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义华：中华文明中具有控制意义、提挈意义和动力意义的三个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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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2月7日）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总决赛中，上海复旦附中高一学生武亦姝凭借深厚的诗词底蕴成功夺魁（总决赛视频见文末），而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国18条”），激发了人们对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意义的反思和重视。

今日起，讲堂将刊发一组主讲嘉宾阐述传统文化的演讲。他们是新儒家代表、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教授（第58期讲堂嘉宾）、复旦大学资深特聘教授姜义华（第88-3期讲堂嘉宾）以及台湾地区知名文化人士钱复（第78期讲堂嘉宾）。今天与您分享的是复旦大学资深特聘教授姜义华的观点。

2015年5月复旦大学资深特聘教授、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姜义华（第88-3期讲堂嘉宾）做客文汇讲堂，主讲《中华文明枢轴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今天重点来谈中华文明中具有控制意义、提挈意义和动力意义的三个谱系：知识谱系、价值谱系、国家治理与社会自我治理的实践谱系。首先关注整个知识的构成、演化及其特点，如何形成给文明注入强大生命力的价值体系，再聚焦它们如何在国家治理、社会自我管理等方面得以实现。

‍传统‍文化是知识谱系构成的来源

知识谱系：制礼作乐的儒家、无为辩证的道家、人性为恶的法家、兼爱尚贤的墨家，这四大学说是整个中华文明知识体系的基本构成

中国的“轴心时代”指的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在非常激烈的争鸣中塑造了中华文化最富原创性的时代。这中间，涌现了春秋战国时代影响最大的四家学说：以孔子为代表创立的、以“伦理教化、制礼作乐”为中心的儒家学说，以老子为代表创立的、以“无为”即维护事物辩证法的自然发展为中心的道家学说，以商鞅、韩非为代表、基于人性本恶而创立的法家学说，以墨子为代表、以“兼爱、尚贤、尚同”为核心观念的学说。其中，道家衍生出了兵家、法家，起源可能早于儒家。

这四家学说有着非常强大生命力，以它们为主干，形成了中华文明的知识谱系。它们与轴心时代其他文明非常重要的区别，就是“史”“巫”之别。我们重视的是历史传承，他们更多的是由“巫”的祭祀所主导，衍生出宗教性。中国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孔子所说的“不语怪力乱神”，重视人类自身的历史发展和延续。所以中国一直是把人的现实生活、实际交往放在整个学术谱系的核心地位。

大量考古发现的资料已经证明，中国远古时代，也曾有过以宗教型神明崇拜为主要特征的文化，如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它们都曾一度非常兴盛，但都没有传承下来。而宗教色彩淡薄、世俗性很强的祖先崇拜，特别注重传宗接代、血缘关系、现实生活世代相接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则生生不息，发展延续下来。早期的儒，有一部分可能专门从事和巫祝相类似的祭祀活动。是孔子使儒家摆脱了原先残存的宗教色彩，转而完全以历史与文献为宗。

中华文明强调的是历史发展的延续性，重视的是人们的实际生活的不断传承与互相联系。它不像其他那些为宗教所支配的文明，每一个人都直接对上帝负责，与过去没有太密切的关系。章太炎在《驳建立孔教议》中写道：“老子称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孔子亦不语神怪，未能事鬼。次有庄周、孟轲、孙卿、公孙龙、申不害、韩非之伦，浡尔俱作，皆辨析明理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思想的主要来源，察于人文，由是妖言止息，民以昭苏……人思自尊，而不欲守死事神姜义华：中华文明中具有控制意义、提挈意义和动力意义的三个谱系，以为真宰，此华夏之民所以为达。”这段论述清楚地说明，春秋以来，中国的知识谱系最大的特点便是重视人们的现实生活，重视世俗的历史联系，这是真真实实的史的文化，而非源自远古“巫”的宗教文化。

姜义华著作《章太炎思想研究》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思想的主要来源，他认为中国的知识谱系最大的特点是重视世俗的历史联系，而非源自远古“巫”的宗教文化。

传统文化蕴含着现代文明的价值谱系

价值谱系：民为邦本的政治伦理、以义制利的经济伦理、和为达道的社会伦理、天下文明的世界伦理，其普遍性、深入性在日常生活、家训、成语、名字中都有体现

中华文明枢轴中的价值谱系，我在《中华文明的根柢》一书中概括为四个方面：政治伦理的核心价值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经济伦理的核心价值是“以义制利，以道制欲”；社会伦理的核心价值是“中为大本，和为达道”；世界伦理的核心价值是“德施普也，天下文明”。四家学说在这些伦理的核心价值上并无太大的差异，这也形成了整个中华民族传承至今的一些价值观。它们不仅体现在各种经典之中，也已渗透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比如家训、族规、乡约、春联、成语，包括每一个中国人的名字、字号，都大量体现了这些核心价值观。

