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兼士”形象与当下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的借鉴

摘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具体的，墨家打造“兼士”形象与当下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具有较高契合性。本文梳理了墨家思想中关于“兼士”的言行主张及其行为规范方面的标准要求，重点从理想追求、政治品格、为民情怀、实干精神、尚贤意识、艰苦作风、格局境界等七个方面进行梳理，给墨家“兼士”形象画像，为当下推进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提供借鉴参考。

关键词：墨家思想兼士干部队伍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需要从各方面具体切入，干部队伍建设亦是其一。先秦诸子在“百家争鸣”中提出了一系列政治主张，也培养了一批人才，被誉为“儒墨并显”的墨家更是如此。墨家把培养“兼相爱、交相利”的“兼士”作为目标，通过开坛设教、聚徙授学，达到了墨家弟子“盈天下”之势。从墨家创始人墨子和弟子们的言行主张及其待人处事风格可以看出，墨家对培养“兼士”是有所期待的，也是高标准严要求的。研究墨家眼里的“兼士”，可以让我们看到墨家认为的“好干部”是什么样子。据笔者对《墨子》[1]文本的梳理分析，墨家“兼士”形象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兼爱交利”、救世济民的理想追求

墨子及其弟子是一批富有理想、有所趋赴的人。墨子本人早年曾受儒者之术，后因不满儒家烦琐的礼仪而创立墨家学派。从墨子《修身》、对仁义态度和成为圣贤的人生追求角度看，墨家与儒家还是有其相像之处的。但儒家因为把战乱纷争的原因归结为礼乐崩坏，把重建礼治秩序作为社会问题的破解之法，且注重个人修养对社会的意义，路径方法上更重视通过诚心正意进而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墨子的思想则把社会动荡的根源归结为“不相爱”，同时因为反对儒家亲亲尊尊、差序有别的做法，把倡导“兼相爱、交相利”作为救世济民的方法，因而致力于培养一大批具有“兼爱”思想的“兼士”，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墨子培养兼士的最高要求就是要胸怀“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崇高理想，符合“兼相爱、交相利”这一墨家思想根本要求。作为兼士，要能够“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子·尚贤下》），不符合这一要求的人，就不能达到兼士的标准。“有财相分”“余财相分”是墨家的一条很重要的行为原则。“据财不能以分人者，不足与友”，这样的人是会被墨家弟子所排斥的。

在墨子的思想体系中，把“大禹”作为心目中理想化人格的化身。《庄子·天下篇》讲墨子称道大禹：“昔禹之湮洪水……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跋，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所以，墨子以身作则，教育弟子也要以大禹为标杆，“量腹而食，度身而衣”，“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

墨家培养的兼士，也是具有“任侠”精神的勇士。《墨子·经上》说：“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真正的士，能通过损失自己的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来增加自己的作为，这叫“任”。墨子和弟子们的这种“任侠”形象受到了世人的极力称赞。比如，《孟子·尽心下》赞誉：“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庄子称墨子“真天下之好也”“才士也乎”。汉代陆贾《新语》高度肯定“墨子之门多勇士”。梁启超先生因仰慕墨家“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任侠”精神，把“任公”作为自己的字号。鲁迅更把具有扶弱抗强、兼爱互利、匡时救弊的墨侠精神的人誉为“民族脊梁”。

二、“摩顶放踵”、忠诚担当的政治品格

墨家学派与其他学派的显著区别之一，就是强调其团体成员的忠诚坚定。墨家以救天下为己任、立志拯救万民于水火，墨家教育团体成员为了整体利益而自我牺牲，甚至自愿献出生命的精神和生动事迹，在历史上是很著名的。《淮南子·泰族训》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化之所致也”，认为墨家重视团队忠诚度的培养教化，其成员具有为了共同的目标甘愿舍生忘死、敢于担当奉献的可贵精神。《吕氏春秋·上德篇》记载的一个事例，非常典型地反映了墨家团体成员的忠诚坚定及自我牺牲精神：墨家巨子孟胜受阳城君之托付为其守国，在力不能胜的情势下，为了保持墨家的信义，与弟子们一起甘愿以身赴死。这种牺牲精神在其他学派中确属罕见。

墨家忠诚教育的思想基础渊源于“尚同”的主张。《墨子·尚同》上中下三篇，均认为原始社会天下之乱，是因为“古之民始生，未有正长之时”，“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千人千义”，每个人思想都不同，导致人与人不相爱而致乱象滋生，所以要“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以“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使天下人思想和行动统一起来。表现在思想上就是要“一同天下之义”，在政令统一上要“上同而不下比”，对墨家组织自身就是强调要对组织忠诚，坚决服从其领导者巨子的命令，依此类推，这样才能“治天下之国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墨家这些思想为春秋战国时期走向大一统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同时也非常深刻地影响了其后世的政治和社会生活。

