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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如何,你知道吗?

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如何,你知道吗?

1、孔子生平

孔子姓孔名丘,公元前 551 年生于鲁国第一个把儒家思想介绍到西方的人,它位于中国东部的现在的山东省。他的祖先是宋国贵族成员,宋国贵族是商朝王室的后代,商朝是周朝的前一个朝代。在孔子出生以前,他的家由于政治纠纷已经失去贵族地位,迁到鲁国。

孔子年轻时很穷,五十岁时进入了鲁国政府,后来做了高官。一场政治阴谋逼他下台,离乡背井。此后十三年他周游列国,总希望找到机会,实现他的政治、社会改革的理想。可是一处也没有找到,他年老了,最后回到鲁国,过了三年就死了,死于公元前479 年。

2、孔子和《六经》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私人身份教了大量学生的人,他周游列国时有大批学生跟随着。

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如何,传统学术界有两派意见:

一派认为,《六经》都是孔子的著作。

另一派则认为,孔子是《春秋》的著者,《易》的注者,《礼》、《乐》的修订者,《诗》、《书》的编者。

在孔子的时代以前已经有了《六经》。《六经》是过去的文化遗产。《六经》又叫做“六艺”,是周代封建制前期数百年中贵族教育的基础。可是大约从公元前7 世纪开始,随着封建制的解体,贵族的教师们,甚至有些贵族本人——他们已经丧失爵位,但是熟悉典籍——流散在庶民之中。

一方面,作为教师,他觉得他的基本任务,是向弟子们解释古代文化遗产。《论语》记载,孔子说他自己“述而不作”(《论语·述而》)。

另一方面,在讲授经典时,孔子给予它们以新的解释。例如讲到《诗》经时,他强调它的道德价值,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这样一来,孔子就不只是单纯地传述了,因为他在“述”里“作”出了一些新的东西。

3、社会秩序——正名治理国家先要“正名”。“实”应当与“名”为它规定的含义相符合。

孔子认为:为了有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最重要的事情是实行他所说的正名。

换句话说,每个名都有一定的含义,这种含义就是此名所指的一类事物的本质。

因此,这些事物都应当与这种理想的本质相符。

君的本质是理想的君必备的,即所谓“君道”。君,若按君道而行,他才于实于名,都是真正的君。这就是名实相符。不然的话,他就不是君,即使他可以要人们称他为君。在社会关系中,每个名都含有一定的责任和义务

治理国家的原则,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4、人的德行——仁、义

关于人的德性,孔子强调仁和义,特点是仁。义是事之“宜”,即“应该”,它是绝对的命令。

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应该做的事,必须为做而做,因为做这些事在道德上是对的。如果做这些事只出于非道德的考虑,即使做了应该做的事,这种行为也不是义的行为

(1)仁者爱人

在社会中的义务,其形式的本质就是它们的“应该”,因为这些义务都是他应该做的事。但是这些义务的具体的本质则是“爱人”,就是“仁”。父行父道爱其子,子行子道爱其父。有个学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爱人。”(《论语·颜渊》)

真正爱人的人,是能够履行社会义务的人。所以在《论语》中可以看出,有时候孔子用“仁”字不光是指某一种特殊德性,而且是指一切德性的总和。所以“仁人”一词与“全德之人”同义。

(2)义利之辩

在儒家思想中,义与利是直接对立的。孔子本人就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

5、仁之方:忠恕之道忠恕之道——推己及人

忠(肯定方面)--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己。”(《论语·雍也》)

恕(否定方面)-- 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换句话说,己之所欲,亦施于人,这是推己及人的肯定方面,孔子称之为“忠”,即“尽己为人”。推己及人的否定方面,孔子称之为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推己及人的这两个方面合在一起,就叫做忠恕之道,就是“仁之方”(实行仁的方法)。

后来的儒家,有些人把忠恕之道叫做“絜矩之道”。就是说,这种“道”是以本人自身为尺度,来调节本人的行为。不论在哪个方面,决定行为的“絜矩”都在本人自身,而不在其他东西之中。

