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分析秦国灭亡，必先看清它的兴盛（深度好文）

有很大关系。秦国，成也法家，败也法家。

欲分析秦国灭亡，必先看清它的兴盛。

一、秦帝国的兴盛

对秦国而言，商鞅变法立军功爵、设郡县、压制贵族势力，加强君主集权。这些是六国变法都做之事，真正让秦帝国摇身成为虎狼之国的，是背后体制背后的社会伦理——一个去私行，行公法的法家社会。

越是激烈的竞争，越是催发极端的体制。战国时代，是个激进血性的年代，杀伐不断，英雄叠出。纵如吴起、孙膑一类的军事奇才，也不能以一己之力定乾坤。雄主想要一统天下，非变革一国体制不可。在体制变革方面，商鞅走得最为深刻，也最为功用。此后，虽然六国在军事、外交上，有时能胜过秦国，但在长久国运气数方面，已远远落后。

从边陲之国，到虎狼之国，商鞅是如何做到的？

1、商鞅法家的三大政治原则

在构建法家社会关系之前，要先了解商鞅的政治哲学：铁律制人；举国体制；利出一孔。基于这三大哲学观点，商鞅的一切政治变革，都是理所应当什么是法家思想，水到渠成。

铁律制人：是法家的道德律。在看待人与人关系方面，儒家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银律），君子要忠恕仁义，甚至以德行感化众生（金律）。以仁义道德约束百姓，境界高远，但在战国时代，却十分不切实际。法家因此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完全抛弃仁义，从人性最恶的角度，来构建整个价值体系。君王不担心臣子不忠，而让他不得不忠；不怕万民作乱，而让其无法作乱。教化方面，选择暴力威慑而不是礼义教化，轻罪重罚，刑罚于将过。

举国体制：极端的竞争，需要极权体制。秦要争霸，那争霸必须成为举国目标。君王的理想，必须彻底贯彻在每一位国民之上。国民可能有他独有的理想：做个手艺人，演说家……但在秦国霸国梦之下，都被无情碾压。举国耕战，图强争霸，是国民不二的理想。六国之中，战争固然是常态，但能达到秦如此彻底的举国体制，或许只有赵武灵王时期的赵国吧。

利出一孔：举国体制，能调动巨大的体制力量，但力量如果分散使用，也是徒劳无功。在这一点，商鞅极富有政治远见，把举国力量，集中在耕战二事上。正所谓，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对工商业极度打压，对儒生说客极尽驱赶，对诗书礼乐极数废弃，对农业和战争极端追求！

于是，造就了一个虎狼之国。

2、法家伦理是实践

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商君书·赏刑》

（法家社会伦理关系）

商鞅法家的伦理实践，体现在如下五各方面。

于国：以一统六国为终极目标，举国耕战为基本国策。六国呢？有几国能做到举国体制，又能做到代有雄主，为霸业孜孜以求？

于君：王之所以成为王，不是因为仁义道德，而是君王依仗的地位权势。君王驾驭臣下，靠的是刑赏两大权柄。赏有功，诛有过。但仅做到执法贤明，还不够。春秋战国数不尽的子弑君，臣犯上。君王必须以极端的利益关系，来看待君臣、家庭关系。而法术势，就是其中的手段。

于臣：法家从来不幻想臣子会绝对效忠，它深刻地看到了臣子君王利益的不一致。臣子都有私心，只是君王把私欲控制住罢了。所以，秦国体制下，从来都是不遗余力重用人才，同时又不遗余力制衡权臣。

于民：秦国对待民众，是极为粗暴的驱使。秦国的目的，从来不是经世济民，而是王霸之业。为了提高百姓之间的行政效率，商鞅强行改变秦国风俗，让兄弟分家，增加生产；让乡邻连坐，相互监督。对于百姓而言，帝国只留有一个上升空间，就是军功爵。无功不封爵，帝国的社会等级，全然和战争关联了起来。

