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伯的核心是义利问题，你知道吗？

儒家关于社会经济活动和各种经济关系及其运行、发展规律的学说、理论、观点。其内容涉及生产、分工、分配、消费、贸易、流通、财政税赋、土地等众多经济环节；其核心是义利问题。儒家经济思想自始至终都是随着义利之辨而展开的。总的来看，儒家经济思想受其伦理思想的影响和制约。

儒家经济思想产生和成形于先秦，源远流长。孔子创其源，垂其统。孔子以后，各代儒家代表人物踵事生华，充实发展，然多折衷于孔子生活中的儒家思想理念有哪些泰伯的核心是义利问题，你知道吗？，且热衷于义利之辨。儒家经济思想相当丰富。孔孟虽有“罕言利”（《论语·子罕》）、“王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之说，但不等于儒家完全否定“利”（经济利益）。相反，“利”一直是儒家十分重视的问题。儒家认为，“利”的存在是不言而喻的事实，重要的是如何看待“利”和如何获得“利”。儒家关于“利”的观点，通过义利之辨的形式表现出来。

先秦儒家经济思想孔子承认人们求利思想的普遍性与客观性，但他反对“放于利而行”，主张“见利思义”。孔子在政治上提倡“德治”，表现在经济思想方面就是爱民、惠民、利民和富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是儒家经济思想的现实追求和最高表现。反对人民穷困和拒斥社会无道是贯穿在儒家经济社会思想中的两条平行主线。孔子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又引尧帝的话说：“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论语·尧曰》）

重视民利是以肯定民欲、人欲为基本前提的。孔子对待民欲问题取理性主义的态度。他不否定士民对功、名、利、禄的追求，即不否定人的生存、名利、权力等欲望，但这是有条件的。他始终突出欲望和满足手段之间的尺度问题，强调满足与手段的适宜性，即以“义”节制“利”，反对“放于利而行”的唯利是图观点（《论语·里仁》）。这实际上是一种节欲主义。

孔子主张对人民因势利导，要求政事使民以义，使民以时，轻徭薄赋，足食足民，招远抚来，从而真正达到保民、惠民，使人民富庶的目的。

孔子重视社会分工。他不反对生产，但反对士阶层直接从事体力劳动和生产事务，特别是农业生产。他还批评士以上的人不守礼职是与民争利，认为士以上阶层应当通过谋道来取食。子贡讲“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反映了孔门师徒关于生产中各尽其职、各得其所的思想。

孔子不反对商业和贸易。子贡善于经商，受到孔子的称赞。而鲁国大夫臧文仲在境内置六关，征收商税，则被孔子指责为“不仁”。（见扶商惠工说）

土地在古代是一项基本财富形式。孔子主张“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均”字的正确理解，应主要与土地分配问题相联系，这与孟子讲仁政必从正经界开始是相通的。孔子的“均贫”观念牵涉到古代社会最重要的分配思想。均贫二字，后世农民起义常借为旗号，但其意义已与孔子原意有所不同。（见均平说）

孔子的消费观，总的来说受其礼制思想的制约。礼制主张节用，又主张享以等级标准，因而孔子的消费标准又有不同的针对性。对于士以上阶层，孔子反对不顾长远利益而一味追求眼前利益，要求他们服从礼；反对统治者骄纵肆欲、奢靡淫逸，要求他们“节用”以爱民，效法大禹卑宫室，兴修水利；反对富而骄，要求富而能制中。对一般民众则主张节俭。其理想的消费观，是上下皆俭，不违礼义。

在国家财政税收上，孔子深知苛政猛于虎，主张宽政，反对虐民巨敛，竭泽而渔。他要求统治者对老百姓，敛从其薄，施取其厚，轻徭薄赋，事举其中，认为这是周公德治之精神。在民富与国富关系上，孔子向民富倾斜，要求统治者重民足民、藏富于民，民富国即富。他警告统治者，奢靡无度的消费必将导致苛敛暴政。（见轻徭薄赋说）

