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兵法大家的军民关系思想军与民的关系

中国古代兵法大家的军民关系思想军与民的关系历来是治国治军者非常关注的重大问题。中国古代兵家学者从实践中分析和提出了许多关于军民关系的思想，对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地、辩证地分析研究中国古代兵家学者军民关系思想，可以丰富和发展新世纪新阶段军民关系的理论与实践，促进军民团结、社会稳定与和谐社会建设。一、民为兵源，倚民养兵古代兵家学者认为，民众是军队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兵出民间”(《宋史兵制》)《读通鉴论宣宗》)，朴素而深刻地说明了民为兵之源的道理。不仅如此，军队所必需的粮草器具也源于民，因为“民为邦本，国家之度用，将吏之俸禄，军中之粮饷，皆出于民。民为兵之源，兵无民不坚;民不安固，倘有耗损则兵失源，如鱼失水矣。珍之爱之!《将略要论》)。《荀子议兵篇》指出，“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从“之力”“之死”“之誉”三个方面深刻阐述了“得百姓”的重要性。《荀子君道篇》认为，“民不亲不爱，而求其为己用，为己死，不可得也;民不为己用，不为己死，而求兵之劲，城之固，不可得也”。人民不亲近、不爱戴你，而要求人民为自己所使用，为自己牺牲，是不可能的;人民不能为自己所使用，不能为自己牺牲兵家思想及其影响，而要求兵力强劲、城池坚固，是不可能的。

北魏薛虎子认为，“金汤之固，非粟不守;书列传第三十二卷薛野者》)，就是说，即使有钢铁般的坚固城墙，有如沸水一样的护城河，没有粮食也不可能固守，象韩信、白起那样勇猛的将领，缺粮少草也不可能打胜仗。所以，“足食足兵，无前无敌”(《旧唐书李密传》)。《商君书》说，“民勇者战胜，民不勇者战败”，民众勇敢而无畏的，就能打胜仗;民众不勇敢的，就打败仗。古人提出这些思想，除因为一部分出身于贫苦百姓之家的进步军事家、政治家了解、同情百姓之苦难外，更重要的是他们从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实践中看到了民众的力量，必须把利民安民作为安邦治国、率军取胜的根本。古代兵家学者认为，只有当战争的目的与民众的意愿一致时，才能赢得民心。“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管子霸言》)，这里的“人”不只是“人力”，还包含“人心”。“以弱胜强者，民庶民者，国之本。得其干，收其本，则政行而无怨”(《黄石公三略上在他们看来，赢得民心是治国治军最根本之道。淝水之战中，敌对双方的军民多是汉人，他们对代表汉人的东晋政权诚心支持，使晋军以弱胜强;而前秦军队内部民族矛盾尖锐，兵虽多而无战心，“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兵败如山倒。楚汉战争中，本来是项强刘弱，但刘邦的“约法三章”深得人心，转弱为强;项羽因乱杀无辜而失掉民心，最后自刎乌江。

古代兵家学者不仅认为治国治军必须以民为本，还强调军队是国家的柱石。《孙子》开宗明义地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管子认为，“兵者，外以《管子参患》)。诸葛亮提出，“故国以军为辅，君以臣为佐，辅强则国《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就是说，国家以军队为辅助卫护的力量，君主以大臣作为自己的助手，军队强大国家就安全，军队弱小国家就危险。《淮南子兵略训》指出:“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广，而贪金玉之略，将以存亡继绝兵家思想及其影响，平天下之乱，而除万民军队行动是为了根除国家的祸乱，消除民众的暴乱，而不是残杀民众、制造祸乱的。在宋代李心传看来，“民以养兵，兵以保民，两者不可偏废。而守则治民者也，将则统兵者也，……守将协共，兵民和一，则外寇不侵，内患不起，四方安业”(《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十一》)只有依靠强大的军队，才能防备料想不到的事情，才能遏制敌人可能的侵略。所以，“兵为邦扞，国家之威望，将吏之用权，民间之保护，皆借于兵。兵为民之卫，民无兵不固，兵不象地说明了“军”的重要性。古代兵家学者还深刻认识到，国家的强大固然离不开军队，但好战亡国，久战殆民。战争是万不得已之事，必须“慎战”，做到“以备待时，以时兴事，时至而举兵”《管子霸言》。

战争不仅“日费千金”，而且“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孙子兵法用间篇》)，“一期之师，十年之蓄一战之费，累代之功尽”(《管子参患》)。正如《司马法仁本》所言:“国虽大，好战必亡”“夫兵，民之残也，财用之蠹，小国之大灾也”。孙子深刻认识到，“国之贫于师者远输，在军与民关系方面，单纯地、机械地认识“民为兵源”和“兵为邦扞”是不够的，还必须做到思想相应、行动相资、职能相兼，这样才能无敌天下。《将略要论》指出:之辛劳，为将者必使兵知民之艰苦”。就是说，地方官员要教育百姓理解军队戍边作战的辛劳，军队将领要教育士兵了解百姓交税纳粮支援军队的艰苦。如果军队将领和地方官吏能互相配合做好教育工作，就能使军队和民众团结一心，互相依靠，互相支持。所以中国古代兵法大家的军民关系思想军与民的关系，“兵与民宜两相顾，不宜两相仇”(《清史稿志》)，社会要纳粮缴草，抚兵励士，支持和巩固军队。军队要“恃民、泽民、养民、乐民、平民、足民”(《黄石公三略上略》)，赢得到民众支持。因为，离开民众，部队必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古代兵家学者看来，寓兵于农、富民强兵是实现兵民相资相利的有效途径。“欲树木者，必培其根;国策秦策》)。管子认为，“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管子治国》)有行伍，卒长则其制令，且以田猎，因以赏罚，则百姓通于军事矣”(《管子小匡》)刻地揭示了“富民”与“强兵”的关系。

