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即是国家——“太阳王”，路易十四

我即是国家。——“太阳王”，路易十四

1.概论

思索良久之后，我决定以这样一个题目来概括本文要谈论的话题，我试图从韩非子个人说起，并着重于他的法家思想，包括该思想的起源，方法论层面，价值观层面以及它的后世影响。我试图尽可能地描述我所看到的法家思想。

2.起源:物质基础与时代发展

任何思想文化，都必须要有合适的物质基础。法家思想和其他诸子百家一样，发源于春秋战国时期。作为一个思想大发展的时期，春秋战国的客观环境颇值得探讨。

从物质基础上而言，春秋战国处在一个大发展的时期，其最直观的表现，就是人口增长。而人口增长的具体原因又是什么呢？从生产力上说，铁制农具的发展和灌溉水利工程的进步，更多的农田，更多的人口，而更多的人口又能有余力开垦更多的农田——那是真正的属于农业时代的大发展，大开拓时代。

如同工业时代资本和工业这两个双生子携手跨出欧洲向着蓝海世界的农业世界扩张时的激情豪迈一样，农民们扛着农具驾驭着牲畜向着广袤的土地前进，他们的后人们把农田变成工厂，而他们把荒蛮无际变作良田千亩。

然而，一如狄更斯所言，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不断膨胀的除了人口和土地，还有野心。远古时代的田园牧歌正在渐行渐远，对周王的尊崇和对周围封国的古老亲缘，在现实的利益面前变得不堪一击。

春秋战国，一个儒家眼中“礼崩乐坏”的黑暗时代，一个诸侯国眼中逐鹿天下的黄金时代，随着周王东迁，王室力量的衰落，拉开帷幕。

不同于儒家思想发源于孔子一人，随着他的徒子徒孙扩散的由集中和单一到分散和多面的传播方式，法家思想从各个时代不同的政治家们的改革摸索中逐步发育，随着时代发展而成熟，在韩非子的笔下获得总括和集结，并由李斯和嬴政将它贯彻，用之一统天下，使之推行八方。

3.韩非子其人

韩非子，后世评价为法家之集大成者，还兼职哲学家和散文家，有关他的个人身世，用范仲淹的话说，“前人之述备矣”，我不想再抄一遍百度百科了，值得关注的是他的身份——韩国的破落贵族，出于逃难和振兴家族的愿望来秦入仕，这就为他的学说奠定了一个阶级底色:没落贵族。

同为没落贵族的还有孔子及其代表的儒家思想，至于墨家和道家，则发源自平民阶级。作为同一阶级发展的思想，在和儒家的横向对比上，我们不难发现这些没落贵族的两条道路:要么试图复古，回到贵族们极盛的古代；要么跟随现代化潮流，放弃贵族身份，去追寻并加入一个新崛起的权力体系——诸侯王以及他们的官僚机构。

他得偿所愿了。韩非子的著作被嬴政大加称赞，尽管他本人最后死于李斯的迫害，但同样秉持法家思想的李斯和嬴政继承了他的思想。而接下来，我将试图解析他的思想，从方法论的层面以及哲学的，价值观的层面依次进行。

4.韩非子思想的方法论

韩非子思想体系的方法论主要集中在三个角度:“法”，“术”，“势”，分别集成自商鞅，申不害和慎到，形成一套完备的体系，其主要目的在于指导国家运作和君主行为。

何谓“法”?

在韩非子的体系中，“法”是一种国家通行的制度，通过我对《韩非子》的阅读，我整理出的特点如下:

其一，法要明文易懂，严密清晰。韩非子批判儒家时经常提到“繁文缛节”，并非他反对华丽词藻，毕竟他本人的作品就善于引申修辞，但谈到公开公布的法律条文，他的意见非常清晰:法律条文必须简单易懂，要让国内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它的意思，还要经常派人宣读讲解，务必确保所有人都能够做到知法。

