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汉宣帝

西汉时期，汉元帝尚未登机之时，面对其父汉宣帝的严刑峻法，曾劝父亲仁善平和，说咱们汉家老祖宗不是一直强调以儒家仁义治国吗？此言一出，汉宣帝勃然大怒，于是说出了本文开始处引用的那句话。

汉宣帝的怒，当然不只是因为儿子顶撞自己，最主要的原因是，他认为儿子看不懂汉家治国的本质。

（汉宣帝）

汉宣帝的意思是法家思想的本质，你这小孩儿啥都不懂！我大汉王朝的统治秘诀本就是把霸道和王道结合在一起，表面上是孔孟的王道，实际上是秦始皇的霸道。

王道治君子，霸道治小人！

汉宣帝的这句话揭示的，正是中国两千多年来封建王朝统治思想的本质——外儒内法。

“百代皆行秦政治，万年咸用始皇心”

如果说用盖房子来举例，秦始皇的法家制度搭建了封建专制制度的根基和梁柱，而汉武帝则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房屋精致地装修了一番，这样一来，房子不仅坚固，而且好看，这就是“外儒内法”。

（法家的霸道）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法家思想的本质，一个国家治国思想以及与之匹配的政治制度都是以这个国家的经济为基础的，所以，对于“外儒内法”，我们一起从经济的角度去分析，找出其背后的原因——

儒家放任自由的经济观

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

孔老夫子一直都是周文化的极端追随者，因此，儒家文化其实就是周文化的直接传承。而周文化是以宗法制和分封制为基础的，是一种“小国寡民”模式下的文化，每一个“小共同体”都极度自由、自给自足。

（孔老夫子）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

在孔子的理论中，天不需要说话，四季照样分明，地不需要说话，万物照样生长。运用到治国思想上去就是，当权者不需要对天下做过多的干预法家思想的本质，天下万民自有其运行的规律，要给他们足够自由的发展空间。

于是，基于这样的思想特征，儒家的经济管理制度，也随之被赋予了自由放任的思想。

一、重义轻利

君子（指贵族）喻于义，小人（指庶民）喻于利。——孔子王何必曰利 ? 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

在孔子的理论中，贵族们是可以用道义去教化的，但是对于庶民，则需要用实际的利益去打动他们。

所以儒家认为，统治阶级在治理国家时应当重视道德上的教化，而不是物质利益上的汲取，如果统治者过于重视物质利益，就会造成“与民争利”，让万民无利可取。

因此在儒家的经济思想中，道德建设才是最重要的，经济建设放着不管就行了，只有把社会资源放任给百姓，让万民自由地享有资源、获取利益，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的稳定和人民的幸福。

二、“富民”思想

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

孟子认为，个人才是天下的根本，个人稳定了，家就稳定了，家稳定了，国就稳定了。而怎样才能让一个人稳定呢，只要一个人“有恒产”，不为吃穿发愁，他才会“有恒心”，知礼节、明道义，才会成为社会稳定的一份子，此即儒家的“富民”理论。

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孟子

儒家的“富民”理论来源于其“民本”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民”才是儒家治国的终极目的，所以在经济制度上，也是以“民”为主导的。历来儒家学者都强调“发展生产”、“轻徭薄税”，也都是这个道理。

三、重商思想

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管理者）治之耳。有贱丈夫（民间商人）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孟子

孟子在上面这段话中，深切地表达了对官府垄断产业的深恶痛绝，他认为，官府对重要产业的垄断不仅会造成商人们破产失业，甚至连农民都会因为物价过高而生活窘困，最后肯定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进而引发社会动荡。

对于商人，孟子是极其肯定他们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孟子认为，商人们在从事贸易活动时能够很好地活跃市场氛围，从而带动社会经济的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综上，儒家在经济上的表现体现在“重义”、“重民”、“重商”这三个方面。“重义”决定了儒家在经济建设上不会考虑太多，放任即可；“重民”决定了儒家的治国目的只能是“民富”，而不是“国强”；而“重商”则决定了政府不会在经济活动中垄断资源、强行干预。

