；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保守派转化为保皇派，组成了企图恢复封建帝制的反革命阵营。辛亥革命后，革命派蒸蒸日上，保皇派江河日下。在袁世凯复辟的刺激下，中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中华国学发生了从封建主义到民主主义的历史性变革。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出现三大新文化思潮：一是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二是以胡适、丁文江、金岳霖等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思潮，三是以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等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思潮。这是中华国学按照自身逻辑在近代历史条件下必然做出的几种反应。

中华传统国学在明清时期的气学唯物论那里达到思想理论高峰，在晚清时期的新学唯物主义那里开始近代化变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实现现代转型。合乎明清气学唯物论和近代新学进化论唯物主义逻辑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华国学的新主角，合乎乾嘉汉学考据学逻辑的实证主义新学成为新配角，坚持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唯心主义逻辑的现代新儒家成为保守派。随着中国革命的性质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转变，中华国学也实现了从明清气学和近代新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变革。在此过程中，孙中山和朱执信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发挥了重要的桥梁和中介作用。

中国共产党人继承明清气学和近代新学的思想精华，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创立了继承明清气学和近代新学进步传统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使之成为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新国学，这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契合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必然结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说：“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应该而且一定能够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更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