墨家不仅强调对领导者、对组织的忠诚，更强调对“义”的使命在肩、坚定执着精神。后世史书多以“重然诺”形容墨侠，既是赞誉墨家子弟信义精神，也是对其以身戴道、摩顶放踵精神的褒扬。《墨子·贵义》有一则故事：子墨子自鲁即齐，过故人，谓子墨子曰：“今天下莫为义，子独自苦而为义，子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人于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处墨家主张什么教育思想，则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则食者众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为义，则子如劝我者也，何故止我？”意思是说，现在天下没有人行义，就像如果没人去种粮食了一样，要教育大家更加用功地去行义才对啊。这种躬身为义、忠诚笃行的精神是墨家极力褒扬并倡导的。

三、为民代言、“孝子事亲”的为民情怀

墨子是没落贵族的后裔，自称“鄙人”，被人称为“布衣之士”，是一个十分同情“农与工肆之人”的士。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地位，墨家才会从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出发，要求维护农民、手工工人等下层劳动人民的利益。因而从总体上看墨家主张什么教育思想，墨家思想代表了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手工业者的利益。

墨家“兼爱”的核心思想是站在下层人民立场上提出的。“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敖贱，诈必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是以仁者非之。”批判乱象、主张“兼爱”，是站在生存竞争中的弱势群体的角度而言的，而不是相反，这是“仁者”的基本立场。特别是墨家提出的“非攻”思想，强烈批判战争对交战国尤其是普通劳动人民财富和生产生活所造成的巨大伤害，始终站在弱者的一方发出强烈的正义声音。

《墨子·非儒下》指责儒家“亲亲有杀，尊贤有等，言亲疏贵贱之异也”，反对儒家有等差的、亲疏远近贵贱高低的“别爱”。认为儒家由亲至疏、推己及人的“爱”是有局限的，并没有把绝大多数人包含在内，最后往往变成自私自利的家族本位。而“兼爱”，就是要“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兼相爱、交相利”是整体的、平等的、互利的。特别是在后期墨家思想中，更提出要“周爱人”的思想，那种“只以人为条件的‘爱无等差’无亲疏的周遍的爱，那才是他之所谓爱——兼爱的真义”[2]。从这个意义上说，墨家兼爱思想所关照到的对象范围更广、数量更大、更具普遍性。

墨子提出治理天下当如“孝子事亲”，这与诸子各家有着显著区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是相当独特的。“子墨子言曰：仁者之为天下度也，辟之无以异乎孝子之为亲度也。今孝子之为亲度也，将奈何哉？曰：亲贫则从事乎富之，人民寡则从事乎众之，众乱则从事乎治之。”在传统社会能够提出“爱民如子”“为民做主”的思想已经算得上是比较开明了，而把群众当亲人，将治理天下比作孝子侍奉父母，实际上已经把统治者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正面颠倒回来了，这是一种超越了当时历史、具有进步意义的理念。难怪墨家的思想在当时会受到其他学派的攻击和非难，也难怪现代有的学者认为“墨家的兼爱思想、为天下兴利除害的实践行动以及舍己为人的精神，是‘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渊源”[3]。

墨家还把是否有利于人民作为“义”“利”的标准，从维护底层人民利益的角度提出了系列政治主张。《墨子·非命上》：“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认为只要是利国、利民、利人就属于义，否则就是不义。墨子站在维护小生产者和平民阶层利益的立场上，提出“非攻”主张，体现了乱世之下底层人们向往和平、反对战争的共同呼声。同时，还极力主张“节用”“节葬”“非乐”，反对统治阶层铺张浪费，认为统治者的穷奢极欲，“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导致“国贫而民难治也”，要求“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墨子·节用中》）。另外，墨家提出的像“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发展生产、“去无用之费”等“兴利除害”“强本节用”等富民思想，对现代领导干部来说都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教育启发意义的。

四、“志功合一”、拼搏奋进的实干精神

墨家是一个具有强烈实践精神的学派。墨子不仅提出了一整套的政治主张马克思主义“兼士”形象与当下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的借鉴，而关键是自己能够一直率先垂范、身体力行。他认为，“士虽有学，而行为本也”，“务言而缓行，虽辩，必不听”，“ 名不可简而成也，誉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评价一个人，既要看其志向，又要看他的实绩，既要看一个人做事的行为动机，又要看其行为的后果，要“志功合一”，“合其志功而观也”。