其二，法要上下如一，严格执法。“法不阿贵，绳不挠曲”，相比于儒家的刑不上大夫，韩非子坚持“刑上大夫，赏及庶民”的理念，他多次提出，法律不是因为刑罚特别严苛，奖赏特别优厚才起作用的，而是因为它在执行上的严格性。莫伸手，伸手必被捉，法的威慑性不仅仅体现在“捉”上，更要强调和突出“必”。没有什么能够帮你逃脱制裁——你的阶级地位不行我即是国家——“太阳王”，路易十四，任何其他东西都不能，甚至包括君主的命令，因为君主也在依照律法行事。

其三，法要严罚重赏，有章可循。相比于前两者，这一条就并非具有完全的进步意义了，现代法学的结论是，过于严厉的刑罚会导致恶性犯罪的增加，因为既然偷盗一件很小的东西就要砍手，为什么不干脆多偷点儿？当然，韩非子的理由是，人们避免自己犯一些小错是很容易的，也就没有必要冒着如此严酷的刑罚去铤而走险了。而且，作为补偿，韩非子提出的奖赏制度也很优厚，可以说在赏罚上都体现出一种大开大阖的气势，当然，无论赏罚严厉还是宽松，都必须按律行事，超出律法原文规定的都是不合规的。

而通过“法”的原则，韩非子试图达成何种愿景?答案是，通过法律赏罚对人的鼓励和禁止，让民众专心于耕战，臣下专注于服务国家和君主，君主专注于国家发展，一切体系，自上而下，为仆则忠，为主则殆，各司其职，井然有序，全部服务于两个目的——经济发展和战争扩张。

这是“法”的思想，适用于国家和臣下，至于君主，则有一套更为详细和“私人订制”的理论体系，这就是“术”。

“术”，可以认为是一种帝王之道，对此有一个著名的西方人——马基雅维利也对帝王的哲学颇有造诣，他的《君主论》的一些观点，和韩非子的“术”可以进行一些有趣的对比。

“术”具体有些什么？其一，韩非子认为君主要牢牢把握赏罚的权力，不能让臣下代替自己进行赏赐或惩罚。韩非子指出，如果让臣下代替自己行赏，那么人们感谢的就是实行赏赐的臣下，而不是君主；让臣下惩罚，人们惧怕的就是臣下的威慑而不是君主的了。

其中涉及到的本质，事实上是韩非子对“权力究竟是什么”的思考——权力，来源于他人的畏惧和爱戴我即是国家——“太阳王”，路易十四，而如何让他人畏惧和爱戴呢？当然是赏罚。失去了爱戴和畏惧就等于失去了权力，而失去了赏罚大权就失去了爱戴和畏惧。因此，赏罚之权就是最核心的权力，自然不能让渡给他人了。

其二，韩非子说，赏罚要能下决心，简单地说，就是该罚决不仁慈，该赏决不犹豫。远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马基雅维利也在一千年后说，“明智的残暴即仁慈。”什么是明智的残暴?就是该狠的时候要狠，不该狠的时候别乱狠。赏，也要干脆，最忌讳的就是玩印不授。唯一可惜的是在韩非的时代，玩印不授妇人之仁方面的专家西楚霸王还在娘胎里，导致韩非子失去了一个绝佳的反面典型。总而言之，这一点既是对“法”中严格执行的一种体现，也是对君主个人果决的要求。

其三，韩非强调君主要“无为”。韩非子吸收了大量老子的哲学思想，被誉为最得老子思想精髓的二人之一（另一个是庄周），他也将老子的无为思想纳入了他的术治体系。但与老子显著不同的是，他的无为并非不要作为，而是“不轻易表露观点和喜好”，更通俗一点的话，其实接近“喜怒不形于色”。之所以要如此，是为了防止臣下根据君主流露出的好恶进行针对性的迎合，从而导致奸佞横行。同样，马基雅维利也强调君主要表里不一，“像狐狸一样狡猾”，以防止臣下针对性迎合君主。

