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一生是和他的时代、特别是安史之乱

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

杜甫是我国文学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不仅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政治倾向，而且充溢着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不惜自我牺牲的崇高精神。因之自唐以来，他的诗就被公认为“诗史”。

杜甫所处的时代，是唐帝国由盛而衰的一个急剧转变的时代。杜甫经历了所谓开元盛世，也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全部过程。杜甫的一生是和他的时代、特别是安史之乱前后二十年间那“万方多难”的时代息息相关的。

他曾长期生活在社会基层，这就使他有可能描绘出那整个苦难时代的生活图画，并逐渐攀登上现实主义的高峰。

杜甫，字子美，生于河南巩县的瑶湾。他的出身是一个“奉儒守官”的官僚家庭。

杜甫祖上，可是人才辈出！

十三世祖杜预是西晋名将，祖父审言是武则天时著名诗人，父闲曾为兖州司马和奉天县令，因此他也享有不纳租税、不服兵役等特权。

这一阶级出身规定了杜甫要成为一个热爱百姓的诗人不可能不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杜甫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也正是这样表明着的。

杜甫一生约可分为四个时期

三十五岁以前，是他的读书和壮游时期。这时正当开元盛世，他的经济状况也较好，是他一生中最快意的时期。

从小就“好学”，七岁时已开始吟诗，“读书破万卷”、“群书万卷常暗诵”的刻苦学习，为他的创作准备了充分的条件。曾先后和苏源明、高适、李白等人有时呼鹰逐兽，打猎取乐，有时登高怀古，饮酒赋诗，并和李白结下了“兄弟”般的友谊。但由于这种生活方式，不可能接近社会基层，深入现实，因此，作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这只是他的创作的一个准备时期。

杜甫走向现实主义，是从第二期(三十五到四十四岁)十载长安的困守开始的。

这是安史之乱的酝酿时期，当权的是奸相李林甫和杨国忠，杜甫不仅不能实现他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而且开始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生活，以至经常挨饿受冻：“饥饿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悬百结。”

十年困守的结果，使杜甫变成了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这才确定了杜甫此后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的方向。

从四十五岁到四十八岁，是杜甫生活的第三期，陷贼与为官时期。这是安史之乱最剧烈的时期，国家岌岌可危，人民灾难惨重，诗人也历尽艰险。

他曾经亲眼看到胡人的屠杀焚掠，和人民一同感受国亡家破的痛苦。为了献身恢复事业，他只身逃出长安，投奔凤翔。

安史之乱后，他被任为左拾遗，这是一个从八品、却又很接近皇帝的谏官，后来又被罢官。从此他屡遭贬斥，但也因而多次获得深入基层生活的机会。

由于深入人民生活杜甫的一生是和他的时代、特别是安史之乱，并投入实际斗争，这就使他写出了《悲陈陶》、《哀江头》、《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马》和“三吏”、“三别”等一系列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爱国精神的诗篇，并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峰。

杜甫弃官由华州经秦州、同谷，历尽千辛万苦，于这年年底到达成都，在成都西郊盖了一所草堂，开始他最后一期“漂泊西南”的生活。后被人推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人因称“杜工部”)，他曾度过六个月的幕府生活。除此以外，在漂泊的十一年中，他经常过着“生涯似众人”的日子。

在这漂泊的十一年中，杜甫的生活仍然很苦，在他逝世的那一年，还因为避臧介之乱而挨了五天饿。可贵的是，他在生活上不论怎样苦，也不论漂泊到什么地方，他总是在关怀着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疾苦。同时也从不曾忘记或放松自己的创作，在漂泊的十一年间，他竟写了一千多首诗。所以伟大现实主义诗人也是经历诸多苦难才能练成！

和前期不同的，是带有更多的抒情性质，形式也更多样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创造性地赋予七言律诗以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内容。

