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是人类两大文明轴心之一的时代

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时期，这一历史阶段被称作是人类两大文明轴心之一的时代。自东周纷乱到大秦一统，这长达五百余年的风云史中，在刀光剑影秦朝法家的统治思想，群雄逐鹿的烽烟下，却孕育出了诸子百家这一影响华夏文明数千载的文化思想。

毫不夸张地讲，时至今日乃至以后，我们所遇到的任何一种问题，都可以重新返回到先秦时期，去百家诸子的学说中寻求解决问题的一些思路。

今天，我们就谈谈春秋战国时期所形成的主要思想体系以及为何只有法家的思想最后脱颖而出，并深受诸侯青睐？

那时候，在当时百家争鸣的大时代下，最为世人所熟知的便为“九流之家”，即儒、墨、道、法、纵横、阴阳、名、农、杂，如果再加上兵家、医家和小说家的话，就是俗语“九流十二家”的由来了。

众多思想纷纷出现，就形成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一套文化思想体系。而在这一庞大的学论体系中，最热衷于变法改革的，自然非法家莫属。

在当时，在礼崩乐坏的时代，想要在乱世中开辟出一方天地，就必须寻找新的治国之法。而在之前秦朝法家的统治思想，周朝所推行的礼乐制度已然被时代所淘汰。因此，究竟用何种治国理论才能够指导国家繁荣昌盛，这便成为了法家弟子毕生所追求的目标。就这样，法家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也渐渐形成了三股势力，即以主张严刑峻法规范国家的“法学派”、主张以帝王之术统御群臣的“术学派”和主张以君王把控权势任命重要官职的“势学派”。

在这三种不同的学派之间，也先后出现了诸如李悝、慎到、申不害、商鞅、李斯、韩非等一系列著名的代表人物。其中尤其要属商鞅和韩非子的名声最为响亮。毕竟，正是因为有了商鞅变法，才使得弱秦通过改革逐步变强，以至于最终实力足以吞并六国而一统天下。而韩非子，尽管最后被嫉贤妒能的李斯陷害至死，但却以一部《韩非子》流芳千古。他的这本书，集法家学论之大成，糅合三派理论，为后世研究法家和后世改革家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和参考信息。至于其他的数位法家代表，尽管有成有败，但也同样在华夏文明的长卷上书写下了辉煌灿烂的一笔。

那么问题就来了，纵观法家的发展历程，在春秋战国，可以发现，每个诸侯国在变法图强的时候，都是法家的贤才登上该国的政治舞台的时期。比如吴起在楚国的变法，就曾让楚国短暂变强一时，由吴起训练的兵种“武卒”，让秦国也得忌惮三分。毫不夸张地讲，在那样一个时代下，法家已然成为了变强的代名词，迅速地从诸子百家中脱颖出来，并受到各诸侯的青睐，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想要探究其中的奥秘，还要从法家始终所坚持的三类思想来入手。

首先第一类思想就是著名的“不法先王，不事礼仪”。

这句话作何解释呢？根据《韩非子》中的论述，上古追为仁义，中古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意思就是说：上古时期人民安居乐业，只有在这种万方欣欣的良好氛围下，才能够推行儒家所崇尚的仁义的那一套。但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各路诸侯征伐交战，少有仁义之师的出现，因此古圣先贤的那一套仁义制度也就不再受用了。

所谓“不法先王，不事礼仪”阐述的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在礼乐制度已然不对天下诸侯起到任何约束作用的前提下，再去讲仁义礼智的那一套学论，只会使得国家愈发孱弱，领土日益削减。毕竟，在那个时候，实力就是正道。再加上各国君主想要发愤图强，本就对儒家的那一套不感兴趣，自然需要一种更为霸道的学说来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这样一来，法家不法古不循今的理论，自然为这些诸侯开辟了一方新的天地。所以法家的变法改革不仅总是被诸侯国所仰赖，同时也是一种时代进步的表现。

其实，该理论本质上就是具有很先进的“历史发展观”，即根据当时的社会实际提出的更先进的思想主张，做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第二类思想即“依法治国，富国强兵”

法家之所以被后世冠以一个“法”字，就是因为他们无论如何变法改革，无论是三家中的哪家分支学派，都始终坚持着依法治国这一绝对性的原则。所谓刑不上大夫之类的话，在法家看来，根本就是一纸空谈。要知道，当年秦孝公的儿子，太子犯法，不仅太子本人被商鞅贬谪，就连太子太傅也被削了鼻子。更有甚者，在商鞅变法之初，为了震慑万民，他曾经数万犯死罪者集中在渭水河岸，一一处决，致使渭河被彻底染红，血色经年不散。

所以，在法家面前，只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不存在避重就轻的情况。但是，如此一来，难道君主的权威不会受到挑战吗？其实不必担心，尽管依法治国是法家的根本思想，但维护君权与依法治国这一思想是相辅相成的。

至于如何加固君权统治，三个学派各有其法。因此，无论施行怎样的严刑峻法，都不会触及到君主的根本利益。再者说，依法治国是为了富国强兵。正是因为有了商鞅这样铁面无私的执法者，才将积贫积弱的秦国一步步扶向了巅峰，试问有了秦国作为前车之鉴，后代君王又有哪个不想实现同样的目标呢？而能促成这一目标达成的，自然也就只有法家学论可以做到了。

这第三类思想，就是韩非所总结的“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从时代的大背景下来考证，这里的“圣人”便是君主的代名词。何为要？要就是帝王权术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是人类两大文明轴心之一的时代，就是身为一代君主统御群臣的根本方法。何为事？事就是指天下之事。君王深居宫城秦朝法家的统治思想，不可能将天下大小之事了解的面面俱到。所以，按照韩非的说法，君王只要掌握好统御群臣的“要”，就可以指挥群臣去为自己解决天下一切的“事”。

这一点，其实和老子所说的“无为之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所谓“无为之治”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是人类两大文明轴心之一的时代，其原意当为“以无为胜有为”。因为，只有当君王完全控制了群臣，群臣为君王尽忠尽力，自然不会再有烦心事传到君王耳中，从而国泰民安，地方无本可奏。这不就是“无为”了吗？相比之下，那些整日里忙碌于朝政之间，还容易遭受权臣控制的君主，其下场又有几个是好的？

所以，正是因为法家在变法改革的过程中，不仅能实现变革图强，同时还注重巩固君权，稳定君主的权威。这才使得诸侯国在选择变法之时，往往更倾向于借助法家学派的力量，从而让法家从诸子百家中迅速脱颖而出。而且，法家最后也帮助秦国统一了天下，可见法家思想及其人物对历史进程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法家学说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无论变法改革怎样进行，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维护王权统治。但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使得各诸侯极力推崇法家。

总而言之，法家能从诸子百家中迅速脱颖出来，一个就是正确分析了当时的社会情况并提出相应对策，即符合当时的“国情”，另一个则是迎合了统治者加强统治的需要，还能实现国富兵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