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兴”——复古运动的全面成功

文化“中兴”

——复古运动的全面成功

朱刚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陈寅恪

为谋求唐室中兴而发起的儒学复古运动，终于在它在北宋的继承者欧阳修等人的杰出努力下，获得了全面的成功儒家思想的时代价值与现代应用，唐人梦寐以求的文化复古，到北宋成了现实，这是中国正统文化在其发展的历史上到达的一个顶点，一次蔚为大观的中兴盛事。一个个以“道”自负自励的文化大匠文化“中兴”——复古运动的全面成功，在这个时代秉权执政，登高而呼，为中国历史营就了一个最接近于儒家政治理想的社会。

以文学为例，我们常称欧阳修领导了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然而如果放在较大的历史视野里来观察，这里实际包含着古文运动的进展和宋诗的兴起。其成果属何种性质？前人已有明言，许尹《题任渊黄陈诗注序》云：

宋兴二百年，文章之盛追还三代。

明代的方孝需讲得尤为深切着明,《谈诗五首》)之二:

前宋文章配两周,盛时诗律亦无俦。

今人未识昆仑派,却笑黄河是浊流。

按"三代","两周",都是指代儒家的文化理想,亦即中国文化的正统。方氏之论,盖针对元明人崇唐贬宋之风而发,谓尔等枉谓宋一代无诗,不知宋诗正涵泳着华夏文化之正脉,犹如讥黄河为浊流,不知黄河虽不如沟壑小溪之清澈,却是源出昆仑,浩浩流荡于中华大地,为我民族之摇篮。此论真如洪钟巨响,警发沉梦,亦犹披现见月,探骊得珠,使朱诗乃至宋代文学之真精神,皓然昭明。以故,宋诗虽历遭元明间"才子"们的唾弃,而当国难临头,神州陆沉,中国文化不绝如线之际,乃为宋诗重放光辉之日。明清易代,王夫之作《宋论》,黄宗羲好宋诗,吕留良等编《宋诗钞》,宋诗从此复被标举,至同治,光绪内忧外患交迫之下,宋诗派巍然崛起,主盟骚坛。宋诗在后世的沉浮晦明,也从一个侧面昭示着它的文化特性。

推而广之,宋代文学,乃至整个宋代文化,在我民族的传统精神史上,占着正席之地,所谓"根本盛大",结的自是"正果"。因此,唐宋复古运动,今人虽多称其"以复古求新变",却仍不能以"新变"替代"复古"一词,因为它尚含有文化"正成"一层重大意义。此为中国文化史之大关节,不得不再加考辩。

因了复古运动的兴起和它的历史作用,中国古代文化被划分为前后不同的两期,这几乎是所有学者的共识了。在学术思想史上,人们很早就明确地区分着汉唐经学与宋明理学;在诗歌史上,叶燮亦曾指出"中唐"的"中"乃"古今百代之中，而非有唐之所独”；在政治社会史上，对门阀制度与科举取士之起盛衰亡的研究，也是为这种划分作好了准备。

但明确地将它们标举为两个历史时代，那恐怕还与引入西方史学有关。西方史学中常见的“上古”、“中古（中世纪）”与“近代”的三分法，1900年被日本学者远藤隆吉用来结构他的《支那哲学史》。后来“京都学派”的内藤湖南在此基础上确立了中国历史的三分法，即以东汉以前为“上古”，东晋至唐末为“中古”，宋以下为“近世”，其间尚有三国两晋与五代十国为两个过渡阶段。这一体系被称为“内藤史学”，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这样，复古运动前后两种社会之区别，被论证为古代与近代的区分，在内藤1910年发表的《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中得到简明扼要的表述。这一说法马上便影响了中国学术界，在五种社会形态（原始、奴隶、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说确立以前，三分法的表述一直为中国学界普遍采用。

如果就距离的远近，简单地划分“上古”、“中古”、“近代”儒家思想的时代价值与现代应用，倒也未尝不可。问题在于三分法本身镌刻着一整套西方史学观儒家思想的时代价值与现代应用，它的“近代”指向着今天的资本主义文化，因此，把中国历史从“中古”带入“近代”的唐宋复古运动，就被比附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而宋代也就比西方更早地进入了“现代的拂晓时分”。与建国后中国大陆通行的五种社会形态说迥然异趣，海外汉学界多持这样的观点。

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市民文化的勃兴，固然给此种观点提供了极好的论据，不过，另一个现象却使我们对此产生疑问：即“五四”对宋代文化的态度。

不难发现，以“推倒孔家店”为口号的“五四”学术界，其批判的真正对象，与其说是先秦儒学，倒不如说是唐宋道学。“礼教杀人”、“二十四姓之家谱”、“载道之文”，一片声的指责中，朱熹、欧阳修、韩愈文化“中兴”——复古运动的全面成功，哪个能逃脱干系？如果“五四”是中国现代史的开端，那么唐宋道学岂能是其“拂晓时分”？如果以引进西方文明为“近代”的重要特征，那么，唐宋复古运动旨在明古道，恰恰做了相反的事。

看来，西方色彩浓重的“近代”观念，在这里干扰着对中国史的正本清源之认识。必须撇开在中国历史上寻找西方式“近代”的某种错位之举，我们才能准确论述唐宋前后社会文化的巨大历史分野。

陈寅恪《论韩愈》云：

唐代之史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社会政治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扼点之人物也。

两个时期的转折点在韩愈，而韩愈却正是文化一脉之“道统论”的建立者，他的事业在北宋获得全面丰收，吉川幸次郎《宋诗概说》第二章第一节云：

在仁宗的时代，不仅是诗歌，中国的文化与文明全体也都在进行着巨大的变化，其中最主要的是重新认识了古代儒学思想的价值，奠定了正统的民族伦理观念，而以其实践为个人的以及社会的中心任务。知识分子还不只是儒家政治哲学的阐释者，也变成了实践者，于是实现了书生主政的政治体制。政治领袖与文化领袖已合而为一……不用说，这是由于中国的人道主义，经过长期的培养之后，到了宋朝，终于达到了一个顶点的结果。

在吉川的词汇里，“中国的人道主义”实指儒家思想，而西方式“近代”的“拂晓时分”，从另一个角度看，却是本位文化发展的“一个顶点”。故陈寅恪在《邓广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