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回归“人”的主体地位期待构建当代中国大学人的精神家园

摘要:《大学》奠定了我国先秦时期“大学之道”的核心和精髓。“大学之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伴随着工业文明时代的到来，在中西方两种文化矛盾冲突与融合中，我国古代“大学之道”不断地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推动了大学教育和人类文明的进步。然而，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后世界范围内日益出现的以“崇尚物质，忽视人文”为基本特征的文化生态危机及其导致的大学精神衰微现象，不少有识之士呼吁高等教育回归“人”的主体地位，并期待重新确立“以人为本，实现和谐”的新时代大学所追求的崇高信仰。为此，当前我们的一项紧迫任务就是在继承我国先秦时期“大学之道”的核心和精髓的基础上，学习、借鉴人类社会积淀和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包括近代以来西方大学理念创新的优秀元素和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以“人文、理性、求实、创新、和谐”为核心价值信念创新当代中国“大学之道”，探索构建当代中国大学人的精神家园高等教育回归“人”的主体地位期待构建当代中国大学人的精神家园，以适应当今世界大发展大调整大变革和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科技革命的客观需要。

关键词：大学之道；大学文化；大学精神；大学人；精神家园；立德树人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我国先秦时期的“大学之道”和西方古希腊的“自由教育”思想共同开创了人类古典人文主义大学教育时代，是我国和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珍品,是大学和大学教育发展、变革的“根”。我国近现代大学是个舶来品，它植根于我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之中，产生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难时刻，经历了跌宕起伏的政权更迭和错综复杂的文化冲突过程，发展于中华民族重新走向复兴的伟大时代。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人类社会逐渐进入以经济全球化为基本特征的崭新时代和我国社会从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在世界范围和我国日益明显地出现的以“崇尚物质，忽视人文”为基本内涵的全球性文化生态危机及其导致的大学精神衰微现象，其实质是道德信仰危机。面对这一严峻挑战,回顾总结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中西两种文化矛盾冲突和初步融合的历史进程及经验教训，坚持“中国特色，综合创新”的文化发展道路，坚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有能力吸收西方现代文明所长，在继承和发扬我国先秦时期“大学之道”的核心和精髓的基础上，学习、借鉴人类社会积淀和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包括近代以来西方大学理念创新的优秀元素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回归“人”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坚定不移地认定大学应当为之奋斗的崇高信仰，创新当代中国大学之道，对于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进而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的文化价值和深远的时代意义。

一、我国先秦时期“大学之道”的核心和精髓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长期社会实践中积淀和创造了以“仁”与“和”的思想为核心的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儒家思想追求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道家思想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禅宗追求的是人的身心和谐。由此可见，我国古代哲学是“以人为中心的”，核心是探究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己之间辩证关系的生命智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的珍品，是我国先秦时期“大学之道”的灵魂。

我国先秦时期《大学》开宗明义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后人把“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称之为“三纲领”，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称之为“八条目”。对于我国先秦时期“大学之道”的科学内涵，宋代理学大师朱熹的注释是：“大学的宗旨，在于彰明、发扬‘光明正大的品德’，在于使人‘弃旧图新，去恶从善’，成为品德高尚的人，并且努力达到‘尽可能尽善尽美的境界’。”由此可见，我国先秦时期“大学之道”揭示的是正己修身、健全人格和治家理政的基本规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所以，朱熹把《大学》列为“四书”之首。

经过研究，我们认为，“立德树人，亲民济世”是我国先秦时期“大学之道”的核心，“人文化成”是我国先秦时期“大学之道”的精髓。“立德树人”的基本要求是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特别是通过“修身”，达致“立德为先，全面树人”，这是我国教育的优良传统。“亲民济世”的基本要求是通过引导和服务人民，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我国传统教育的根本目的。“人文化成”一词最早见于《易经》。《易经·贲卦》中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作为我国先秦时期“大学之道”的精髓，“人文化成”有两层含义：一是《中庸》所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说明“人文化成”是一个学习、思考、修身和实践的过程；二是通过人文化成“推行教化庶民促使天下昌明”，要求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教化人、熏陶人和引领人，在通晓儒学经典的基础上把庶民教化成为道德完善的君子和治国安邦之才,根本目的是以天下为己任，通过齐家、治国、平天下，建设文明昌盛的社会。关于我国先秦时期“大学之道”的人生哲理和现代价值，1941年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一文中深刻地指出：“儒家思想之包罗虽广，其于人生哲学与教育思想之重视‘明明德’与‘新民’二大步骤，则始终如一也。今日之大学教育，骤视之，若与‘明明德’、‘新民’之义不甚相干，然若加深察，则可知今日大学教育之种种措施，始终未能超过此二义之范围。”

