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三国对“儒学”这个词的用法不太一样

引言

中日韩三国对“儒学”这个词的用法不太一样，日本比较喜欢用“儒教”，中国很多 场合用“儒家”，所以儒家、儒学、儒教可以说是跟主题相关的三个关键词，可以互换，但是也有区别。

这三个词在中国古代文献中都出现过，在今天的用法里三者的区别是什么呢？一般来讲，主要是强调作为一个学派的特性，跟墨家学派相区别，“儒家”，儒家学派跟道家学派 ，作为一个学派是从孔子开创，到孟子以后，由历代儒家学者所构成。所以用“儒家”的时候比较强调、注重其学派的特性。往往强调儒家学派里学术体系的方面，“儒学”因为儒家包括很多内容，比如政治、教化的实践，当讲“儒学”的时候，比较侧重在历史上

儒家所建立的学术性体系。

“儒教”的用法主要是在历史上往往注重其作为一个教化体系的意义，因为一个社会不能没有教化。我想社会不仅是从文明时代初期开始，一直到今天虽然所谓自由民主等等很多新的观念都出现，但教化始终是重要的。任何时代，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对社会和文化的教化工作要有承担，这个责任的承担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历史上，对社会和人民进行教化工作，教化在今天包括思想道德教育这类意义上的教化，也包括一些文化教育。古代思想文化道德教化的工作主要是通过各级各类的儒家的学者和组织来实现，当谈到教化体系的时候，就用“儒教”的概念。中国古代大体是这样的。

日本人用“儒教”，其实也兼指中国在“儒学”和“儒家”使用上的意义。韩国也是一样中国哲学体系中原始儒家的学派特征，韩国也是多用“儒教”的说法。

当然“儒教”这个词自20世纪以来，在东亚所谓宗教的重新建构里也有一些新的意义。比如“儒教”在中国历史上主要是讲一个教化的体系。不一定叫作“教”就一定信神，信不信神没有关系，关键是有一套教化的体系。教化体系里有理想的人格，比如圣人；有经典，比如《论语》。有一套教化的体系就是一个教。但是近代以来，因为受西方宗教的影响，所以“儒教”也有一些新意义。比方在香港有儒教或孔教作为一个真正的宗教组织向政府申请注册。再比如韩国的儒教已经带有宗教性，政府也承认它是一个宗教组织。宗教组织在社会上扮演一些政府或者其他领域不能够扮演的角色。比如韩国的 儒教组织每年要发“孝道奖”表彰对父母尽孝的人士，不是政府发的，是宗教，“孝道奖”组织发的。韩国前总统金泳三就接受过“成均馆”儒教领导人颁发的“孝道奖”。这都是题外话，就是说儒教的概念到近代以后也有一些新的变化。 除了儒家、儒学、儒教以外，2０世纪以来，还有新儒家、新儒学、新儒教的概念，常常用来指宋代以后中国的儒家思想，也就是理学。

为什么叫作新儒教？因为在明末清初，也就是17世纪左右的时候，有一些耶稣会士的外国传教士来中国，其中比较著名的是利玛窦。他来了以后开始研究中国思想，因为传教士也要本土化，跟本地的文化资源相结合。

先秦已经有孔子、孟子、荀子，当然还有曾子、子思等等，构成古典儒学，或原始儒学。古典儒学大体上是在公元前２０００年以前提出的儒家学说。中国古代所谓儒家经典主要也跟早期的儒学思想有关系。比如今天讲的《论语》、《孟子》，所以中国人习惯把儒家的理论叫作“孔孟之道”。

但是传教士来了以后，发现影响当时中国老百姓和知识分子的不仅仅是古代的孔孟之道，而且还有宋代以来学者对孔孟之道的新解释。比如从南宋以后，特别从元代开始，科举所有考试的标准答案用的都是朱熹写的对孔孟的解释。即南宋理学家朱熹对四书所作的注解。四书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都是先秦古代儒家的经典著作。朱熹做了注解以后，从南宋后期开始，元明清三代科举考试用的都是以此做标准的教科书，所以知识分子、老百姓都受它的影响。

朱熹也有教化的实践。比如朱熹写了《朱子家礼》，在社会层面提出了规范。比如在家里应该怎么做？怎么做儿子？怎么做媳妇？怎么做弟弟？怎么做哥哥？家庭邻里关系怎么处理？当然包括结婚时用什么礼仪，丧事用什么礼仪。《朱子家礼》在社会层面，特别是明清时代对中国文化影响相当大，韩国也受其影响，到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韩国仍然主要用《朱子家礼》。韩国的社会比中国更加传统，所谓传统主要在儒家思想文化方面，而儒家思想文化如果在社会层面看，就是如何按照《朱子家礼》做事。