法家管控干预的经济观

前文提到，儒家是周文化的继承者，与之对应的，法家是作为周文化的“反叛者”出现的。

如果把天下比喻成一个大水库，周文化基于的社会结构就像是大水库之中又被一个个小隔板切割成了一个个互不流通的小水库，也就是我们提到的分封制下的“小国寡民、自给自足”的模式，这种模式下，中央不管是渗透地方或者是汲取地方资源都相当困难。

而法家要做的，就是要把这些隔板通通打破，这样往水库里面滴入一滴墨水，就能够很容易的扩散到各个角落，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央集权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中央对于地方的掌控和汲取能力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所以，基于这样的特征，法家的治国思想是强干预、强管控的，在经济上尤其如此。

一、重利思想

不同于儒家的“重义”思想，法家强调的是赤裸裸的功利主义。

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不作而养足，不仕而名显，此私便也；息文学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功劳，此公利也。——韩非子

韩非子认为，不管是平民，还是人主，都需要利益上的满足，道义什么的都是浮云，物质上的利益才是关键。

因此，对比于儒家对经济建设的放任不管，法家则是相当重视经济的发展，法家的一切“治国要术”也都大量充斥着发展经济的功利主义理论。比如商鞅“耕战”的国策，“耕”能够让国家拥有大量的粮食，“战”能够让国家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此两者，便是最大的“公利”。

二、“弱民”思想

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鞅

上文提到，儒家是强调“民本”的，而法家，则是强调“君权至上”的，所以，法家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利君”，法家治国的终极目的是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帝国。

而“利君”就避免不了“与民争利”，所以法家提出了“弱民”理论。法家认为，只有百姓吃不饱穿不暖，他们才会依赖国家，国家才能用物质上的利益有效地控制他们，如果百姓过于富裕，他们就不会再想着全心全意耕作、打仗，这样就不能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弱民思想和重利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把百姓的“私利”给堵住了，国家的“公利”就多了，国家有了“公利”就可以定奖赏、明刑罚，百姓也就可以牢牢地控制在统治者的手里了。

三、抑商思想

上面提到，法家是“重利”和“弱民”的，那么法家是如何“谋利”、“弱民”的呢？总不能仅仅靠苛捐杂税吧，这样百姓吃不消，万一撂挑子不干了怎么办。于是法家又提出了“重农抑商”，由国家强行干预经济活动。

提到“重农抑商”，大家会有一个误解，以为“抑商”就是抑制工商业的发展，其实恰恰相反，“抑商”政策“抑”的是商人，而对工商业则是大力发展，只不过发展的权力牢牢地掌握在政府的手里而已。

于是，自管仲治齐开始，就出现了“国营”的概念，盐铁专营成了富国强兵的必选之路。

唯官山（产铁）海（产盐）为可耳。——管仲食湖池，管山海。——《盐铁论》

盐铁专营，指国家直接垄断对盐、铁的经营，以此增加财政收入，获取巨大的利益。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够“寓税于价”，看上去并没有增加对百姓们的赋税，但是却通过对盐、铁等必需品的经营切实地谋取了暴利，达到了富国的目的。

重农抑商的本质其实是国家把资源配置的权力从商人的手中夺了回来，如果由商人掌握盐、铁等关键资源，百姓岂会再依附政府。只有由政府掌握这些资源，才能牢牢地控制住百姓，不仅如此，商人没有了获利途径，也只能乖乖地回家种田或者投身军旅，这当然是统治者最喜闻乐见的了。

综上，法家在经济上表现为“重利”、“弱民”和“抑商”这三个方面。“重利”决定了法家会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弱民”决定了法家治国目的是“国强”，而不是“民富”；“抑商”则决定了法家会强制干预经济、垄断关键产业，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外儒内法”的经济原因

通过上面对儒家以及法家经济思想的分析，我们简单概括一下。

总的来看，儒家的经济观是放任的、自由的，是直接把经济交给商人、交给市场的，最终要达成的目的是“民富”；

而法家的经济观则是干预的、管控的，通过垄断、抑商、弱民的方式控制关键资源，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是“国强”。

接下来再回归题目，基于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经济观，历代统治者为什么会选择“外儒内法”？提到这儿，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个人物，正是他开启了“外儒内法”的模式，这个人就是汉武帝。

