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老师儒家的道德原则与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

一、儒家的道德原则

儒家的创始人是孔子。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他第一个把整体的道德条目规范、集中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

第一是儒家的“五常”，是指“仁、义、礼、智、信”。“仁”也就是像爱惜自己一样爱护别人，如同作父母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去爱护别人的孩子。就信仰、理想和理性而言，“仁”，就是无时无地地具有善念。“义”，则是将善念不失时机地付诸行动之上。“礼”儒家哲学智慧，则是要求人明白是非曲直之理，然后做到以谦让为本，可守道德规范。其前提是有文化，有教养。“知”，则是明白自然变化之理、社会与人生消长之道。而以“温、良、恭、俭、让”为本，是社会成员在社会生活中最大的智慧。儒家的“神以知来，知以藏往”，是获得智慧的根本途径。“信”，是“五常”核心。儒家的最大的信，体现在孔子所说的中忠恕之道里。孔子在《论语·里仁篇第四》中说：“‘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子的忠信，是忠于天理，用现代的话，就是坚信科学道理，忠于公共道德，忠于地上万物和谐共处的道理。孔子的忠信，来自《易经》三才之道，是“仁、义、礼、智”的出发点、终极目的。所以孔子说：“自古人有死，民无信不立。”孔子还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哉？”

第二是儒家的“五伦”，是指“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同“五常”一样，“五伦”的哲学来源，在理论上只能从大道之门的《易经》中寻找。孔子提出“君臣”之间的关系，其核心是君臣共同配合，担当起国家的重任。孔子核心理念是祖述尧舜之道。至于中国周朝以后，封建统治者为了统治集团的私利而扭曲儒家“君臣”理念应该维持合理关系，则是另一码事，而不该归咎与儒家。而父子关系，是家庭的第一关系，只有父慈子孝，“父子在困境中团结一致”，社会上的每个家庭才能繁衍不息。而兄弟关系，只有相互尊敬、爱护，才能携手共进。夫妇关系南怀瑾老师儒家的道德原则与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则是恒久的互助关系。家庭解体或家庭出现的不能或无力互助的变故，对每个家庭成员而言，等于失去了幸福之所和避风的港湾。“无伦”关系的核心则是朋友关系了。无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都需要以朋友关系为参照系或标准。人和人之间，只有以朋友关系相互对待，才能心心相认，两情相悦。孔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维持其乐融融地相处，不仅仅是幸福的原则，也是道德原则所追求的目标。

第三就是儒家的“五德目”，是指“恭、宽、信、敏、惠”。来而不往非礼也，礼尚往来，以礼节对待守礼节的行为，为“恭”。儒家的倡导的“宽”，是以“苍天大地一样包容万物”的胸怀，包容他人、他家、他乡、他国和其他族类，体现了伟大的仁爱胸襟。儒家倡导的信，如同四季周而复始，在变动中守信，因此能成为家国的中流砥柱。儒家倡导的“敏”儒家哲学智慧，就是自继父志，长江后浪推前浪，这不仅仅体现一个家庭的自强不息的精神，也是一个民族坚持坚忍、奋发图强的意志所在、梦想所系、未来所托、成就所依。再就是儒家倡导的“惠”。崔觐曰：“人说，忘其劳死，而后可散之以征役，离之以家邦。”.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将心比心，与人同呼吸共命运，是最大的恩惠，也是最大的仁爱。《论语·雍也篇第六》：“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第四是儒家的“温、良、恭、俭、让”，这是儒家安身立命之本，全切命名为“五本”。“温”，就是容民蓄众，仁者应当以温和来包容他人，不可以苛求是非，锱铢必较。“良”就是亲近他人，仁者应该与人为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归结起来，就是“亲吾亲以及人之亲”。“恭”则如上所述。广义上，我们不仅要恭敬他人，最应该恭敬的是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让”，也就是谦让。与人交往而不知退让，不知道何时会如同踩到老虎尾巴。礼仪规范的在人心中的发端，就是谦让。