杜甫在四川漂泊了八、九年，在湖北、湖南漂泊了两三年，后面一个冬天，死在由长沙到岳阳的一条破船上。

他的身后，自然是萧条的。八一三年，仅由他的孙子杜嗣业“收拾乞丐”，才把停在岳阳的灵柩归葬偃师。诗人的遗体还漂泊了四十三年。

这就是杜甫如何成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的过程。

杜甫和李白不同，杜甫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同时也对儒家思想批判！对一些消极的思想进行批判。

比如，儒家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杜甫却不管穷达，都要兼善天下。

儒家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杜甫却是不管在位不在位，都要谋其政!所以说杜甫如同一名斗士，敢说敢言。

用杜甫自己的话来说，“穷年忧黎元”，是他的中心思想，“济时肯杀身”，是他的一贯精神，“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他的最高理想和主要手段。

正是这些进步思想，形成了杜甫那种永不衰退的政治热情、坚忍不拔的顽强性格，和胸怀开阔的乐观精神，使他成为我国历史上政治性最强的伟大诗人。

杜甫诗歌的思想性

基于上述的生活实践和思想倾向，杜甫在对待人民的态度上也达到了他以前的作家所不曾达到的高度。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对人民的深刻同情，是杜甫诗歌人民性的第一个特征。

杜甫始终关切人民，只要一息尚存，他总希望能看到人民过点好日子，所以他说“尚思未朽骨，复睹耕桑民”。

在《赴奉先咏怀》中，他更指出了劳动人民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养活了达官贵族：“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并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封建社会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阶级对立这一根本矛盾：“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个人认为，杜甫是一个诗人，他对社会现实虽然看了很多，但看的不是很透彻。思想毕竟有局限性，这也是文人一贯的反映！毕竟社会发展，有其规律性，也有其自然性，更有其客观性！

《又呈吴郎》中，他通过寡妇的扑枣，更说出了穷人心坎里的话：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归人。

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

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

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

《遭田父泥饮》：

步履随春风，村村自花柳。

田翁逼社日，邀我尝春酒。

酒酣夸新尹，畜眼未见有。

回头指大男，渠是弓弩手。

名在飞骑籍，长番岁时久。

前日放营农，辛苦救衰朽。

差科死则已，誓不举家走。

今年大作社，拾遗能住否?

……

杜甫在多年饥寒的体验中，加深了对人民的同情。有时一想到人民的痛苦，他便忘怀了自己，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在“幼子饥已卒”的情况下，他想到的却是：“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

当茅屋为秋风所破时，他却发出了这样的宏愿：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

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当然，杜甫对人民的同情是有限度的。他是一个封建士大夫，只能在维护封建制度的前提下寻求减缓人民灾难的办法，反对人民的“造反”。

国命运的盛衰起伏相呼应的。当国家危难时，他对着三春的花鸟会心痛得流泪，如《春望》：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一旦大乱初定，消息忽传，他又会狂喜得流泪。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由于热情洋溢，一派滚出，因而也就使人忘其为戒律森严的律诗。

杜甫始终关怀着国家命运，象“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安危大臣在，不必泪长流”这类诗句是很多的。随着国家局势的转变，他的爱国诗篇也有了不同的内容。

比如，在安史之乱期间，他梦想和渴望的就已经不是周公、孔子，而是吕尚、诸葛亮那样的军事人物：“凄其望吕葛，不复梦周孔。”他大声疾呼：“猛将宜尝胆，龙泉必在腰!”而“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也决不只是写的一匹“老肃霜”，而是蕴含着一种急欲杀敌致果的报国心情在内的诗人自己的形象。

因此从最深刻的意义上来说，“三吏”、“三别”并非只是揭露兵役黑暗、同情人民痛苦的讽刺诗，同时也是爱国的诗篇。

杜甫的讽刺面非常广，也不论对象是谁。早在困守长安时期，他就抨击了唐玄宗的穷兵黩武，致使人民流血破产。

《兵车行》是有其代表性的：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

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

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

《前出塞》中，诗人也提出了同样的抗议：“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

《丽人行》：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

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

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

头上何所有，翠微阖叶垂鬓唇。

背后何所见，珠压腰及稳称身。

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秦。

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

讽刺杨国忠兄妹，当时炙手可热，势倾天下。

肃宗、代宗父子信用鱼朝恩、李辅国和程元振一班宦官具有儒家思想的诗人具有儒家思想的诗人，使掌兵权，杜甫却大骂：“关中小儿坏纪纲!”认为只有把他们杀掉，国家才能有转机：“不成诛执法，焉得变危机!”