墨子教育弟子要言行一致、说到做到、择务从事、切勿空谈。一方面，提出“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要求“口言之，身必行之”，认为“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乱也”，言“不足以复行者而常之，是荡口也”。另一方面，要求弟子根据不同的情况有针对性地去解决问题。比如，墨家的十个政治主张。提出“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针对国家“昏乱”，就“语之尚贤、尚同”。同样，针对“贫”“憙音湛湎”“淫僻无礼”“务夺侵凌”等不同情况，分别语之“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尊天、事鬼”“兼爱、非攻”。这些与我们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强调以问题为导向，强调知行合一、实战实效是非常契合的。

墨子与弟子们役身给事、栉风沐雨的勤劳姿态一直为世人所景仰。《庄子·天下篇》用了大段文字描述墨子和弟子们“量腹而食”“度身而衣”，“生不歌、死不服”，“其生也勤，其死也薄”，“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的工作和生活状态，虽是批判墨家主张对普通人来说难以企及，但也发出了“真天下之好也”的由衷赞誉。在墨子看来，劳动是社会生活最基本的要求，他鲜明亮出“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的政治主张，提倡“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鞼鞄、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而且自己也是身先垂范、形劳天下。

墨家子弟拼搏奋进的实干精神既是从事实际生产、处于底层生活的客观环境所迫，也与其以力抗命、强力而为的“非命”论思想是高度相关的。墨子强烈反对“命定”论，认为那种“命富则富，命贫则贫”的命定观是“暴王所作，穷人所述，非仁人之言也”，是十分有害的。个人的贫富贵贱并非是命中注定，而是其不曾努力、未尽全力的结果。“执有命者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墨子·非命上》），必须予以坚决反驳。要通过“上强听治”“下强从事”，以“力”来改变自己命运。墨家的非命思想不仅对当时统治阶层革故鼎新、变法图强和下层人民以力抗命、勤劳刻苦产生了积极促动作用，而且对我们今天安身立命、防止躺平、突破阶层固化、用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仍不啻为有益的警示。

五、进贤使能、快马加鞭的“尚贤”意识

墨子充分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提出“夫尚贤者，政之本也”。《墨子》一书开篇立论：“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他讲“众贤”这事比什么都重要，认为“归国宝不如献贤进士”（《墨子·亲士》）。作为治国理政者，主要的任务在于发现人才、增加人才，把人才使用好。

墨子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他提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对人才要“举公义，辟私怨”。他说，“古者圣王甚尊尚贤而任使能，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要“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这些思想截然不同于那种亲亲尊尊、内外有别讲究身份与出身的用人态度，在当时是非常进步的马克思主义“兼士”形象与当下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的借鉴，甚至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

《墨子·尚贤》用了上中下三大篇章详细论述了墨家进贤使能的用人观。墨子认为，只有树立起明确的用人导向，才能形成崇尚人才、贤良之士竞相而出的良好氛围。他提出，对人才要“富之、贵之、敬之、誉之”，这样“国之良士亦将可得而众也”。假如社会上都以贤人为榜样，竞相为义，那么整个社会就能形成一种稳定向上的发展趋势。

墨子对贤良之士是有其一定标准的，这与其思想体系中“兼爱”的主张是相贯通的。他说：“为贤之道将奈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而在道德和能力要求上，墨子提出贤良之士既要“厚乎德行”，又要“辩乎言谈，博乎道术” （《墨子·尚贤上》），要具备很高的素质和能力要求。

在墨家尚贤的用人观中，更值得尊崇的是墨子对优秀人才既悉心培养又“好上加好、快马加鞭”的严苛要求。墨子最得意的弟子禽滑釐“事子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役身给使，不敢问欲”。墨子主动把他带到泰山之上，备置酒肉，将守城之道倾囊相授。《墨子·耕柱》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子墨子怒耕柱子。耕柱子曰：“我无愈于人乎？”墨子跟他说，如果去太行山，有马和羊，你会赶哪个去？耕柱子说那他选马。墨子说就是这个道理，我认为你就像马一样值得驱赶啊，耕柱子一下子就领悟了。这也很好地注解了墨子对其弟子苛求卓越、精进奋进、用心点拨的孜孜教诲。