第五是儒家的“忠、孝、廉、耻、勇”。这是对优秀知识分子所提出的人格道德规范，我们全切命名为君子五节（也为有觉悟、有担当的社会精英的五种节操）。（1）这里“忠”是“恕”的根本。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只有忠于自己的良知，才能持之以恒，才能坚忍不拔，才能勇于担当。（2）只有孝敬父母，才能恭敬尊长，才能继往开来。（3）只有廉洁，才不会陷于“小人喻于利”，才能做到“君子喻于利”。（4）廉平的品格，不仅仅是爱国诗人屈原的特质，也是儒家所要塑造的君子人格。耻辱感，体现的是人的非之心。公民如果没有是非标准，社会不会公平、公正。中有公民有是非之心，社会才会公平、公正。（5）一个公民，没有廉耻，没有勇气，就不能担当民族的使命，更不能成为一个团体或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论语·泰伯第八》：“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故而《中庸》云：“知耻而后勇”。

第六是孟子的理论是对儒家五常的继承和发展。孟子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所言，可归结如下：

（1）“富贵而不能淫”，就是孔子说的“富而好礼”，对应着《易经》中的“嘉会，足以合礼”。

（2）“贫贱不能移”，也就是孔子说的“贫而乐道”，“不义富且贵，于我若浮云”，对应着《易经》中的“利物，足以和义”——贫贱而守利益和道义之间的关系。

（3）“威武不能屈”，对应着“元者，善之长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

（4）“此之谓大丈夫”，对应着《易经》中的“贞”，“贞者儒家哲学智慧，事之干也”，“贞固，足以干事。”。

只不过孟子阐述的次序是“礼”、“义”、“仁”、“智和信”。

二、儒商的道德智慧

儒商是将儒家理念应用到商业或企业活动中的特殊群体，它与儒家学者、儒家官员的理念相同而职业不同。古有陶朱、子贡、白圭，后有徽商、晋商、淮商、闽商、郴商等儒商商帮。儒商的特征是：（1）注重跟人文化修养；（2）诚信经营；有较高的道德操守；（3）注重合作；具有较强责任感；（4）儒商有超功利的追求，对社会发展有崇高的责任感，有救世济民的远大抱负和忧患意识，追求达则兼善天下。儒商的主要标志是在商业或企业活动中可守儒家的“五伦”。

第一，儒商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道”作为最根本的交往原则。理论上，“己所不欲，而施于人”，就会引起争端、争讼甚至战争。儒家的仁道，就是向善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向善和行善的起点，而“己所不欲，而施于人”则为心怀歹念和作恶的发端。俗语说无商不奸，无奸不商，儒商反其道而行之。只有为商不奸，商业才有生命力，才有存在下去的理由和基础。作为商人，如果不恪守“仁道”，就是“皮质不在毛将焉附”。所以儒商的第一智慧，就是恪守儒家“五伦”中的“仁道”。

第二，儒商以“互利互惠”的“义举”作为行动指南。只有“互利互惠”才能在社会成员之间实现互助。只有互助，才能共同受益，只有共同受益，才能使得商业活动长久。反之，如果为商片面地追求“利益最大化”，会渐渐导致无利可图，无利可化，最终还会剥夺所有既得利益。孔子说：“不义富且贵于我若浮云。” 所以儒商的第二智慧，就是恪守儒家“五伦”中的“义举”。

第三，儒商以“公平公道”的“礼节”作为道德行为规范。众所周知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和行动准则，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和宗旨。三大纪律中就有“买卖公平”原则。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不仅不是买卖公平的原则，倒是商业掠夺行为。而强买强卖、制造高端战争武器，不仅不是儒家倡导的公平原则，倒是强盗的商业原则。《易》：“劳谦，君子有终。”为商的道德规范，不是不劳而获，而是通过劳动获得应得的报酬，体现的同样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这有社会公民恪守“公平公道”的原则，社会商业活动才能兴盛不衰。所以，儒家维持商业繁荣的第三智慧，就是恪守儒家“五伦”中的“礼节”。

第四，儒商以“服务意识”和“忧患意识”并举原则作为智慧准则。首先，与人方便，就是与己方便，顾客是上帝的理念，看似简单，实际上是商业上的第一智慧。《易》曰：“有交方有利”。生产或销售出来的产品，如果不能服务对方，人家那里会成为你的产品对象？如果生产或销售出来的产品，没有人需要，结构必然是赔本的生意。所以服务意识，不是商业活动中可有可无的原则性问题。其次，作为商人，如果对自己的事业没有前瞻性，在变动的社会环境中，是无以为继的。虞翻曰：“巽为商旅，为近利市三倍。”巽为出入，为变动不已。商业不总是在风平浪静中行进，而是常常在大风大浪中求生存。作为商人，不仅对自己的企业要有忧患意识，对自己的国家都需要有忧患意识。不仅仅弱国无外交，弱国更是无利可图的。因此“服务意识”和“忧患意识”这个看似浅显的道理南怀瑾老师儒家的道德原则与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却是儒商需要牢记的智慧之本啊！