于法：法律方面，秦国是有名的严苛繁重。轻罪要重罚，不求公正平等，只是为了法律的震慑；有犯罪动机，纵然无罪也罚，那样就没人再敢作乱。乱世用重典，乱世中的严刑峻法，虽然无情，但却是极为功用实效。

于教：秦国教化，冷漠粗暴，一切以耕战为导向，道德仅仅成了点缀。商君书中，明确声明儒士、纵横家、商人等，是社会的蛀虫。如果他们在秦国得到重用，那百姓就会争先效仿，而不是从事辛苦的耕战。

由此可见，商鞅变革后的秦帝国，已然是一个极权主义的军国体制。深刻强大、强大得让人恐惧。

二、六国的法家实践

问题来了，战国时期，并非只有秦一国变法。魏李悝、楚吴起、齐田忌、韩申不害，都奉行法家变革。秦为何独强？

1、各国变法异同

商鞅变法和管仲变法的思想，分别代表了春秋和战国时代变法的最高水平；而吴起李悝身处同一时代，变法多有类似，是战国变法中除商鞅变法外最好的案例。根据国策分析框架，对比如上图。（标黄处为重点差异）

国之基石：三家变法差异，源自于价值律不同。

北京大学哲学系赵敦华将古代价值律分为金律、银律、铜律和铁律。金律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银律是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指的是自己不希望不愿意的事情，也不强加给别人；金律银律以儒家思想为代表；铜律依据的是行为对等原则，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以德报德，以怨报怨，轻罪轻罚，重罪重罚。现阶段之法制思想，也是基于铜律演变而来；铁律推崇“己所不欲，先施于人”，以商鞅、韩非为代表。铁律不考虑道德，以人性恶为基础，设定他人利益无法完全和自己一致，以暴力震慑欲分析秦国灭亡，必先看清它的兴盛（深度好文），让别人服法。

各国变法多以铜律，唯独秦变法以彻底的铁律。

在君和臣两大要素中，三家的思想属于正常法家思想范畴，比较相同。强调君王要依仗权势，臣子要遵法守法。但是在针对人民方面欲分析秦国灭亡，必先看清它的兴盛（深度好文），商鞅和管仲产生了巨大的分歧。管仲政治思想，把民心放在了极高的位置，顺应民心，以民为本，提倡礼义廉耻四类道德。这是典型的儒家思想，所以孔子盛赞管仲，如其仁,如其仁。商鞅对外人民，完全是驱使的态度。

国之体制：在外交方面，管仲时代是盟主外交，号召中原诸国，尊王攘夷，地域南蛮楚国。所以外交要有盟主范，救济别国，奖励礼义之邦，惩戒不义之国。只有这样，齐才能成为中原诸国的盟主，号令天下（外交论述见《管子·大匡篇》）。

在军事和经济方面，李悝吴起和管仲是思想是较为一致的，强调练强兵，发展农业商业。但商鞅在这方面有两点比六国更彻底：

一是勋爵必须只以军功为考量。秦的爵位，甚至是高于法律的一套社会体系。爵位可以抵罪，高爵位有权审判低爵位之人。反观山东六国，军功必然可以受爵，但善言辞、通诗书、能谄媚，都能获得爵位。双方国民之战力，由此可见高下。二是斩首计功。战争中最有效削弱敌国的方式，就是杀敌。所以，就有了斩首计功勋。这一点，没有史料记载六国也同样斩首计功。六国一直视秦为虎狼之躯，为何？不是秦法度严苛，这些事与六国国民无关，而正是秦斩首计功勋，交战太凶残。

在治国方面，商鞅和六国一样，同样推动郡县制、户籍制、阡陌制等。但商鞅在此之上，还对秦移风易俗，实行分家制，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推行小家庭政策，规定凡一户之中有两个以上儿子到立户年龄而不分居的，加倍征收户口税，目的就是提高劳动力数量，增加税收。

