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平民化圣人观的内涵与发展趋向

泰州学派以泰州命名，由发源地泰州而走向全国，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泰州学派讲学主张“不以老幼、贵贱、贤愚，有志愿学者，传之”，将儒学思想社会化、普及化，为不以读书为业的人打开了“学以至圣”的方便法门，黄宣民先生称泰州学派为“民间儒学派”。

事实上，儒学自孔子创立之初，便主张有教无类。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儒学逐渐变成文人士大夫的专利，圣贤之道逐渐淡出普通人的视野，农工商贾游离于圣贤之道的边缘。

王艮开创的泰州学派继承了王阳明“心之良知是谓圣”的圣人思想，从普通百姓日常生活出发，提出“百姓日用即道”，将儒学圣贤之道普及到农工商贾、平民大众之中，使儒学“传道对象大众化”。吴震先生认为，晚明时代的儒学思想已出现了“民间化”“大众化”的发展趋向，但实际上这种发展趋向首先由王阳明开其端。

壹

王阳明平民化圣人观的内涵

明朝中期王阳明平民化圣人观的内涵与发展趋向，程朱理学成为官方哲学后，理学逐渐走向僵化，变成统治者禁锢人民思想的工具，社会上出现种种言行不一、失序异化现象。王阳明早年也笃信朱熹圣人观思想，年谱记载，王阳明二十一岁时，相约与朋友庭前格竹，结果王阳明与朋友两人先后格竹失败，劳思致疾。王阳明于是感叹“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王阳明对理学圣人观逐渐产生了质疑，“格竹子事件，在某种意义与程度上也成为王阳明对朱熹学说发生怀疑的开端。”正德元年，王阳明因触怒宦官刘谨，被贬谪贵州龙场。在居夷处困之际，王阳明不禁思索，“圣人处此，更有何道”，最终大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王阳明认为“心之良知是谓圣”“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农工商贾亦可成为“仁圣英贤，高洁不群之人。”王阳明突破了以士人为中心的阶层划分，将成圣的主体拓展到生活中每一个人。良知内在，能否由凡至圣、能否致良知、能否实现自身的价值，主动权更多取决于自己，王阳明极大地提升了人们的社会主体性。

贰

王艮对王阳明平民化圣人观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百姓日用即道

王艮继承了王阳明“四民异业而同道”“愚夫愚妇与圣人同”的思想，提出“百姓日用即道”。王艮认为良知现成兵家学派的思想，在先天本体上，圣凡无异。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只要通过后天的实践工夫，将内心的良知向现实维度展开、扩展到日常生活中即可，“良知天性，往古来今，人人具足，人伦日用之间，举而措之耳”。王艮进而认为“满街都是圣人”，生活中捧茶童子的日常行为也无不是道兵家学派的思想，“童仆之往来，视听持行，泛应动作处，不假安排，俱自顺帝之则，至无而有，至近而神”。黄宗羲对王艮“端茶童子无不是道”的评价是“闻者爽然”，闻者舒畅爽快，之后王艮的思想在广大劳动群体中得到广泛传播。

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

阳明心学在王艮的思想体系中具有重要影响。王艮在第一次拜见王阳明时，认为王阳明的良知说简易直截，佩服不已，当即拜王阳明为师。第二天，王艮意识到昨日拜师过于草率，又去与王阳明反复辩论兵家学派的思想，最终“心大服”。王艮拜师，并不盲从，虽然当时阳明心学已经得到广泛传播，王阳明地位显赫，但王艮仍然求证本心，从自身体悟验证王学是否正确。

王艮对儒家经典的理解是“‘经’所以载道，‘传’所以释经，‘经’即明，‘传’不复用矣。道即明，‘经’何足用哉？‘经’‘传’之间，印证吾心而已矣”，经传都只是为了印证心中本有的道理，当心体明澈，也就无需拘泥于一经一传的文辞义理。王艮继承了王阳明身上打破条条框框的“狂”的特质，王艮认为，即使是孔子也不是天生圣人，也要不断学习，才能达到通明的状态。“孔子虽天生圣人，亦必学《诗》、学《礼》、学《易》逐段研磨，乃得明彻之至。”许苏民先生说：“王阳明的‘狂’，一言以弊之，即在于他确立了人的主体性。”王艮的“狂”，体现在“时时不满师说”、“往往驾师说之上”，张扬人的主体性。

明哲保身与淮南格物说

王艮提倡尊身主义，“率此良知之学保身而已”，注重人的生命与生存需求，反对“死理”戕害“活人”，“圣人以道济天下，是至尊者道也。人能弘道，是至尊者身也。”理学家程颢说：“生生之谓易，是天之所以为道也。天只是以生为道，继此生理者即是善也……万物皆有春意，便是继之者善也”，如果生命不存在，则任何春意、世间万物都对自己没有意义。但随着程朱理学的发展，理学逐渐走向僵化，理学的弊端逐渐显露，存理灭欲，导致对人性、人身的摧残。王艮认为身体不保如何能够保家保国，于是提出“明哲保身论”，“能爱身者，则必敬身；能敬身者，则不敢不敬人；能敬人，则人必敬我；人敬我，则吾身保矣。故一家爱我，则吾身保；吾身保，然后能保一家。一国爱我，则吾身保；吾身保，然后能保一国。天下爱我，则吾身保；吾身保，然后能保天下。”王艮主张以身为本，维护人的身体和生命，爱己爱人，进而成己成人，保家保国。与此同时，明哲保身并不意味着丧失原则，而要“危邦不入，乱邦不居，道尊而身不辱。”