从这些方面都可以看出宋代以后的儒家学者对文化发展塑造的积极意义。所以传教士研究以后认为中国的儒家思想有两截，一截是先秦时期的中日韩三国对“儒学”这个词的用法不太一样，公元前２０００年以前的，一截是公元１０世纪以后。他说这很像西方，西方古代希腊时代有柏拉图主义，后来有新柏拉图主义，于是传教士把宋代以后的中国一般称为宋明理学的儒学形态起个新名字叫“新儒学”。日本有时称为“新儒教”。

先把这些基本概念作一些简要说明，因为这些关键词，大家在报纸上在文章中也可能会看到，也可能有的时候有一些疑惑，这几个概念大体是可以互换的，但是儒家侧重学派的属性，儒学侧重学术的体系，儒教侧重教化方面的特点。

今天谈谈东亚各国儒学的历史文化特色，是因为儒学如果从一个更大的视野来 看，不仅仅是中国人的文化，从世界的角度看，至少是东亚（中日韩以及越南）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传统。当然，中日韩的历史文化传统不仅仅是儒家或者儒学，如果从整个东亚共同性的范围看，佛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传统，还有一些本地的传统。但是能够作为一个共通的东亚传统，学术界、文化界对儒学对东亚社会的塑造作用以及对东亚价值观的形成更为重视。因此儒学不仅仅是中国的文化，更是一个东亚共同的文化。

日本京都大学已故的历史学家岛田虔次，曾称宋明理学是东亚文明的共同体现。

在这个意义上，儒学包括两代，第一期先秦儒学，第二期新儒学，两代都是东亚文明的共同体现。当然它发源于中国，但同时也传播到东亚，成为东亚文明的共同体现，也成为东亚文化的共同传统。

但是日本、韩国除了中华文化传播过去以外，本地有自己的一些历史文化因素，包括宗教、一些民俗文化的传统中国哲学体系中原始儒家的学派特征，所以一个外来的思想文化在本地生根发芽，一定会受到本地思想文化因素的影响。于是，经过长期的磨合以后，在日本、韩国社会里得到发展、得到强调的那个形态的儒学可能就跟其他地区的有所不同。

中日韩三国都有儒学传统，如果讲孔子，大家都尊敬，但是这三个社会形成不同特色的传统，这种传统对民族精神和近代化有一些什么影响？这是今天想探讨的一个课题。

儒家思想发源于中国，这是中国人的常识。但有些韩国人认为儒学发源于韩国。因为中国古书记载，周武王伐殷以后中国哲学体系中原始儒家的学派特征，殷代末年的大贵族箕子东渡到朝鲜，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箕子一篇重要的文献《洪范》，现在收在《尚书》里，而《尚书》是儒家经典五经之一。所以韩国人有时说，儒家的发源地在韩国，不是在山东（山东曲阜是孔子的老家）。

箕子虽然提出一些思想，但不是完整的儒家思想，特别是今天所看到的儒家思想的一些主要特征在箕子的书里没有提出来。另外箕子东去的故事还需要历史学家真正做一些研究才能说明。所以我们说儒家思想发源于中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儒家思想又广泛传播到东亚汉字文化圈。因为以汉字为基础、以汉文的典籍体系为主要内容的中华文化很早就传播到东亚邻邦，在漫长的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由于各民族本地的传统不同，精神气质不一样，地理、历史、社会存在条件的不一样，造成文化的差异。比如秦汉时的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其历史和社会发展以及文明的程度还赶不上中国。从地理来讲，日本是一个岛国，韩国是半岛国家中日韩三国对“儒学”这个词的用法不太一样，跟中国地理条件不一样。由于这些条件不一样，在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日本、韩国的儒学形成各自的个性和特色。

一般来讲，很多学者认为，在理论形态上看，韩国儒学可能发展和关注的是一些比较抽象性的讨论，主要是１６、１７世纪（相当于中国明朝中后期），韩国儒学特别讨论一些儒家比较抽象的概念。像和，是人的道德感情——“七“四端”“七情”“四端”仁义礼智，

情”是喜怒哀乐爱恶欲。四、七的问题韩国的学者在历史上有很多讨论。所以很多人认为韩国的儒学可能是比较注重内在性的、心理方面的，或者比较抽象的东西。

日本儒学比较发展外在性的东西。比如日本江户早期的儒者贝原益轩，就比较注重对外在事物的研究，诸如花草树木等等自然界外在的东西的研究。另外１９世纪中期荻生徂徕比较注重政治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