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的法家与兵家的相同之处

军事是政治的延续，政治为强大的军事实力打下坚实基础。可以说，政治和军事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关联关系。

这点，在先秦时期的法家与兵家之间体现得淋漓尽致，二者甚至几乎属于一种学派，毕竟著名的法家先驱吴起和商鞅，就同时是兵家的代表人物。

但是既然分为两家，那么其中自然也有不同之处，这也使二者之间的关系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一、法家与兵家的相同之处

1.地域文化基本一致

先秦的诸子百家基本都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他们不仅仅是按照思想差异来划分的，其产生的主要原因也有地域文化的影响。

在春秋战国时期，最主要的文化圈主要有三个，分别是东方的齐鲁等文化大国、南方的楚国等部族“蛮夷”、中部三晋文化圈。

更重要的是，每个大文化圈还因为各自拥有的自然资源等原因，在地域文化上也存在异同，并且容易互相影响。就拿东方的齐国来说，其不光和鲁国是邻居，西边还和晋国接壤，自然也受到了三晋文化圈的影响。

晋国由于周边小国环伺，因此更加轻周礼、重富强，也就是更为功利主义，这和崇尚利他的鲁国可谓大相径庭。

因此综合而言，齐国相当于齐鲁文化圈与三晋文化圈之间的过渡带，在侧重传统周礼的同时，也和三晋一样崇尚富国强兵、扩张版图。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齐国得以涌现出法家先驱管仲，以及兵家“祖师爷”孙武，二者的理论思想符合齐国的治国之策，因此得以如鱼得水。因此，法家和兵家得以产生及发展，和处于相似的地域文化是具有密切关系的。

2.核心价值观上主张务实与理性

以地域文化为土壤的诸子百家，在核心价值观上自然也存在异同之处，法家和兵家虽是两种流派，但是其核心价值观都是务实与理性春秋战国时期兵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思想，这和理想浪漫的先秦儒家是完全不同的。

兵家之所以能够成为主流学说之一，就是因为其改变了将战争胜负交给鬼神的思想，以理性客观的角度分析和决定战争走向，自然在和传统兵法交锋时频频获胜。

因此，孙武才会在《孙子兵法》中强调：“兵者，诡道也”。只有结合客观情况进行灵活变通，才能找到必胜之道。

而法家之所以能够成为“帝王之术”，自然也是因为将社会、国家的发展原因归为“人治”而非“天理”。在法家看来，为政者不能复古守旧、将命运交付给神鬼，应该结合自身条件进行锐意变革，从而极大提高综合实力，这和兵家的核心价值观一样，都是极为务实与理性的。

3.都主张以法令严明规范行为

除了地域文化和核心价值观相同外，法家和兵家在制定奖惩机制时一样注重严明法令和奖惩分明，甚至可以说法家在这方面是源于兵家。

刑罚最早是在上古时期的军事中出现的，用来激励将士勇敢杀敌、防止其叛变或者临阵脱逃。

先秦的兵家认为，严格的法令是行军打仗的重中之重。孙武在被吴王要求训练180个宫女操演阵法时，最先做的就是给她们强调军纪法令。

当孙武按照军纪杀了两个不服从命令的宠妃后，所有宫女再也不敢打马虎眼，经过训练成为另吴王都刮目相看的优秀女兵。

同为务实理性、以法驱民的法家，正是从军事中见识到了法令的重要性，因此才会主张“刑罚必于民心”，以法律规范百姓的言行，从而使社会稳定。

这个观点先秦时期的法家与兵家的相同之处，其实在兵家的著作中也有明确提出，例如兵书《尉缭子》中就有：“民非乐死而恶生也，号令明，法制审，故能使之前。明赏于前，决罚于后，是以发能中利，动则有功。”

可见，在制定严明的赏罚机制这件事上，法家和兵家的看法是一致的。

二、法家与兵家的不同之处

1.法家在价值观和思想上更为极端

虽然法家和兵家的核心价值观都是侧重务实理性的功利派，但是在程度上还是法家更极端。法家的治国思想，其根本与其说是通过法令约束百姓的行为，倒不如说是充分利用了人类“趋吉避凶”的天性。

在法家的眼中，国家就是一台冰冷的机器，每个人都是其中的零部件，而这也是法家被主张民本思想的儒家所鄙夷的重要原因。

可见，法家的价值观和思想是极端务实与理性的，甚至可以说在利用人性的同时轻视伦理人心。

其实，起初的法家并不是如此极端的，早期法家代表人物郑子产，就在病重时提出“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主张以德政为主、严法为辅。

然而随着春秋战国的动乱，目睹各个诸侯国兴起衰败的法家诸子，在愈发务实和理性的同时春秋战国时期兵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思想，其思想也愈发极端激进。