6、知命——无所为而为

从义的观念,孔子推导出“无所为而为”的观念。

道家讲“无为”的学说,而儒家讲“无所为而为”的学说。

一个人不可能无为,因为每个人都有些他应该做的事。然而他做这些事都是“无所为”,因为做这些事的价值在于做的本身之内,而不是在于外在的结果之内。

一个人做他应该做的事,纯粹是由于这样做在道德上是对的,而不是出于在这种道德强制以外的任何考虑。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

知命也就是承认世界本来存在的必然性,如果我们做到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就永不失败。因为,如果我们尽应尽的义务,那么,通过我们尽义务的这种行动,此项义务也就在道德上算是尽到了,这与我们行动的外在成败并不相干。

“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

命就是命运。孔子则是指天命,即天的命令或天意;换句话说,它被看做一种有目的的力量。但是后来的儒家,就把命只当做整个宇宙的一切存在的条件和力量。我们的活动,要取得外在的成功,总是需要这些条件的配合。但是这种配合,整个地看来,却在我们能控制的范围之外。所以我们能够做的,莫过于一心一意地尽力去做我们知道是我们应该做的事,而不计成败。这样做,就是“知命”。要做儒家所说的君子,知命是一个重要的必要条件。

这样做的结果,我们将永不患得患失第一个把儒家思想介绍到西方的人,因而永远快乐。

7、孔子的精神修养发展过程“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如何,你知道吗?,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

(1)孔子志于学=志于道

孔子在这里所说的“学”,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学。《论语》中孔子说:“志于道。”(《述而》)又说:“朝闻道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如何,你知道吗?,夕死可矣。”(《里仁》)孔子的志于学,就是志于这个“道”。

我们现在所说的“学”,是指增加知识;但是“道”却是我们用来提高精神境界的真理。

(2)孔子体验的超道德价值

孔子在做他所做的事的时候,深信他是在执行天的命令,受到天的支持;他所认识到的价值也就高于道德价值。孔子到了七十就能从心所欲,而所做的一切自然而然的正确。他的行动用不着有意的指导,他的行动用不着有意的努力。这代表着圣人发展的最高阶段。

不过,我们将会看出,孔子所体验到的超道德价值,和道家所体验到的并不完全一样。道家完全抛弃了有理智、有目的的天的观念,而代之以追求与混沌的整体达到神秘的合一。因此,道家所认识、所体验的超道德价值,距离人伦日用更远了。

8、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按历史顺序说,他本来是普通教师,不过是许多教师中的一个教师。但是他死后,逐渐被认为是至圣先师,高于其他一切教师。

到公元前2 世纪第一个把儒家思想介绍到西方的人,他的地位更加提高。当时许多儒家的人认为,孔子曾经真的接受天命,继周而王。他虽然没有真正登极,但是就理想上说,他是君临全国的王。

再到公元前 1 世纪,孔子的地位提高到比王还高。

据当时的许多人说,孔子是人群之中活着的神,这位神知道在他以后有个汉朝(公元前206—公元220),所以他在《春秋》中树立一种政治理想,竟能完备得足够供汉朝人实施而有余。这种神化可以说是孔子光荣的顶点吧,在汉朝的中叶,儒家的确可以称做宗教。

但是这种神化时期并没有持续很久。公元1 世纪初,就已经有比较带有理性主义特色的儒家的人开始占上风。从此以后,就不再认为孔子是神了,但是他作为“至圣先师”的地位仍然极高。

直到 19 世纪末,孔子受天命为王的说法固然又短暂地复活,但是不久以后,随着民国的建立,他的声望逐渐下降到“至圣先师”以下。

【想法】

结合另一本说历代财政制度的书看很有立体玄妙感,政治之术于乱世是“统”,于太平是“治”,而“思想”和“经济”就是治的两条腿。“统”是前置条件,但“治”不好了也很快分崩离析。那么在什么背景推崇什么样的思想就很有考究了,秦焚书坑儒到汉独尊儒术,秦是第一个统一帝国,更多是土地上的统一,之前割据太久并无先例,其推崇“法家”便是以铁律奠定根基。而汉朝是进一步更为深入的大一统,当群众对制度有了敬畏服从之后,便要深入到思想,儒家三纲五常便是再好不过的武器了。西方好像也是这样,罗马帝国从铁血法典到经院哲学,好神奇,这就是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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