而两者的不同在于，马基雅维利要求君主以自己的聪明才智进行伪装和欺骗，而韩非子则敏锐地认识到，依靠君主的个人素质不如依靠成熟的法治体系。因此，韩非子“无为”的第二层意思则是:君主不要过分依赖于自己的聪明才智。有智慧自然是好事，但韩非子强调不要以智慧行事而去破坏法律体系，这样，一时收效可能会好，但后患无穷。因为明主少见，而完备的法律体系却能保证一个庸主也能很好地统治国家，所以说韩非认为不要以个人才智去逾越法律体系，因为君主不能保证他的继承者也能像他自己一样雄才大略。

那么君主该怎么办呢？这就是其四:务虚中国古代法家思想家对法的思想，静观中国古代法家思想家对法的思想，兼听。不去负责具体的事物，而是坐镇中央考察臣下的执行效果；不要在臣下争论时轻易发表意见支持某一方，而要看他们行事的效果再做决定。总体上强调一种谋定后动，以静制动的思想。

使用“法”规范国家整体，使用“术”监察臣下辨明奸佞后，就到了“势”。

相较于明确清晰的前两者而言，“势”显得有些虚无缥缈，简而言之，“势”首先是“权势”，“权力”，只有有了权力，才具备推行法术的基础条件；而通过推行法术的治理方法，就可以形成一个良好的“形势”，对整个国家形成良性循环，而在这种良性循环之下，即使君主庸碌，只要不是桀纣一般特地作恶的人，那么国家也能继续保证发展。

总体而言，“势”既是法术推行的基础，也就是推行政策的权力基础；也是法术推行的结果，形成一个有序的“统治模式”。韩非子说，无论是尧舜这样的智贤还是桀纣这样的暴虐都是千年一见的，他冷酷地指出，“大部分人，包括大部分君主，都是普通人”，而“法”，“术”，“势”，就是为大部分君主准备的。

通过分析韩非子思想的三大方法论，我们也就得以接近更底层更核心的东西——方法论背后的指导原则，韩非子的价值观和哲学体系。

4.韩非子思想的价值观

韩非子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我认为是很简单的——他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现实主义者。

师出荀子，继承老子，他却非儒家或道家的代表人物，而是法家人物。这主要来自于他对两位老师思想的充分扬弃。

老子认为“道”是一种自然规律，万古常有，人的生活要符合道，不要过多纷扰，所谓清静无为；韩非子思想中，法的建立和执行也要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但他明显更注重于人的主观能动性，非但不要求无为，还要求通过赏罚调动人在特定方面的积极性，富国强兵，舍私为公。

荀子认为人性本恶，但他的方法论是使用礼教来教化，而韩非子继承了性本恶论，却否定了礼教这一方法论。他指出，逐利避害是人的本性，非要让人摒弃自己的本性追求更加高尚却不实际的东西，不仅实施起来困难，容易流于空谈，即使实施成功，效果也不一定就好。

孟子在自己的著作中谈论“所恶有甚于死者”，“所欲有甚于生者”的圣人君子，并指望人人做到这种程度，就能实现治世。而韩非子指出，与其指望崇高的道德，不如制定规则把普普通通的，有欲望的人调动起来，既容易，效果也更好。他反对叔齐伯夷式的贤者，因为饿死首阳山对国家没有任何实用意义，即使再贤明也没有意义。

既然人们天性逐利，为什么非要去改造他们，让他们不情不愿地保持高尚，而不是顺应这种天性，制定规则去利用这种天性让他们为国家和自己而战呢？从这一层面来说，这又是对老子思想的一种别样的体现了。

这是对老子思想的功利化改造，是对西周以来的礼教文化的变革和反叛，而一切都出自于最质朴的原则——实用主义。

他指出，无论是试图回到周初的儒家，试图回到尧舜时代的墨家还是试图回到原始时代的道家都不可能拯救如今的世界，新的时代需要新的制度和思想体系，食古不化唯有死路一条，过去的时代已经过去，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从不后退。就如同那些骑着战马英勇地向白人冲锋的印第安勇士成片地倒在火器之下一样，他们的英勇不是错误，他们的错误在于他们不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时代变了，大人。”

于是，这样功利主义，为人所不耻的思想，帮助秦国步步坐大，最终，嬴政抬起左手打了一个响指，于是，占据半壁江山的东方诸国就这样湮灭在了帝国统一的大军之下。

5.为什么是法家?