第五，儒商“打造品牌，发展商业信徒”，体现的是以“信”为本的往来原则。世界有五大宗教，分别是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与新教）、伊斯兰教、佛教、儒教、道教。宗教的维持，靠的是“信”。而能维持商业活动长盛不衰，靠的也是“信用”。所以，产品的质量，是保持和发展商业信徒的根本。如果商家的产品出了问题，为商者就是不仁、不义、不礼、不智。德国、日本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有广泛的影响力，靠的是他们的产品质量。所以，儒商要想打造商业品牌，商业帝国，必须维护自己的信誉。

三、弘扬儒家文化和培养儒商品牌的必要性

习近平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影响深远。它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从当代社会的现实意义角度，判定儒家文化是优秀的传统文化，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界定：（1）理论价值；（2）道德价值；（3）教育价值；（4）和政治价值。

第一，就理论价值而言，时至今日，西方关于道德伦理学始终没有建立起来。这是因为，西方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一直到康德所构建的理性批判哲学，始终没有实现将伦理学与自然哲学有极地结合到一起，从而形成能够规范人伦理道德的哲学理论。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哲学，无论是《论语》、《大学》、《中庸》还是《孟子》，都是一门以《易经》为蓝本的根植于宇宙学基础之上的伦理学。儒家传统哲学，从来不是简单的形而下学，而是以严谨的形而上学作为其理性基础的。

第二，就道德价值而言，西方自从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从其所谓理性上枪毙了上帝之后，事实上就是从理论上彻底否定了信仰的可靠来源之后，因此将人的理性作为道德的至高点。到了黑格尔，为了回避康德枪毙上的所用“二律背反”之意工具，提出了所谓“绝对精神”，而这个“绝对精神”，是将人同现实割裂开的“绝对理性”和“绝对自由意志”。纵观黑格尔哲学，几乎没有涉及人伦道德原则以及对人类幸福关切。

于此相反，儒家哲学理论，自始至终地结合现实社会，充满道德价值、人文关切和对幸福的合理期盼。

第三，就教育价值而言，儒家哲学对培养人的德行而言，是臻于郅治的理论。孔子认为，人生而无知，所以必须接受教育。教育人首先要学会辩证地看问题，然后逐渐地修身、向善、富有智慧，最后成为一位有觉悟的人，有益于社会的人。虽然我们在科学教育上，暂时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但从历史角度，在道德教育领域，无论是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都是西方所不能比拟的。

第四，就政治价值而言，儒家哲学对培养国家的后备干部而言，具有积极重要的战略价值。我们不该回避的问题是苏联的解体。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干部队伍的道德素质出现了问题。如果苏联的干部队伍不是道德上出现了问题，怎么会因为美国的拉拢、策反、颠覆、瓦解就能解体呢？国内学者研究发现，儒家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既能相互贯通，又能相互补充。

儒家强调“本立而道生”，“君子喻于义”，有责任的君子“以天下为己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义富且贵于我若浮云”。儒家讲求“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这些都是衡量人道德品质的重要内容。孔子祖述尧舜，和我们现代追求共产主义理想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就培养有德行、有操守的国民和干部队伍而言，儒家哲学思想是世界范围内在伦理学上的无以伦比的首选。

“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在当今社会更应该代代传承，发扬光大。我们有责任重拾儒家文化，有义务将它弘扬传承，这说大了是民族的事，说小了则是我们的人生获取自身价值，获得社会肯定的关键。”[1]

在全球一体化时代进程中，经济的背后是产品，产品的背后是企业，企业的背后是科技，科技的背后是教育，教育的背后主要道德教育和能力教育。教育就是培养贤能，只有贤能才能管理好国家，只有贤能才能甘心为国家奉献付出。纵观世界有影响力的企业，其经营理念是离不开儒家的“五常”之道的。我国军事、政治、经济的强大，首先是贤能队伍的强大，然后才是是工商业的强大。从本文“儒商道德智慧”角度而言，维持我国的经济增长，从低端产品向高端产品的转型，用儒商的理念培养后继人才，是刻不容缓甚至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总之，儒家思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我们下大力气学习、研究、实践、弘扬、发展、促进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长远历史意义的伟大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