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和秦国兴盛的功臣，商鞅算是法家中最极端的人，因为执法严酷，甚至在渭河边一天处决了七百个犯人，把渭河染成了血红色。

如此惨烈的景象，在当时也就只能在战场上见到，因此这也成了商鞅被当时乃至后世抨击的“黑历史”。

而在对于战争的看法上，和兵家几乎同宗同源的法家更加“好战”，商鞅在变法时也培养了秦人好战之风，以至于“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

在这种情况下，秦人虽然攻城略地无往不利，但是由于常年征战，导致越来越多的秦人家庭破败甚至绝户。

正因如此，商鞅在彤地战死后，遗体送到咸阳没多久，就被秦惠文王车裂示众，其全族也被诛尽，以此来安抚常年苦于商鞅极端苛政的百姓。

2.兵家反倒更注重人文关怀

相较于法家而言，兵家虽然是将眼光放在战场军事上的学派，但是其反倒更加重视人文关怀。

孙子在撰写《孙子兵法》时，提出了重要的“慎战论”，认为战争必然会消耗彼此国力，对百姓造成极大的伤害。

因此春秋战国时期兵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思想，孙子才会写出“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个善既是对敌国士兵的善，也是对两国百姓的善。

兵家这一围绕攻伐征战的学说流派，其本质还是“以战止战”，通过灵活运用兵法来降低战损、快速统一各诸侯国。

同样，《尉缭子》也有云：“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 可见，更注重人文关怀的兵家，要比法家更加厌战。

在兵家看来，正视和重视战争不代表崇尚战争先秦时期的法家与兵家的相同之处，战争与其说是一种国民荣耀，倒不如说是一种以人命为成本的必要之恶。除了在对待战争的看法上大相径庭外，兵家在治军的看法上也和法家完全不同，更注重人文关怀。

兵家虽然也是通过严明的军纪来约束和规范士兵行为，但是兵家并没有将士兵看做冰冷的零部件，而是一条条鲜活宝贵的生命。

最为“兵家至圣”的孙武，提出了流传千古的“爱兵如子”之说：“视卒如婴儿，故可以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

可见，虽然兵家和法家一样主张务实与理性思考，但是并没有走上极端，反倒更具有人性中的善意温暖，这也是兵家与法家这两个极为相似的学说之间最大的根本性区别。

三、法家与兵家互相影响

作为极为相似的两种学说流派，法家和兵家在发展的过程中，其实基本上一直在互相影响，通过取长补短而进步演变。正所谓“军事是政治的延续”，兵家得以发扬光大、促使秦国实现大一统，其背后就有法家为基础。

最明显的现象，就是吴起和商鞅这两个兼具兵家与法家的代表人物，他们在强兵之前，都是通过变法来快速提升本国的综合实力。

吴起在被楚悼王重用后，不仅制定了严明的法令，还通过削减冗杂的官员体系，在提高行政效率的同时，将多余的俸禄转而用在提升军事实力上。

商鞅在变法时，也提出了军功爵位制，在富国的同时培养秦人好战善战的风气。

在经过一系列变法后，楚国才得以快速吞并南越、北上大败赵国大军，而秦国更是成为傲然于诸侯间的军事强国，白起、王翦等兵家巨子才得以驰骋沙场。

反过来，法家从诞生之后一直受到兵家的影响。这点不仅仅体现在制定严格的法律上，也体现在“一”这个概念上。

“一”的含义之一就是统一，兵家认为军队只有做到上下一心、将主帅的号令作为“唯一”才能无往而不利；对此，法家也认为一个国家只有君民一心、将君主视为最高的“一”，才能得以长远发展，也就是所谓的君主专制。

正因如此，推崇法家的秦始皇才会在实现大一统后，进行了“书同文、车同轨”等一系列政策，并成为封建君主专制的模板，对后世影响深远。

此外，法家作为“帝王之术”，在管理官员这方面也借鉴了兵家的尔虞我诈思想。经过春秋战国频发的臣子夺权事件，法家认为臣子和君主的关系并不是周朝崇尚的“兄弟之亲”，而是互相欺瞒的潜在敌人。

因此，法家认为君主不能暴露自己的喜好看法，同时对臣子要有时刻保持警惕和制衡，以免君主被臣子蒙蔽甚至夺权。这点，就和孙子提出的“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是一个道理。

可见，先秦法家和兵家之间，属于同源而非同道的关系。以军师为主的兵家是法家的“老师”，也更加注重人文关怀。而法家虽然借鉴了兵家，却更为极端功利。这也是古往今来兵家受到的赞誉，远比法家更多的主要原因之一。

参考资料

《孙子兵法》

《尉缭子》

《商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