汉武帝即位之前，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盛世，叫作“文景之治”，当时采取的经济政策是比儒家更放任、更自由的“无为”政策，一度给大汉王朝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是看问题是需要辩证的，大量财富的背后其实有着更致命的隐患。

其一，“与民休息、轻徭薄税”的“富民政策”，对大部分农民来说是雨露阳光，但是也助长了豪强的势力，因为地主豪强的土地最多，轻徭薄税下，他们获利也是最多的；

其二，国家把盐、铁等关键资源放任给了百姓，结果却让富商巨贾们“弛山泽之禁”，谋取了巨大的利益；

其三，在当时郡国并行制的情况下，掌握关键经济资源的诸侯国和豪强富商们勾结在一起，甚至自行征收赋税、铸造钱币，已然成为了独立于汉朝之外的王国。

诸侯国、地主豪强、富商巨贾，这三股势力都是在“放任自由”的经济模式下滋生起来的，他们互相勾结、对抗政府，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已然岌岌可危。而最终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了，爆发了七王之乱，大汉朝一度分崩离析。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即位之后，岂能再容忍这种事情发生，于是他采取了桑弘羊等人的意见，对国家的经济模式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

1、盐铁专营

汉武帝一改文景时期的放任政策，立马把盐、铁、酒等关键资源收了回来，由国家直接管控；

2、假公田和移屯垦

假公田，即国家把一部分公田以租借的名义分给丧失土地的农民，让他们能够就地生产安家，自给自足，随后向新安定的农民征收“假税”，这种类似田租的税种增加了国家的税收；

移屯垦，即迁移大量的军民到边境进行屯戍，一边从事于农业生产，一边肩负着边塞保卫的任务，既安置了流民、稳定了边疆，又减少了军费开支、巩固了边防。

这两条改革，均是以法家重农的思想出发而实施的。

3、平准和均输

平准法，即由国家控制全国的物资和买卖，这是在生产资料的基础上，对产品的流通与价格加以控制，从而平衡全国各地物价的措施；均输法，凡郡国的朝贡，均按照当地市价，折合成土特产品，上交均输官转运到国内其他地区，以更高的价格出售，收入归国家所有。

平准和均输旨在由国家控制商场价格，防止富商巨贾赚取差价，谋取暴利，其实是一种法家思想下的“抑商”政策；

4、算缗告缗

算缗是封建国家向商人按比例征收的一种财产税；告缗是对商贾隐瞒资产、逃避税收的惩罚措施，兼具保障算缗和剥夺商贾的特殊意义。

如果说平准和均输是变相的抑制商贾，那么算缗告缗就是赤裸裸地剥夺了，在民间工商阶层集体破产的同时，国家大饱，于是汉武帝便有了更多的钱粮去建功立业了。

通过上述的经济改革，地主豪强被打击了、巨商富贾被压制了，社会资源牢牢地被掌控在了汉武帝一个人的手里，一个君主极度专制、中央极度集权的大汉帝国就这样成型了。

（大汉帝国）

总结一下

文景之治的隐患以及汉武帝的经济改革，其实我们抽丝剥茧就能得出，放任自由的经济制度是非常不利于帝制和中央集权的，而强管控、强干预则是专制和集权的绝对利器。

而对于中国古代的封建大一统王朝来说，帝制和集权是永远的主题，整部中华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帝制和中央集权的历史，所以为了达到这两个目的，封建统治者只能选择对经济上的绝对管控和强制干预，而同时，为了不暴露出其秦始皇法家的本色，只能借以仁义道德的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上进行建设，在思想上达到统一，形成束缚。

以上，就是历代封建王朝“外儒内法”下的经济原因。

自汉武帝起，“外儒内法”一直在中国古代被实施了两千多年，历代统治者通过对法家思想的实施，确实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也确实实现了帝制、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的建立，但是同时，也给历朝历代的百姓们带来了压迫和剥削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最终受苦的还是劳苦大众。

而覆盖在法家表面上的儒家思想，虽然形式上主仁义、重道德，但是本质上其实是一种思想上的束缚，使得劳苦大众在被法家思想剥削的时候一度忘记了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