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学者对于中西古代国家历史比较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

国外学者对于古代世界的中西比较研究问题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沃尔特·沙伊德教授对于中西古代国家历史比较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

他的《罗马与中国：比较视野下的古代帝国》《古代中国与罗马的国家权力》等书籍主要依托“帝国”概念与理论体系，对于汉代和罗马的政治制度体系、财政经济体系、宗教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特别的是，他还基于彭慕兰的大分流理论提出了从“大融合”到“大分流”的观点，认为中西古代文明在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500年左右各自处于一个“大融合”的历史发展阶段国外学者对于中西古代国家历史比较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直到公元6世纪“大分流”的出现。而且两个文明应对分流的过程及最后导致的结果也是不同的。

中国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后，又回到了曾经的帝国模式，而西方则步入了后罗马世界，碎片化和多元化。这种结果的差异是和机构以及国家控制力密不可分的。德国学者穆启乐和闵道安的《构想帝国：古代中国与古罗马比较研究》基于帝国秩序的兴起与衰落为主题，主要关注古代秦汉王朝与古罗马帝国的观念建构和意识塑造的问题。他们更关心在历史上的庞大政治实体中所产生的“帝国”与“世界”的观念形象及其理解与价值体现的问题，试图从历史比较的视角中寻找到这些观念对政治和社会以及自身的影响。

总之创新国学，这两个几乎同一时期崛起于亚欧大陆两端的强大国家政权，有着相似的历史分期和演化趋势，在存同存异的基础上有着比较的条件与价值。相当多的中西比较视角投射到中国的秦汉王朝与欧洲的罗马帝国的比较，中外学者对于两个古代国家的可比性都有着相当的关注和讨论。

汉朝和罗马帝国作为古代时期的东西方文明中心国外学者对于中西古代国家历史比较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之后上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并对人类文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甚至说，以古代世界国家为中心的东西方比较研究，很大程度上已经专注于秦汉王朝与罗马帝国的比较研究了。不论是历时性还是共时性，两个古代国家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军事以及于文明发展轨迹方面，都有着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所以说,对于将汉朝同罗马帝国进行比较，除当下中国崛起的现实因素以外，历史比较研究本身也是存在着相当充足的理由与理论依据的。

儒家思想和基督教思想意识形态化的研究

不可否认历史上的主导意识形态不论有什么利弊影响和历史意义，终究是为了当时统治阶级服务，便于其为阶级或集团利以进行辩护或是对治下人民进行剥削压迫的。但处于历史下游的我们，对待曾经主导我们民族、国家、乃至地区的意识形态，以历史的视角来看，就不能单纯地将过去的意识形态静态化、形而上地认定为一种虚假的观念。当我们的思维模式和文化定义源自于曾经的意识形态时，我们很难或者说无法超脱以一种绝对理性的身份和思维来真正诠释这种意识形态的性质和影响。

对中国古代史中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则绕不开儒家意识形态的形成、发展及影响。对于儒家意识形态的研究也变相地将“意识形态”理论研究同中国历史研究相勾连了起来，从而建立了一种具体的、相互沟通的理解与诠释的关系。对儒家意识形态领域的研究，不仅仅是简单的历史背景下的阶级性的讨论问题，更是为实现思想的内在逻辑的突破以及在古代中国的社会文化基础上对阶级利益与阶级观念系统的表达，并以此作为思考制度文化建构与塑造的结构性因素，或更进一步为现实生活提供了一种意义参照。

因此中国儒家思想发展历程论文，对于意识形态塑造原因的研究更在于官方认定与选择一种社会思想观念进行建构的过程中的社会意识表达。这种表达在与社会基础与政治、社会制度互通的过程中为一般社会成员所共享而实现的合法化功能，还有由此掌握精神文化再生产的社会阶层与迫使劳动力屈服和听命于统治阶级的再生产社会秩序的长远影响。

尤其是针对儒家思想的意识形态化问题中国儒家思想发展历程论文，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中提及了国家意识形态的确立及思想同知识阶层的互通。他对于儒家思想学说逐渐成为笼罩一切的意识形态的过程，以及儒家思想对于政治制度等系统的渗透以构造出思想一致的时代做出了深刻的论述。林存光在《汉代儒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分析与批判》对于汉代儒学的意识形态的功能，尤其是合法化功能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与反思。

他的博士论文《儒学的意识形态化——一项政治文化研究》论述了秦汉之际大一统封建国家政治文化的建构中儒学思想与现实政治的互通，以及被整合建构为合法性结构的内在因素。尤其是对于经学的情景解释与应用中国儒家思想发展历程论文，以及对儒家意识形态功能的分析与批判有着话语体系、诠释学等视角和结构的认识。

此外他认为对于儒家意识形态的研究要基于社会制度、学术思想以及意识形态三个层次进行整体性研究。“作为一个整体的儒学，它有其独特的观念形态或思想体系，而其思想观念的意义并非徒托之空言，既以制度为依归又欲引导一种生活方式，并实际地构成了一种建构现实的结构性因素或社会力量，从而发挥其意识形态功能。”

吴江的《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研究》以及李湘、李军、李方泽编著《儒教中国》也对儒家的意识形态化有着相关的系统分析。干春松先生在《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从社会史和知识社会学的视角对儒家文本的经学化、五经博士体系化、孔子的神圣化等儒家仪式制度构建的内容进行了精彩论述，对意识形态的观念体系构建及同后来的颠覆危机之间关系有着深刻理解。

当然，对于基督教意识形态化的讨论，很多学者并没有采用意识形态的词汇，一部分是早期学者还未进入意识形态的话语语境之中，另一部分学者是在竭力避免使用这一容易让人产生政治联想或者让读者混淆的概念。不过，不论怎样，对于基督教思想观念基于社会实践活动进而从一个小社群的精神转化成整个罗马统治地区的主导性观念系统的这一过程的任何讨论，应该依然属于意识形态这一领域的讨论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