六、“以自苦为极”“去无用之费”的艰苦作风

墨家节用尚俭、贵义苦行的精神在诸子百家中极具辨识度。墨子以大禹为榜样，把能不能吃苦作为道德原则和行为准则，其弟子“多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庄子·天下》），认为这样才是“禹道”、才能算得上“墨”。墨子认为，苦行节用不是个人修身养性的小事，而是关乎国家命运的大事。墨者负重苦行、艰苦奋斗，目的是通过以身作则来宣扬节用兴邦、救世济民小六壬，通过自苦行义、牺牲个人来实现万民幸福之理想。

在墨家看来，统治阶层穷奢极欲、奢靡腐化的生活既是对社会财富的严重浪费，也是对底层广大人民的严重剥削和压迫。《墨子》列举了统治阶层“宫室”“衣服”“为食”“舟车”“蓄私”等五个方面的奢靡现象，认为这些都“必厚作敛于百姓”，“凡此五者，圣人之所俭节也，小人之所淫佚也”（《墨子·辞过》），是国家不治而乱的重要原因。对此，墨子率先在那个时代提出了“俭节则倡，淫佚则亡”的警世危言，告诫治理者“宫室不可不节、衣服不可不节、饮食不可不节、舟车不可不节、蓄私不可不节”。

墨子在“节用”“节葬”“非乐”等系列主张中，鲜明提出“去无用之费”的根本原则。他认为，“圣王为政，其发令兴事、使民用财也，无不加用而为者，是故用财不费，民德不劳，其兴利多矣”。为了国家的治理，必须以节用节俭为基本要求。

七、“兼照天下”、博大无私的格局境界

清末民初的近代中国曾掀起过一轮墨学复兴的热潮。梁启超曾给予墨子以非常高的评价，说墨家轻生死、忍苦痛的武侠精神可以起中国之衰。章太炎说“墨子之学，诚有不逮孔、老者，其道德则非孔、老所敢窥视也”[4]。后来毛泽东同志也高度评价墨子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墨子以义为贵、戴道而行，确实有着很高的思想境界和胸怀格局。

墨家高明首先在于其戴道行义用心绝不在功名利禄。“止楚攻宋”可谓墨子一生的高光时刻，但史料记载，墨子日夜兼程、裂裳裹足、历尽艰辛地止楚攻宋，使宋国避免了一场灾难。从楚国回来后遭遇了一件事，却更显其人格之高大。《墨子·公输》：“子墨子归，过宋。天雨，庇其闾中，守闾者不内也。故曰：治于神者，众人不知其功。争于明者，众人知之。”岁月静好，总是因为有人在为我们负重前行。墨子止楚攻宋，后来还有止鲁攻郑、止齐伐鲁，并未想过要索取名利，在他眼里这只是在行“义”而已。

墨家认为从政者的标准是要做到兴利除害、赏善罚恶，让老百姓得到温饱，让天下求得善治，而不能牺牲原则去追求升官发财、换取富贵。墨子拒绝越王分封五百里的故事，就是因为他认为不能牺牲自己的“义”，认为那是“义粜”。墨家弟子是对名利看得很淡的人，高石子“背禄向义”、项子牛“背义向禄”，就分别受到了墨子的赞誉和惩戒。墨家弟子对己艰苦朴素，对人却非常慷慨，“有财相分”，“有财勉以分人”，颜子家训称誉他们为“世谓热腹”之人。

在墨者的精神世界里，有种无私无我的大格局在支撑。墨子对兼爱天下的圣人充满膜拜之情：“文王之兼爱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无有私也。”墨家一贯主张为人处世要公平公正、刚正不阿，摈弃私心杂念，做到“赏贤、罚暴，勿有亲戚弟兄之所阿”。《吕氏春秋》记载的墨家巨子腹朜就是这样的人。当时腹朜的儿子在秦国杀了人，秦惠王怜悯他“年长矣，非有它子”，叫人免除刑罚。腹朜却不同意，而根据墨家“杀人者死，伤人者刑”之法大义灭亲，被后世所称誉。

墨家非乐的主张被荀子批判为不通常理、不利于发展生产，实际上也是偏颇的。据《说苑·反质篇》记载：禽滑釐问墨子，在“隋侯之珠”与“一钟之粟”之间如何取舍？墨子的回答是要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如果是“凶年”，“取粟可以救穷”。在墨子眼里，食与美之间，“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与丽之间墨家主张什么教育思想，“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与乐之间，“居必常安，然后求乐”。提高人们生活水准前提要建立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反观墨家自苦行义、救世济民的做法，着实可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值得尊崇的高尚境界。

注释

[1]方勇译注.墨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5.3.

[2]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M].上海：上海书店，1992：100.

[3]陈克守，桑哲.墨学与当代社会[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52.

[4]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7:2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