通观中华传统文明中的价值谱系，集中起来可以概括称作中华责任伦理。体现在每个人和家庭、乡里、社会、国家、天下的现实的联系之中，表现为每个人对自己、对家庭、对乡里、对社会、对国家所承担的责任之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人们所熟知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正集中地反映了这一中华责任伦理。

姜义华著作《中华文明的根柢》中，对中华文明的四大伦理原则进行辨析，指出了中华文明复兴的必然性

传统文化在现代国家治理、社会自我管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实践谱系：在两千多年的国家治理中，知识谱系、价值谱系分别作用在不同的时段，不同人群，相互交杂，形成了中华文明强大的生命力和遇挫后的再生力

世界的古文明中，唯一以文字记载延续到今天的就是中华文明。要问中华文明为何能延续至今，不仅仅要了解过去形成的知识谱系、价值谱系的根本特征，更要了解它们在国家治理和社会自我治理的实践谱系中如何形成自己强大的生命力，以及遇挫后的顽强的再生力。中华文明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中有一个基本的模式，即“礼法结合、德刑兼用、权统由一、政不二门、百官修理、威令必行、王霸道杂用”。

法家的立法和治国思想，在两千多年的国家和社会治理中一直在沿用

纵观中国的国家治理，不但“汉承秦制”，一直延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秦始皇建立大一统国家最重要的特点是中央集权和郡县制。

商鞅就已提出“法者，国之权衡也”,“权衡”关乎于国家的根本。他强调立法的基本原则是要了解老百姓的愿望和需求、要抓住根本：“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战国策》评价商鞅变法，提到“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我们今天讲依法治国，其实两千年前就这样实践了。

“黄老之治”的道家思想在各朝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实践中也未缺席

道家在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思想上主张清净无为，最适合大动乱之后休养生息的需要。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说：“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无成执姜义华：中华文明中具有控制意义、提挈意义和动力意义的三个谱系，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惟其如此，故能“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道家在社会自我治理中影响尤深。

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主张清净无为，对当今社会自我提升极为重要

各代王朝逐步强盛，乃至由极盛至中衰时，常常是儒家特别活跃时期

就儒家而言，《礼记·礼运篇》中所说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只是心目中的理想世界。他们充分意识到，根据春秋以来的现状，人们只能谋求实现“小康社会”。小康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存在着家庭、私有制及国家，“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思想的主要来源，货力为己。”儒家大力倡导德治与礼治，强调伦理教化，就是为了推动常态化的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的建设。荀子说：“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者也。”这一说法，特别到位。儒家主张 “为政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就是要求考虑各方面的利益，使得社会能够形成一个协调、和谐的关系。

墨家不像其他三家，但潜存影响持续不断，尤其在广大草根民众之中

在国家治理和社会自我治理中，司马谈所说墨家“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的主张，成为中国社会几千年的普遍共识。墨家所主张的“兼爱”，演化为儒家的大同思想；墨家所主张的“一同天下之义”，即国家必须形成统一的意志，演化为法家确立中央集权的整套理论；墨家所提倡的“尚贤”，已深深渗入儒、法、道各家政治实践。墨家思想的精髓沉淀于广大民间社会，在一次次大规模农民战争所提出的“均贫富，等贵贱”、“均田免赋”一类口号中展现出它强大的影响力。毛泽东写《伦理学原理》，是把墨子和释迦摩尼并提。后来又专门讲到墨家是代表劳动人民、比孔子更高的圣人，他说墨子是中国古代唯物辩证法的大家，评价相当高,反映了墨家潜存的影响仍持续不断。

上述国家治理与社会自我治理的实践表明，中华文明的知识谱系和价值谱系之所以不是空谈，没有中途消失，就是因为它们在中国几千年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实践中各自发挥了作用，也由此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

1995年6月11日，在香港拜访南怀瑾。探讨究竟什么使得中华文明得以延续。

7日晚播出的总决赛中，武亦姝最终成功登顶

文字来源|节选自2015年5月23日，第88-3期“文汇讲堂”历史演讲季姜义华现场演讲实录。原标题为《中华文明枢轴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图片来源|文汇讲堂工作室，其余网络

微信编辑|袁圣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