《冬狩行》讽刺地方军阀只知打猎取乐：“草中狐兔尽何益?天子不在咸阳宫。”

殿前兵马虽骁雄，纵暴略与羌浑同。

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

都是讽刺官吏的诗篇。

除这些和当时政治、社会直接有关的作品外，在一些咏物、写景的诗中，也都渗透着人民的思想感情。

《春夜喜雨》：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大雨》：

但当久雨成灾时，他却遏止不住他的恼怒：“吁嗟乎苍生，稼穑不可救。安得诛云师，畴能补天漏!”

杜甫热爱生活，热爱祖国的大自然。他那些有关夫妻、兄弟、朋友的抒情诗，如《月夜》、《月夜忆弟》、《梦李白》等，也无不浸透着挚爱和无私精神。

“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他对李白的友谊是如此深厚。

杜甫并不是山水诗人，但他却比之一般山水诗人写出了更多的山水诗，而且自具特色。中国有五岳，杜甫用同一诗题《望岳》写了其中的三个：泰山、华山、衡山。此外象陇山、剑阁、三峡、洞庭等等也都作了出色的描绘。

杜甫诗歌的艺术性

杜甫异常重视诗歌的艺术性。他对于一篇诗的要求非常严格，即所谓“毫发无遗憾”。因此，他的诗不仅具有高度的思想性，而且具有高度的艺术性，是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的典范。

为了比较便于阐明杜诗现实主义的若干特点，我们可以分别地就叙事诗和抒情诗两方面来谈。

在他以前，文人写的叙事诗是很少的，叙人民的事的就更少。杜甫的叙事诗，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现实主义特色也表现得最为突出，最为充分。

第一、善于对现实生活作典型的艺术概括

在杜甫许多著名的叙事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很善于选择和概括有典型意义的人物，通过个别，反映一般。

比如《兵车行》中那个“行人”的谈话，便说出了千万个征夫戍卒的相同或相似的遭遇；“三吏”、“三别”更是典型概括的最好的范例。

如《无家别》里，写乱后乡里的面目，写无家可归的士兵的心理：“近行只一身，远去终转迷。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写士兵对死于沟壑的母亲的回忆，都有极其深广的现实内容。

杜甫这些诗所以千百年来都一直能令人读后感到惊心动魄，其秘密也就在于它是现实生活的高度集中的概括。

杜甫还善于把巨大的社会内容集中在一两句诗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所以震撼人心，就因为它是诗人以如椽的诗笔，概括了社会现实中的尖锐的矛盾。

如：“十室几人在具有儒家思想的诗人，千山空自多”，“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等，同样是以高度集中概括而“力透纸背”的名句。

第二、寓主观于客观

也就是将自己的主观意识、思想感情融化在客观的具体描写中，而不明白说出。这是杜甫叙事诗最大的特点，也是杜甫最大的本领，因为必须具有善于克制自己的激动的冷静头脑。

《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

老翁跃墙走，老妇出门看。

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

除“吏呼一何怒”二句微微透露了他的爱憎之外杜甫的一生是和他的时代、特别是安史之乱，便都是对客观事物的具体描写。他把自己的主观感受和评价融化在客观的叙述中，让事物本身直接感染读者。