王艮反对历史上愚忠愚孝、割股疗亲的做法。针对大学中所说的“止于仁，止于敬，止于孝，止于慈，止于信”，王艮说“若先不晓得个‘安身’，则‘止于孝’，烹身、割股有之矣；‘止于敬’者，饿死、结缨有之矣”，身体不能保全，如何尽孝尽忠。《论语·微子》中记载了一个故事，殷纣王昏庸无道，殷纣王的臣子“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隶，比干谏而死”，王艮认为“微子之去，知几保身，上也；箕子之为奴，庶几免死，故次之；比干执死谏以自决，故又次之”，王艮对微子、箕子、比干三人的做法进行了分析，王艮认同微子的做法，微子既尽到了做臣子的职责，又保全了自己。针对比干死谏的做法，王艮说：“不知安身便去干天下国家事，是之谓‘失本’也……不知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国家哉？”王艮对《大学》中“格物”也提出了自己的理解，“格如格式之格，即絜矩之谓”“身与天下、国、家，一物也”，以身为家、国、天下的“格式”、为天下国家的根本，“身是天下国家之本，则以天地万物依于己，不以己依于天地万物。”

叁

王艮之后的泰州学派

罗汝芳，泰州学派的集大成者，继承了王艮“百姓日用即道”及“良知现成”的思想，认为良知良能，人人具足，“德性之良知良能，原始通古今，一圣愚，人人具足，而个个圆成者也”，人们日常的视听言动无不是天命之性的体现，“天命之性昭显于日用。”罗汝芳进而提出圣凡平等观，圣人即是自己，“自古以来，人皆晓得去做圣人，而不晓得圣人即是自己。故凡说著圣人，便去寻作圣一个门路，殊不知门路一寻，即去圣万里矣”，圣即是凡，凡即是圣，圣人不是高高在上，而是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圣人境界不再高不可攀，这一思想极大地激发人们的自主性、主体性。与此同时，罗汝芳为了避免人们率性而为，以情识为良知，将上帝视为“日监在兹”的存在，进而告诫人们不可率性而为，否则只能“去圣愈远，离道愈远”。针对理学家存理灭欲之说，罗汝芳认为圣人境界不应以克制人们日常需求、情感欲望为基础，而是应当充分扩充自己的内在良知。

泰州学派后期重要人物李贽，针对理学中“存天理，灭人欲”、将形而上的“天理”视为高于一切的法则，忽视人民的日常生活需求，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非衣食之外更有所谓种种绝与百姓不相同者也。”李贽从现实的人生出发，认为穿衣吃饭之类的物质生活即是人伦物理，反对理学家提出的天理是极善，人欲是极恶的说法，肯定人必有欲、人必有情，肯定了人们对物质生活的需要。李贽对圣人的理解是“尧舜与涂人一，圣人与凡人一。”李贽的圣人观以“童心说”为基础，“夫童心者，真心也”，每一个人的“童心”都是自足圆满的，无论是圣贤还是普通百姓，天然禀赋都是一样的，“彼无加而我无损”。“童心”接近于王阳明的“良知”，是真善美的统一，是人最初的一念本心。在日常生活中，圣人与普通百姓、愚夫愚妇一样，人们不必仰望圣人，“自我言之，圣人所能者，夫妇不肖可以与能，勿下视世间之夫妇为也……夫妇所不能者，则虽圣人亦必不能，勿高视一切圣人为也。”

肆

泰州学派圣人观的影响

王阳明侧重从理论上打通了人人皆可成圣的内在理路，泰州学派则进行了实际行动，将儒学圣贤之道普及到山林、市井之中，“入山林求会隐逸，过市井启发愚蒙”，帮助人们树立成圣的信心。泰州学派主张良知现成，圣人良知与常人良知无异，极大地提升了下层民众的自我意识和社会主体性。泰州学派肯定人的正常欲望，饥食渴饮，“夏葛冬裘”，有助于化解圣贤之境与世俗生活之间的紧张关系，体现了儒学自古以来关注“人”、关注“现实生活”的维度，“儒家伦理不在局限于士大夫阶层的个人修身领域，而更多地延伸到大众生活的日常层面。”

泰州学派虽然继承了王阳明平民化圣人观思想，但同时也将儒学圣人观引向了虚无化，消解了圣凡之间的界限。在从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提出格物保身、自我意识王阳明平民化圣人观的内涵与发展趋向，到罗汝芳提出“圣即是凡、凡即是圣”，李贽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过程中，在现实维度上圣凡之间的差距一步步被消解，进而导致了明朝后期出现此是圣人，彼亦是圣人的圣人泛化现象，“只完全一个形躯，便浑然是个圣人”，“罗汝芳以颜钧为‘圣人’，杨起元又以罗汝芳为‘圣人’”。人们对圣人的评价完全依据自己的喜好。其次，随着历史的发展，泰州学派中“认欲为理”的思想弊端逐渐显露，“猖狂者参之以情识，而一是良知”，狂狷者将人的各种情感欲望视作良知的体现，将人引向“恣情玩意”“猖狂荒谬”之境地，造成了泰州学派后期“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的局面。

结语

在现实生活中，成人、成圣是个不断完善、不断进行的过程，不论是孔子、朱熹还是王阳明，生前都不敢以圣人自居。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的闻见知能已经完备，不再需要格物致知，由于产生此念，便在自己的德性上有所亏损，便已称不上圣人了。泰州学派作为阳明心学的一个分支，继承了王阳明的平民化圣人观，虽然存在消解传统儒学强调的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等实践工夫，但泰州学派将儒学社会化、世俗化，不仅为泰州本地，而且为全国其他地方的底层人民提供了讲学的条件与环境，在教育普及的广度与深度都比以往的书院更进一步，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