毋庸置疑的是，法家赢得了战争，但我们依然要问:为什么是法家?

最简单的答案是:相比于分封制，君主集权能够更加有效的集中国家力量，并通过军功制显著提升军队的战斗热情。

分封制的本质，是一种“分形结构”

中间最大的三角可以视为周王，小一点的是诸侯，更小的就是卿大夫，以此类推，就像图中这些三角形都是相似三角形一样，周王就是全国的大家长，家长就是家里的“王”，国是大家，家是小国。但图中也能很明显地看出分封制的缺陷所在:诸侯效忠于周王，大夫效忠于诸侯，每一个体系的人只有向上一级效忠的义务，没有一个阶级可以统领所有人。

而法家的体系则将管理模式变为“科层式”，或者说是一种金字塔模式

金字塔的塔尖有权力掌控整座塔，低层向高于自己的全部阶层负责，而其中最尊贵的塔尖，有力量集中所有的效忠和资源。

分封制一无是处吗？并非如此，在分封制开始推行的时代，它的确是最好的制度:在西周初年，分封的意义可不是去享福，而是更接近于“武装殖民”和开拓。周王的子孙和亲属扩张到当地，建起城郭，在城周围开拓田地，这些移民以及他们的后代即为“国人”，而原生土著则是“野人”。诸侯站稳了脚跟之后，再排除大夫们继续向前殖民，更多的袖珍一点但是本质一样的殖民团就又从诸侯出发向外开拓了，反复几次，一个完整的分封体系就建立起来，对广袤的区域实现了控制。在西周和春秋，当兵是“国人”的特权和荣誉，与其说这是国人的特权，不如说这是对野人的武装管制。分封制的本质是压制原生居民的一种镇压同化体系，创立的目的和运行的作用本身就不是为了集中力量，而且恰恰相反，是为了最大程度分散力量，控制更广大的区域。

但随着时代的变化发展，人口的扩张和混居，文化的传播，“国人”和“野人”已经不分彼此，以压制和同化为作用，为目的的分封制已经失去了进步意义，开始出现负面作用:不断的内耗，尤其是权力和等级之间的内耗。卿大夫对诸侯的效忠要高于对周王的效忠中国古代法家思想家对法的思想，而士对各自卿大夫的效忠又高于对诸侯的效忠，于是，三家分晋，田氏代齐，楚王问鼎之事屡见不鲜。韩非子指出，他们面临“小忠”和“大忠”之间的冲突，而基于分封制的伦理道德则要求他们“小忠”高于“大忠”。这些内耗行为除了能够让整个国家更加虚弱和分裂之外没有任何好处，拒绝“野人”当兵更是自取灭亡之路。于是，问题变得非常清晰:谁能最大程度地集中全国的力量，谁就能赢得整个争霸，甚至于得到天下。

6.尾声:一切都将过去

韩非子的“公”“私”之辩，集中了国家的力量，所有的国民都被整编起来，这些自耕农们为帝国的崛起而战，为自己的利益而战，他们为帝国纳税，为帝国服役，一个新的时代在他们手中的犁铧和兵戈之上冉冉升起，那是君权的朝阳，那是帝国的荣光。

荣耀，鲜血，扩张。这是帝国皇帝们的荣光，更是自耕农们的荣光。他们把残破的分封制和复古的思想扫进垃圾堆，在韩非子的身后，黑衣的秦国铁骑踏遍天下；在将来，汉帝国的大军横扫西域，奠定民族的称谓；唐帝国的威势照耀中亚。

如果说韩非子有什么留下的，我不会说儒外法骨，也不会说法治精神，这些东西多是后人的附会，藉由古事宣扬自己的主张而已；如果说韩非子认识到了什么，那么在1911年君主制的太阳陨落之后，他的思想中依旧残留的最核心的本质——“时变异也”。

一切都在变化发展之中，在变革和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它们的解决办法唯有一条路:在发展中寻求发展的解决办法，任何的复古思维都将随着时间崩溃，立于潮头的思想永远在变化，但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