《丽人行》中对杨国忠兄妹的荒淫，只是从他们的服饰、饮馔和行动上作具体的刻画，不显加谴责，而讽意自见。

在《兵车行》里，杜甫始终没有开腔，“行人”的话说完，诗也就结束了。

白诗的讽刺色彩虽然很鲜明，但杜诗寓讽刺于叙事之中，更觉真挚哀痛，沁人心脾。

第三、对话的运用和人物语言的个性化

为了把人物写得生动，杜甫吸收了汉乐府的创作经验，常常运用对话或人物独白，并作到了人物语言的个性化。

《新婚别》为例。这是写的一位新娘子的独白：

兔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

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

结发为君妻，席不暖君床。

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

君行虽不远，守边赴河阳。

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

新婚竟成生离死别，本是痛不欲生，但一想到自己还是刚过门的新娘子，所以态度不免矜持，语带羞涩，备极吞吐，这是完全符合人物的特定身分和精神面貌的。所以我们读起来，总有一种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感觉。

第四，采用俗语

这是杜诗语言的一大特色。杜甫在抒情的近体诗中即多用俗语，但在叙事的古体诗中则更为丰富，关系也更为重要。因为这些叙事诗许多都是写的人民生活，采用一些俗语，自能增加诗的真实性和亲切感，并有助于突出人物性格和语言的个性化。

如同是一个呼唤妻子的动作，在《病后过王倚饮》一诗中，杜甫用的是“唤妇出房亲自馔”，而在《遭田父泥饮》中，却用的是“叫妇开大瓶”，“叫妇”这一俗语，便显示了田父的本色。

如《兵车行》的“爷娘妻子走相送”，“牵衣顿足拦道哭”，《新婚别》的“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也是很生动的例子。

《前出塞》：“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更是有同谣谚了。

第五、细节描写

杜甫善于捕捉富于表现力的、能够显示事物本质和人物精神面貌的细节。

如《兵车行》：“长者虽有问，役夫敢伸恨?”便是这样一个细节。

细节描写最出色的是《北征》中写他妻子儿女的一段：

……

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

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

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

见爷背面啼，垢腻脚不袜。

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

上述诸特点，在杜甫的叙事诗中往往是同时出现的。

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抒情诗也有他自己的风格。他往往象在叙事诗中刻画人物那样对自己曲折、矛盾的内心世界进行深入的解剖。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是杜甫生平第一首快诗，乍一看好象很抽象，其实仍很具体，他用“涕泪满衣裳”来写他的喜极而悲，并抓住“漫卷诗书”这一小动作来表现他的大喜欲狂，下面四句虽然属于幻想，但在幻想中仍有丰富的形象性。

在叙事诗中，杜甫寄情于事，在抒情诗中，则往往寄情于景，融景入情，使情景交融。

这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情景同时出现，如他的名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另一种是只见景，不见情，如《登慈恩寺塔》：“秦川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

为了适应内容的要求，杜甫的叙事诗概用伸缩性较大的五、七言古体，而抒情诗则多用五、七言近体。

杜甫是一个具有远大政治抱负的诗人，这就决定了他的现实主义是有理想的现实主义。因此在他的某些叙事兼抒情的诗中往往出现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

《洗兵马》可以作代表：“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夜报清昼同。河广传闻一苇过，胡危命在破竹中。”

一面又以唱叹的语气提醒统治者要安不忘危：“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过崆峒。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

并幽默地讽刺了那些因人成事、趋炎附势的王侯新贵：“攀龙附凤势莫当，天下尽化为侯王。”

诗的结尾更通过“安得壮士挽天河”的壮丽幻想，提出了“净洗甲兵长不用”的希望。

全诗基调是乐观的，气势磅礴，色彩绚丽，充满鼓舞人心的力量，但又兼有清醒的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

杜诗的风格，多种多样。但最具有特征性、为杜甫所自道且为历来所公认的风格，是“沉郁顿挫”。时代环境的急遽变化，个人生活的穷愁困苦，思想感情的博大深厚，以及表现手法的沉著蕴藉，是形成这种风格的主要因素。