二、一个中西两种文化矛盾冲突和初步融合的世纪

近代以来，面对帝国主义列强坚船利炮的猛烈轰击和西方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的现代文明的严峻挑战儒家文化哲学研究，1895年北洋大学的诞生开启了我国大学从传统向近代转换的新纪元。接着，20世纪初“从科举到学堂”和“从20世纪40年代‘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到20世纪80年代‘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我国教育战线进行了两次重大的思想解放和划时代教育变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一）北洋大学的诞生开启了我国大学从传统向近代转换的新纪元

随着甲午战争硝烟的散去，人们看到在北洋水师旌旗折断的地方，1895年10月2日升起了一面“兴学强国”的大旗，中国第一所近代大学——北洋大学诞生了。这是中华民族不屈于外侮进行的又一次新的探索，开启了中国大学从传统向近代转换的新纪元。1915年，时任北洋大学校长赵天麟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实事求是”校训，赋予北洋大学以新的生机和活力，逐渐形成了“严谨治学”的优良校风。120多年来，从北洋大学到天津大学，虽然历经沧桑巨变，北洋（天大）人始终自觉地以“兴学强国”为己任，坚守“实事求是”校训和“严谨治学”校风，与民族同呼吸，与祖国共命运，通过教育和办学实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成功地移植了西洋教育制度，却没有很好地承继我国古老的“大学之道”

20世纪初“从科举到学堂”是我国教育战线进行的第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和划时代教育变革。以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和竺可桢为杰出代表的我国众多学贯中西的大师和教育家们高举“教育救国”的伟大旗帜，在我国积极传播以“通识教育，学术自由，教授治校，教育独立”为主要内涵的西方近现代大学理念，为在我国建立和发展近现代大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谱写了我国近现代教育史上辉煌的篇章。尤其是抗战后期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组建的“西南联大”，以其“刚毅坚卓儒家文化哲学研究，独立自由，民主进步，关注社会”的联大精神，在我国近现代大学发展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并做出了卓越贡献。但是，由于种种极其复杂的原因，我国先秦时期“大学之道”的核心和精髓没有很好地得到继承和发展，其主要原因在于重知识传授轻人格养成，忽视“自天子以至于庶民，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三）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但重蹈了教育和权力不分的覆辙

新中国建立以后，在1940年毛泽东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及其在解放区进行教育改革试验的基础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进行了艰苦的探索，提出了“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目标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奠定了初步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中国特色’到‘三个面向’”，通过改革开放、艰苦探索和快速发展，我国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提出了“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方针，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保障了亿万人民群众受教育的权利。《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教育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族素质,推进了科技创新、文化繁荣,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民生改善作出了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我国实现了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深刻转变。”但是，由于种种极其复杂的原因,我们重蹈了教育与权力不分的覆辙，其突出表现是官僚化气息对我国大学的侵蚀至今依然十分严重，大学缺乏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活力。

（四）坚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能够创造性地吸收西方现代文明所长

通过回顾总结近一个多世纪来我国近现代大学发展、变革的文化脉络，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是倡导“仁”与“和”的人生和社会哲理，注重正确认识和处理“人对人”之间的辩证关系高等教育回归“人”的主体地位期待构建当代中国大学人的精神家园，重“整体目标和伦理道德”，不足之处是固守封建宗法制度和忽视现代科学技术。西方现代文明所长是“科学与民主”，注重正确认识和处理“人对物”之间的辩证关系，重“个性自由和科学理性”。所谓“物”，指的是自然界的一切，人类离不开它，因此必须研究它，把它弄明白，这就要靠科学。人们公认，西方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成功在科学技术的进步，但它在给人类社会带来物质极大丰富等福祉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如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恶性军备竞赛及科技伦理遭到破坏等问题，很可能导致人类面临灾难性的考验。由此可见，中华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明各有优点和不足，二者既是对立的又是互补的。虽然它们都在历史上起过重大的进步作用，但都不同程度地扭曲了人的“整体性”或人的“个性”，没有处理好“人对人”与“人对物”之间的辩证关系。因此，随着它们的历史作用的充分实现，其弊端方面也日益突出。