为了实现兵民相资相利，古代兵家学者提出了诸多有见地的思想，代表性的如“居则以耕，出则以战”(《晋书食货志》)，“寓兵于农，有事则战，无事则耕，暇则讲武”“俾农时则耕，闲时则习，有事则用之……如此则民无坐食之弊，国无不练之兵，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庶几寓兵于农之意也”(《明太祖实录》卷六)，等等。这些观点，于今仍不乏指导价值。巨大的战争耗费必将带来民众的重负，进而影响民众对军队的评价与支持。《管子权修》提出，“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则城不固”，精辟地分析了“地”“城”“兵”和“人”的内在关系。隋文帝杨坚曾下诏令:“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隋书帝纪》)。有道是“春秋一日，败费千金”(《管子侈靡》)中国古代兵法大家的军民关系思想军与民的关系，意思是说，强调不宜在春秋这两个粮食生产最关键的季节兴兵，否则会给农业生产造成严重损失，会引起民众的不满。北宋李觏也提出:。曹操在与吕布争夺兖州时，曾因粮食不济而罢兵，由此他认识到，“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因而在汉献帝迁都许昌的当年就开始屯田，不仅减轻了民众的负担，更赢得了民众的支持，对创建霸业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四、从严军纪，惜民爱民中国古代兵家学者论兵，大多重视民众纪律，借以赢民心凝军心。师到之处，必须“无夺民时，无损民财”(，“不虐五谷，不掘坟墓，不伐树木，不烧积聚，不焚室屋，不取六畜”(《吕氏春秋》)，“无暴神祗，无行田猎，无毁土坟，无燔墙屋，无焚树木，无掘丘坟，无取六畜、禾黍、器械，无掠妇女，见其老幼奉归无伤”《司马法仁本》。曹操向来重视军队纪律，“吾将士无张弓弩于军中，其随大军行，其欲试调弓弩者，得张之，不能 《通典卷一百四十九》)。“岳家军”以“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作为口号，“践 民稼伤农功，市物售直不如民欲之类，其死不贷”，因而“卒夜宿，民开门愿纳，无敢入者”， 所到之处，百姓“举手加额，感慕至泣”，“故敌之语曰: ‘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岳飞带兵收复朱仙镇后，父老百姓争相劳军，极大地振奋了军心。与此相反，由于金兵残害百姓，为人民所不齿，两军形成鲜明对照。 公元 1366 年，朱元璋手下大将徐达攻入平江城时立下军令:“掠民财者死，毁民居者死”( 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率军入城后，城中百姓全然不知道有部队进城，象平常一样食 寝互市。刘邦和项羽为争夺天下发生了长达数年的“楚汉战争”。

刘邦最终力克项羽，制胜绝 招就是用“约法三章”争取了民心，以致争持牛羊酒食，犒劳刘邦军士，只恐刘邦不做秦王。 在中国古代，严格执行民众纪律的典型事例枚不胜举。赵国着名将领李牧禁绝部属掠民财物、 毁民田苗、占民房舍等扰民行为，深得民之爱戴。他遇害后，曾驻守过的很多地方的民众痛 哭流涕，并纷纷建祠祭奠。晋代着名将帅陶侃在荆州巡视时，发现有个士兵将一把稻穗握在 手中悠荡，便快马上前大声喝问: “汝既不田，而戏贼人稻! 《晋书列传》第三十六)意思 是说，你们身为农家之子，本知粮食来之不易，为什么还要故意糟踏庄稼? 此后，荆州官兵 行军作战，再也不敢践踏百姓庄稼。蜀军在诸葛亮的统率下，“出入如宾，行不寇，刍荛者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尽管“兵不如曹魏多，将不如东吴广”，却能三足鼎立， 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从严军纪、爱民恤民的政策。三国将领吕蒙部下的一名士兵拿百姓家的 笠帽来遮盖官家的铠甲，吕蒙认为其违犯军令，流着眼泪把这位同乡士兵杀了，全军震动。 明代戚继光以此教育部属: “凡古人驭军，曾有兵因天雨取民间一笠以遮铠者，亦斩首示众。 况砍伐人树株，作践人田产，烧毁人房屋，奸淫作盗，割取亡兵的死头，杀被掳的男子，污 被掳的妇女，甚至妄杀平民，假称贼级，天理不容，王法不宥者，有犯，决以军法从事抵 《纪效新书》)。

李自成起义部队以“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人如淫我母”为口号，严格 民众纪律，深得农民拥护，曾有一首歌谣唱道: “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 时不纳粮”。李自成率军推翻了明朝统治，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 古代兵家学者普遍认为，能否体恤军人及其家属，直接关系到军心士气。春秋战国时期，为了提倡演武为荣、争相从戎的社会风气，各诸侯国先后实行了以军功授爵为核心内容的优待 军人制度。《明宣宗室训谕将帅》认为，“为将虽有智勇，必资士卒乃能成功。古之名将皆 以恤士为本，平日抚恤得其心，临敌之际必得其死力。若素不能恤，徒以威驭之，缓急未必 得用”。《吴子兵法》把优军恤属作为“外治武备”的重要措施，不仅重赏军功，还“厚其父母 妻子”，深刻阐明了抚恤士兵的重要性。唐太宗李世民免除士卒服役期间租税，士卒父母死 亡后派员吊祭，以致在唐初形成“宁为百夫长，胜做一书生”的社会风气。 战争中伤亡在所难免，无论是国家还是军队，必须重视对阵亡将士及家人的安抚。“所谓接 绝者，士民死上事、死战事，使其知识、故人受资于上而祠之”( 《管子入国》)兵家思想及其影响，就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