孔子死后生活中的儒家思想理念有哪些，孟、荀对孔子经济思想有所发展。孟子将孔子的仁礼并称，改造为仁义并称，且更伸张义，提出仁政说，更激进地重民利。《中庸》说：“来百工则财用足。”孟子则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孟子·尽心上》）此即强调“利用厚生”。在孟子说的“君子五教”中，就有“有达财者”（同上）一教。孟子还提出“制民之恒产”，认为对于民众而言，无恒产要有恒心几乎不可能。在分工的问题上，孟子认为“通功易事”（《孟子·滕文公下》）是势所必然，现实社会中的个人没有哪一个能自给自足，“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孟子·滕文公上》）。他意识到，交换价格是由“物之不齐”决定的。“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同上），如果在价格上强求比同齐一，是要搅乱天下交易的。在交易的内部，他反对垄断独占，主张自然的交易，要求“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关，讥而不征”（《孟子·公孙丑上》）。孟子可能吸收了墨子观点，同样阐述“劳心”“劳力”的分工是合理的。孟子提出过“井田制”问题（见井田说、分田制禄说）。井田到底如何，实已难征，孟子的井田理想后来也未曾实现，不过其“仁政必自经界始”（《孟子·滕文公上》）的土地解决方法，道出了整个古代经济的核心所在。

荀子在经济思想上，继承孔孟，不过在理论形式上不同，而且也有发展。荀子追求能王兼霸，隆礼重法。在生产问题上，他提出了重农论，这是儒家阵营中首次出现的重农论。财政观上，他提出了重要的开源节流说，这比《礼记·王制》中“量入为出”的财政思想深入了一层。在对自然的主宰意志上，他比孔孟突出，认为天人相分，人类能知能识，能分能群，能制天命而用之，主张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荀子的性恶论，认可人的自然欲望，但由于其义利两有论缺乏更深刻的哲学支撑，因而不免有走向法家专制和归返儒家两种可能。

除以上早期儒家经济思想外，据《礼记·礼运》记载，孔子志在“大同”。大同社会是天下为公，而现实的小康社会是天下为家。大同思想是儒家经济思想的最高理想。

汉至清末的儒家经济思想汉代儒家代表人物为董仲舒，其经济思想不出孔孟范围。不过董仲舒的政治、经济思想是比较进步的。他提出一些适应他那个时代的观点，包括限民名田，缓和兼并土地之风（见限田说），反对盐铁官营等进步观点。他进一步强调义利的对立关系，提倡明道正谊不计功利，但同时强调要“为天下兴利”（《春秋繁露·考功名》）。

汉以后的宋明时期，随着哲学思维的进展，儒家经济思想的主题围绕着义利之辨而展开。朱熹曾说：“义利之说，乃儒学第一要义。”（《与延平李先生书》）正统儒家认为义是利的活动的内在基础，是求利手段的正当性、合理性标准。儒家始终认为义利构成人的生活本质的两极，也是社会存在与发展的本质矛盾。从经济立场看，义利问题主要讨论的就是取利之道问题，从儒家哲学看，义利有更丰富的内容。儒家历来强调道义高于功利。宋明理学家面对义利在人生、社会上的冲突表现，更重视强调以天下之公义来制约损害天下公义的私利。张载说：“义公天下之私。”（《正蒙·大易》）他讲的公主要指公心。程颐说利有两种，主张求合义之利：“夫利，合义者善也；其害义者不善也。”（《二程遗书》卷十九）朱熹说：“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朱子语类》卷十二）“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四书章句集注》）理学家一方面抬高了义的超越性，另一方面也有窒息经济追求的消极影响。事功学派的学者为纠正程朱理学的偏至生活中的儒家思想理念有哪些，主张敦事功，大兴义中之利。陈亮反对讲天理人欲、义利对立。叶适说：“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习学记言》卷二十三）后来的实学家进一步申言义利统一。清代颜元说：“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四书正误》）值得强调的是，事功之学、实学仍然是儒家内部学派，与实效主义、狭隘的功利主义不同，他们始终未放弃儒家的仁义等观念。

近代以后，儒家经济思想渐渐失去了学术和政治经济领域上的支配地位。

影响与意义儒家自西汉被定于一尊后，其经济思想也在中国、日本、朝鲜古代经济领域占支配、指导的地位。直到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后，已经出现新的经济形态，儒家的经济思想仍对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康有为和孙中山的大同理想，就从儒家的大同说中汲取了思想养料。16～18世纪，孔子的经济思想曾在欧洲产生过重大影响。重农学派的倡导者F.魁奈曾研究过《论语》并推崇孔子。重农学派晚近的代表A.R.J.杜尔阁所推行的重农政策也以先秦重农思想为基础，包括儒家经济思想。

就理论意义看，儒家义利论牵涉到德力、公私、争让、理欲、治乱等一系列问题。总之泰伯的核心是义利问题，你知道吗？，重义轻利，先义后利，见利思义是儒家经济思想的主要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