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使我们逐渐深刻地认识到：正确的选择应该是坚持“中国特色，综合创新”的文化发展道路，在认真、深刻地分析中华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明各自的优点和不足的基础上，坚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能够创造性地吸收西方现代文明所长，在“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相互融合”的基础上创新当代中国“大学之道”，开创中国大学更加美好的未来。

三、回归“人”的主体地位和坚定大学的崇高信仰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日益明显地出现的以“崇尚物质，忽视人文”为主要内涵的全球性文化生态危机及其导致的大学精神衰微现象，其实质是道德信仰危机。面对这一严峻挑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8年强烈呼吁：教育和大学“必须进行最彻底的变革，以促使目前我们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价值危机的社会可以超越一味的经济考虑，而注重深层次道德和精神问题”。正是在这个新的时代背景下，近十多年来在我国悄然兴起了一个大学文化问题研究的学术思潮，其核心是一股大学精神研究热潮。随着这个学术思潮和这股研究热潮逐渐深入到哲学领域，人们强烈呼唤当代中国大学回归“人”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坚守大学应当为之奋斗的崇高信仰，在实现新的文化觉醒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创新当代中国大学之道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物质丰富、精神空虚”的“单面人”现象是大学精神衰微的突出表现

教育的本质是在认知活动的基础上促进人的发展的一种生命活动，未来的新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我国台湾中原大学林治平教授在其学术专著《QQQQ的人生——全人理念与现代化》中深有感触地指出：“现代人生活在看得见的物质丰富之中，但却失去了看不见的平安、喜乐、爱与生命中的永恒。”“难怪20世纪60年代开始，我们就被称为失落的一代”，“我们都已经成为‘单面向’的人，早已被彻底地物化了。”该校校长张光正教授在为该书作的《序》中进一步指出：“在经济化、现代化过程中，人虽然充分享受到了生活富裕、经济成长、交通便捷之利，但人的价值却模糊了”，“人已经迷失在毫无道理、没有目标的世俗凡海。”

（二）应当把“生命论哲学”作为高等教育哲学的主要根基

面对“物质丰富、精神空虚”的“单面人”现象,张楚廷的学术专著《高等教育哲学》以“马克思的社会思想其核心就在‘人’，在寻求一个怎样的社会更有利于人，其核心就在人的发展，人的个性，人的自由，人的尊严，人的幸福，人不再被异化”的精辟论断为指导,对1978年美国学者约翰·S·布鲁贝克作出的“使高等教育合法存在的哲学”的论断提出了质疑，尖锐地指出：“把高等教育哲学置于认识论基础之上，显然是偏向于用理性主义解释了高等教育的本性。”“然而，我们提出了多方面事实，从而也多方面地阐明了，对于高等教育哲学，不能仅仅归结为政治论和认识论那两种基础之上。”“生命论哲学不仅涉及教育的本性、基础，而且涉及它的功能，不仅涉及其历史，也涉及今天。”“相信有了人，才开始了教育的历史”，“而辩证法和全部哲学只存在于我们的（人的）历史之中。”

（三）大学精神衰微的社会根源是“科学理性”偏离“人道目标”的价值冲突

为了深刻揭示大学精神衰微产生的社会根源，朱人求在他的学术专著《儒家文化哲学研究》中深刻地指出：“在西方，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发展，‘科学理性’与‘人道目标’之间发生了冲突，出现了科学主义思潮与人文主义思潮的对立。尤其是‘一战’、‘二战’的爆发把科学理性的负作用充分地暴露了出来。科学技术虽然给人类带来了高度的物质文明，但也带来了精神状态的严重颓废和衰落，带来了深刻的社会问题和文化危机。”“因此，西方文化哲学产生的实质在于，重新检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立与危机，注重价值理性与科技理性的整合，积极开拓人类文化发展的新方向，把文化问题直接摆到了哲学的面前。”