杜甫所以能取得这样高的艺术成就，绝非偶然，而是用尽他毕生的心血换来的。

第一是虚心的学习。他向古人学习，也向同时代人学习；向作家学习，也向民歌学习。

第二是苦心的写作。尽管杜甫称赞他的诗友李白是“敏捷诗千首”，但却不讳言自己写诗的“苦用心”。为了诗语“惊人”，他的苦用心竟达到这样的程度：“语不惊人死不休!”可贵的是，杜甫还坚持了这种苦心孤诣的写作态度，他说“他乡阅迟暮，不敢废诗篇”，又说“老去渐于诗律细”。

第三是细心的探讨。盛唐诗人很多，谈论诗的却少。杜甫与之相反，他好论诗，而且细心。他对李白说“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对严武说“吟诗好细论”，对高适、岑参说“会待妖氛静，论文暂裹粮”，此类甚多。他对于论诗，很自负，也很感兴趣，所以说“论文或不愧”，“说诗能累夜”。

此外，对书、画、音乐、舞蹈等艺术的广泛爱好和吸收，也有助于他的诗歌艺术的提高。

他从一幅画中所领会的“咫尺应须论万里”的画境，和他要求一首诗所应达到的“篇终接混茫”的诗境，正是近似的、相通的。

杜甫在现实主义诗歌发展中的地位及其影响

在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发展过程中，杜甫占有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

我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是最早从周代民歌就开始了的。象《诗经》风诗中的《伐檀》、《七月》、《氓》等，都是极其优秀的代表。到两汉乐府民歌，现实主义精神和表现手法更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大量的“缘事而发”的叙事诗，如《陌上桑》、《东门行》等，而产生在建安时代的长诗《孔雀东南飞》，更是一个特出的奇峰。对话的运用，人物性格的刻画，细节的描写等，都益趋成熟和完善，人物和情节的典型化也有很高的水平。

由于周民歌，尤其是汉乐府民歌的直接哺育，汉末建安时期，文人们开始写出一些现实主义的诗，如辛延年的《羽林郎》、曹操的《薤露行》，以及王粲、陈琳、曹植、蔡琰等人的一些作品。但他们都未能充分发扬现实主义的传统。

建安后，现实主义更逐渐转入低潮，晋宋之间，是“庄老告退，山水方滋”，梁陈以后，宫体猖獗，更脱离现实。至初唐陈子昂倡导汉魏风骨，反对齐梁的“采丽竞繁”，现实主义诗歌才略见起色。

大诗人李白虽也写了一些现实主义的诗，但他的最大成就和贡献还是在浪漫主义方面。因此，总结并发扬我国现实主义优良传统这一历史任务，是由杜甫来完成的。他把现实主义推向了一个新的更高更成熟的阶段。

作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多方面的。这突出地表现在那些反映现实的乐府叙事诗上。他没有遵循建安以来沿袭乐府古题的老一套办法，而是本着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精神自创新题，即所谓“即事名篇”，或者说“因事命题”。

高度的爱国精神，是杜甫现实主义诗歌一大特色，这不仅在文学史上而且也在历史上起着积极的教育作用。爱国诗人陆游就深受杜甫影响，他从杜诗领会到“诗出于人”的道路，所谓“工夫在诗外”，从而纠正了他早年学诗“但欲工藻绘”的偏差，创作出许多可歌可泣的爱国诗篇。

现实是复杂的。为了全面地反映现实，杜甫掌握了利用了当时所有的一切诗体，并创造性地发挥了各种诗体的功能，为各种诗体树立了典范。诗，在他手中几乎是无所不能的。他用诗写传记，写游记，写自传，写奏议，写书札，写寓言，写诗文评，总之，凡是别人用散文来写的，他都可以用诗的形式来写。

只以七律而论，杜甫之前，大都是用来歌功颂德或倡和应酬的，但他却用来反映民生疾苦和国家大事，成了讽刺武器。

为了生动而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在表现手法上杜甫也为后人开示不少法门。如学习民歌运用对话和口语，就大大提高了诗的表现力和俗语在诗中的地位，使诗歌更接近生活，接近人民。

元稹和白居易诸人诗歌的趋向通俗化，也是受杜甫的影响。

韩愈说得好：“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不能不为在我们祖国文学史上同时出现这样两位伟大的诗人而感到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