在国家的对外目标和最高愿景方面，秦和六国大体相同。在此不赘述。

三、亢龙有悔：法家体制的崩塌

有多大的破坏，就得有多大的克制。在我们看到秦帝国强盛的时候，必须看到这个体制背后的巨大风险。法家思想，为了追求效率，让君臣关系、君民关系，走向了绝对的利益面。君王既然无义，臣子何必有情？这样的体制，犹如快速运转的机器，极富力量，也极难驾驭。但始皇不怕，他是千古雄主，大权独揽，刚毅明断。赵高纵然有私心，不敢乱为；陈胜、吴广就算那时起义，必然被迅速镇压；始皇时期，六国反抗势力不强烈吗？远比秦二世时还要凶猛：荆轲、高渐离刺杀，博浪沙袭击……始皇雄霸，能稳稳把控住动荡的时局。

在平和稳固的体制下，万历皇帝可以袋政三十年，帝国安稳如常。但对于秦而言，一个飞奔的法家社会，任何差池，都讲以百倍的后果呈现。秦孝公之后，秦惠王、秦昭襄王，秦始皇，个个雄才大略。持有国之利器，能不被利器所伤。再者，战争时期内部压迫矛盾可以转化为外部杀伐；巨大的内部压力，在不断的对外战争中，是容易掌控的。然而什么是法家思想，秦二世，已然太平世，而他太年轻，太庸弱，却急欲效仿秦始皇的功业。宠幸宦官、诛杀大臣、将士离心、不理朝政……他把庸主，演绎出了一流水准。关于秦国灭亡的原因纷繁复杂，有说货币问题、军队离心、农民起义……归根到底，在于体制和君臣。法家体制社会，矛盾剧烈，对外表现为起义反叛；君臣昏庸，对外表现为诛杀良将，军将离心。

法家社会的如上优劣，都被后世人，看在眼里。

四、汉朝对秦法的延续与变革

汉朝开国后，如何吸取秦国教训，重建社会，就成了汉代思想家萦绕于胸的宏大命题。

肉体和土地的征服，是容易的。但思想的征服，却异常艰难。

1、外儒内法的波折历程

（外儒内法的历程）

历史总是在正反合的波折中缓慢前进，竞争铸就了极端的法家社会，刘邦并非不知道法家社会在行政方面的巨大执行力，但对于久经战乱的百姓而言，休养生息才是最渴望的啊！汉朝开国初期，便在这样的背景下，奉行黄老哲学，无为而治。所谓的无为而治什么是法家思想，并非无所作为，而是息兵生聚，缓和吏治。对外和匈奴和亲，对内重用厚重长者治理乡民。道家追崇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希望摈弃仁义道德，回到返璞归真的社会。这样政治理念，虽然有些理想不切实际，但是在西汉初期，却是那个时代最好的政治理念。

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道德经》

然而物极必反，经过六十余年的积累，百姓已从战乱中走出。汉帝国开始遇到新的危机，对内财富累积，贪腐滋生；对外匈奴强盛，大军压境。一代有为雄主汉武帝，于是奋然振兴，加强中央集权，连年作战，开疆拓土。名义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武帝一朝本质上就是法家社会的典范，只是相比秦而言，披上了一层儒家薄薄的外衣。司马迁评论其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可谓精辟。武帝一朝，重用武将、酷吏，儒生虽然在意识形态上渐渐占据主流，但依然没有实现儒家社会的政治理想。这样的非理性欲望，在王莽时期达到了巅峰。王莽被当世儒生寄予了重大的政治期望。在新朝，奉天法古，希望实现乌托邦式的儒家社会。他和秦国一样，走了极端。经历了此般大跃进式的跌宕，儒法两条横流开始真正融合。儒生开始研习法律，文吏开始研读经文，两者的界限变得模糊，深谙儒家思想的士人，不再仅仅是博士、学者，渐渐成为掌握政事的士大夫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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