（四）坚信不移地认定和坚守大学应当为之奋斗的崇高信仰

任何社会思潮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当我国大学文化问题研究的学术思潮，特别是大学精神研究热潮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并逐渐进入哲学领域时，2012年4月，笔者所著的《大学文化哲学——大学文化既是一种存在更是一种信仰》一书在当代中国应运而生。该著明确地指出：“从根本上说，大学的存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信仰的本质是人们对人类社会发展唯一性真理坚信不移地认定。因此，人们对大学应当为之奋斗的崇高信仰，必然随着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有一个不断认定的过程。从宏观上说，两千多年来，随着人类从‘以人的体力劳动为基础的’农业经济社会向‘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基础的’工业经济社会转型，人类社会主导文化形态已经经历了‘人文主导’和‘科技主导’两个大的历史发展阶段。面对当前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科学理性’偏离‘人道目标’的价值冲突，我们终于坚信不移地认定‘以人为本，实现和谐’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性真理，也是大学应当为之奋斗的崇高信仰。”

文化自觉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大学精神是由教育理想和大学信仰决定的。因此，不断提高大学的文化自觉，特别是坚守未来的新社会“是以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和坚信不移地认定“‘以人为本，实现和谐’是大学应当为之奋斗的崇高信仰”，必将为我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创新当代中国大学之道奠定坚实的大学文化哲学基础。它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大学的未来。

四、探索构建当代中国大学人的精神家园

“大学之道”就是大学应当坚守的核心价值信念，大学文化是大学人共享核心价值信念的精神家园。由此可见，探索构建当代中国大学人的精神家园与创新当代中国大学之道，在本质上是相通的。面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日益明显地出现的大学精神衰微现象（其实质是一种道德信仰危机），当前我们的一项紧迫任务是：在继承和发扬我国先秦时期“大学之道”的核心和精髓的基础上，学习、借鉴人类社会积淀和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儒家文化哲学研究，包括近代以来西方大学理念创新的优秀元素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以“人文、理性、求实、创新、和谐”为核心价值信念，创新当代中国大学之道和探索构建当代中国大学人的精神家园，努力开创中国大学的未来。

（一）人文：生命信念与人道目标

作为教育理想和大学信仰的核心内涵，“以人为本，实现和谐”既是一种生命信念也是一个人道目标。作为一种生命信念，“以人为本”就是确认“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体，“促进人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和教育活动永恒的主题，教育的本质是通过文化促进人的发展的一种生命活动，“生命论哲学”是高等教育合法存在的哲学基础的主要根基，应当把全面实现“使人成其为‘人’”的根本目的和“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作为大学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作为一个人道目标，“实现和谐”就是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比翼齐飞”，把“科学理性”作为实现“人道目标”的强力支撑，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促使“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和建设文明昌盛的社会。由此可见，“以人为本”和“实现和谐”是一个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和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如果离开了“以人为本”，那么“实现和谐”必将迷失方向；如果离开了“实现和谐”，则难以全面实现“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因此，当代中国大学应当坚持“生命信念与人道目标辩证统一的新人文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自觉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把青年一代培养成为“有理想、有文化、有本领”的勇于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做出新的贡献。这是创新当代中国大学之道和探索构建当代中国大学人的精神家园的第一要义和灵魂所在。

（二）理性：知识理性与价值理性

人类曾经长期处于“以人的体力劳动为基础的”农业经济社会，人文学科一直居于人类社会形态的主导地位。我国孔子创立的儒学“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教育理想和西方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以“注重发展人的理性”为宗旨的“自由教育”思想是人类古典人文主义教育时代的杰出代表。19世纪初叶以后，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学术研究功能被引入大学，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活动正式进入了大学这个知识殿堂。从此，大学不仅把“‘育人为本’作为其存在的第一要义”，还把“‘科学为根’作为其存在的价值基础”。随之，西方大学不仅是人类文明的精神家园和人才养成的重要基地，还进一步发展成为人类社会的知识权威和人类最富有创造力的学术殿堂，“创造力”成了现代大学的价值所在，“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成为西方现代大学制度的根基。但是，在社会世俗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西方大学的发展、变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随着人类社会从“以人的体力劳动为基础的”农业经济社会向“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工业经济社会转型，由于人文学科的非生产性、非营利性和非直接应用性，它在人类社会文化形态中的主导地位逐渐被科学技术所取代，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工业经济社会和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由于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两种思潮的对立，导致了“科学理性”偏离“人道目标”的价值冲突，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主体的“人”日益生活在“物质丰富，心灵贫乏”之中成了所谓的“单面人”，失去了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因此，当代中国大学应当在“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相互融合”的基础上，树立“知识理性与价值理性辩证统一”的新理性观，既要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和尊重人才，又要倡导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相互渗透。这是创新当代中国大学之道和探索构建当代中国大学人的精神家园的价值基础和根基所在。

（三）求实：使命担当与坚守品位

教育和科学是构成大学的两个核心要素，它们既是不同质的事物，又共处于同一所大学之中。教育的本质是一种通过文化促进人的发展的生命活动，科学的本质是一种“探索未知”的认知过程，它们共同决定了“大学应当坚守的文化品位和崇高理想”的核心内涵，基本要求是始终坚守大学作为人类文明的精神家园、人才养成的重要基地、人类社会的知识权威、最富有创造力的学术殿堂的历史地位以及与之相应的以“致力于照亮人性的美”的人文关怀和“为真理而献身”的独立精神为核心的大学精神文化传统。但是，必须明确，传承和创新文化是历史赋予大学应当承担的重大使命。当代中国大学应当树立“使命担当与坚守品位辩证统一”的新求实观，在传承和创新高深知识的基础上通过“守卫文明，立德树人，求真创造，文化引领”全面地承担起历史赋予的传承和创新文化的重大使命；同时，国家的兴衰与大学的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大学不仅要走出、而且应超越“象牙塔”，全面地承担起教育责任、学术责任、既服务又引领社会前进的责任和国际责任。这是创新当代中国大学之道和探索构建当代中国大学人的精神家园的使命担当和独特品位。

（四）创新：海纳百川与时代呼唤

创新既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更是一所大学兴旺发达的内在动力。一般认为，世界上的许多“创新”都源于人们对未知世界的“闲逸的好奇”心理。在这种心理支配下，人们力求认识自己以外的全部世界。但是，必须指出，“创新”更重要的是源于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报国之心，其灵魂是一种“自强不息，报效祖国”的奋斗精神和“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宽广胸怀。尤其是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调整大变革时期和面临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科技革命的严峻挑战，创新（包括知识创新、科技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正日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在这种新的时代背景下，大学作为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和拔尖创新人才第一资源的重要结合点，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在当代中国，大学不仅要注重养成君子的人格理想，还要形成一批优势学科、建设一批精品课程和专业、培养一批拔尖创新人才和取得国际领先的原创性研究成果，尤其是要促使杰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和重大核心技术研究基本立足国内。这是加快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步伐、增强我国大学核心竞争力、使我国在国际综合国力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重中之重。因此，坚持“开放包容与时代呼唤辩证统一”的新创新观，彻底改革行政化教育体制，进一步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是构建当代中国大学人的精神家园的不竭动力和紧迫需要。

必须指出，作为核心价值信念，“人文、理性、求实，创新、和谐”是一个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和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其中，应当以“生命信念与人道目标的辩证统一”的新人文观为主导，以“知识理性与价值理性辩证统一”的新理性观为根基，以“使命担当与坚守品位辩证统一”的新求实观为方向，以“开放包容与时代呼唤辩证统一”的新创新观为动力，统一在未来的新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和坚定“‘以人为本，实现和谐’是大学应当为之奋斗的崇高信仰”之中。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这标志着我国教育战线正在开启一场新时代具有根本意义的教育变革。我们坚信，在新的世纪里，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特别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有关教育工作的精辟论述的指引下，当代中国大学必将大力提高文化自觉，坚守教育理想和认定崇高信仰，坚持“中国特色，综合创新”的文化发展道路，以“人文、理性、求实、创新、和谐”为共享核心价值信念，创新当代中国大学之道，探索构建当代中国大学人的精神家园，全面胜利地完成当代中国大学的根本任务和重大使命，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的基础，进而为积极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无愧于中华民族和人类的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简介：王冀生（1930-），男，安徽庐江人，原国家教委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大学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与大学文化研究。

（原文载于《大学教育科学》2020年第2期 P3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