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思想基础“亲亲”原则的批判与阶级实质

二千多年来，由于反对阶级的需要，历史被颠倒了。一个立场反对、思想是砒糠的孔子，而同时，与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孔子儒家学派作坚决斗争的新兴地主阶级的进步学派—法家，却横受种种落言和诽谤，今天大六壬，我们要清算孔子的反对思想，同时也要对法家重新评价，还他本来面目，把被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为了正确评价法家的历史作用，本文想就法家的杰出人物韩非作一些初步的分析孔子的思想基础“亲亲”原则的批判与阶级实质，而为了分析韩非的思想，则必须首先分析韩非所处时代法家与儒家斗争的基本形势和阶级实质。要正确认识儒、法两家的真正面目，唯一的办法是把他们放在当时阶级斗争的历史实际中，进行考察。

对孔子“仁”的思想基础“亲亲”原则的批判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仁”: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西周宗法制度的统治原则“亲亲”为出发点的。因此，孔子的学生冉有说，“仁”以“孝悌”为根本，只要遵守了“孝悌”的原则，就不会发生“犯上”、“作乱”的事情。孔子和他的门徒儒家学派，顽固宣扬这种奴隶制的统治原则，严重地影响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封建朝廷的建立与巩固。韩非抓住了儒家思想的这个出发点，进行了批判和揭露。

韩非举了两件事情:楚国有人，父亲偷了别人的羊，他就到县官那里去告发。可是县官却认为他虽然对君忠道，而对父亲不孝对法家思想的理解和看法，竟把他杀掉了。还有个鲁人跟鲁君去打仗，打了三仗，逃跑了三次。孔子问他为什么缘故?

他说:“我家里有老父亲，如果我打死了，就没有人扶养他。”孔子认为这个逃兵是孝子，把他推荐上去。韩非指出:可见要对父亲尽孝，就不能对国君尽忠。县官杀死了告发父亲的人，楚国就没有人再敢揭发不法的事情，孔子奖赏了那个鲁国的逃兵，鲁国打仗就只会失败了。由此可以看出，亲亲原则是不利于国家的巩固的。

韩非讽刺儒家说:仓劼(传说古代创造文字的人)造字时，已经知道“公”和“私”是对立的。“私”字原是“么”，象征在私人打算中绕圈子;“公”字是“八”(背的意思)对“乙”，就是反对“私”。儒家连这点道理都不懂，硬要把封建国家建筑在“亲亲”的原则上面，空谈什么超出于“公”、“私”对立之上的所谓“仁义”，岂不荒谬无知吗？(《五蠢》)

儒家宣传什么“亲亲”、“爱人”。韩非指出:人与人的关系，并不是什么抽象的“爱”。他举例说:如果在婴儿时，父母养得他不够好，儿子长大了会怨他的父母;儿子长大了，供养父母不够丰富，父母就要骂他儿子。

韩非指出:父子是最亲近的了，为什么又要怨，又要骂呢?就是因为他们的利益不同。他又举例:农民出卖劳力给地主耕种，地主给他吃得好点，给点好的报酬，这并不是因为地主“爱”农民，而是他希望农民给他耕种得努力一些，同样，农民努力给地主耕种，也并不是因为他“爱”地主，而是他希望得到较好的报酬(《外储说左上》)。

韩非说，父母对于子女，尚且是“用静算之心以相待”，更不必说其他人了。他说，现在儒者却宣传占居统治地位的人要“去求利之心，出相爱之道”，这是极端错误的。韩非列举以“亲亲”原则办事对封建社会的危害。

他说，“为故人行私”，叫做“不弃”，把公财分施给人，叫做“仁人”，看轻国家的俸禄而把自己看得很重，叫做“君子”，随便违反法的规定而去袒护亲者，叫做“有行”，不好好做官而去交宠于大家族或褚侯，叫做“有侠”；脱离开当世事情，叫做“高傲”，对抗国家的法令，叫做“刚材”，行些小惠而取众，叫做“得民”。

韩非说：“不弃者，吏有奸也，仁人者，公财损也，君子者，民难使也，有行者，法制毁也，有侠者，官职暗也，高傲者，民不事也，刚材者，令不行也，得民者，君上孤也”。韩非尖锐地指出，这八种现象，是“人主之大欺也”，如果看不到这个问题，国家就会危亡。(《八说》)

照韩非的思想，要成“霸王之业”（就是巩固和发展封建权力），不能以“亲亲”原则为出发点，而应该以地主阶级的功利主义为出发点。他说，“霸王之业”，这是“人主”的“大利”，“人主”为了要得到这个“大利”，就会很好地“任官”，就会“赏罚无私”，这样做是为了使“士民”明白，只要尽力致死，就可以因为立功而得爵禄，有了爵禄对法家思想的理解和看法，也就可以成“富贵之业”了。

而“富贵之业”孔子的思想基础“亲亲”原则的批判与阶级实质，这就是“人臣”的大利，人臣为了要得到这个“大利”，就会“力尽而不怨”。韩非指出，这就叫做“君不仁，臣不忠，则可以霸王矣”。(《六反》)韩非因此得出结论说，“明主”所要掌握的治理国家的原则，就是“设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而已矣”。(《奸劫弑臣》)这是赤裸裸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功利主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为新兴的地主阶级权力的巩固服务的，从这个原则出发，韩非建立起了他的“法”的理论。

对儒家谬论“法先王”的批判

孔子明确表示他最迷恋奴隶制，说他经常梦见奴隶制时代的周公，连做梦也想着奴隶制能够再出现一个像“先王”那时一样的盛况。他和他的门徒口不离“先王”，“言必称尧舜”，目的就是要颂古非今。“法先王”正是儒家学派在春秋战国时期，当封建朝廷刚刚建立而提出来的一个谬论。针对这个谬论，韩非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和无情的揭露。

韩非指出，历史是发展的。上古之世，人民还不知道怎样避免禽兽的侵害，因此“有巢氏”教民“构木为巢”而“王天下”，人民还不知道熟食对法家思想的理解和看法，因此“盘人氏”教民“钻木取火”而“王天下”。中古之世，天下大水，因此解、禹治水而“王天下”。

近古之世，而汤、武征伐他们，而“王天下”。如果在中古之一世而搞什么“构木为巢”、“钻木取火”，就会遭到解、禹的嘲笑;如果在近古之世而来搞解、禹那一套就会遭到汤、武的嘲笑，同样的道理，在今天，如果还要赞美什么尧、舜、汤、武，那就必然要遭到当代的“新圣”的嘲笑。

因此，韩非指出:“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五蠢》)就是说，当权的人，治理国家的原则是:不要求修行先王的古道，不去死守传统的常规;而是分析不同时代的不同情况，根据它而决定制度。

韩非说，正确的原则应该是，情况因为时代的不同而变化，而朝则适应着变化的情况的要求。(“事因于事，而备适于事”，“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说，能够根据这种原则而建立法治，这样就能够得到“功效”。(“法与时代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心度》)

韩非指出，当时的时代是处于“多事之时”，“大争之世”。因此，“先王”的那一套“揖攘”，“慈惠”是不适合于当代的要求的。(《八说》)因为“治急世之民”，这就好象没有誉策而想驾御骏马一样，这是不可能的。因此，韩非得出结论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森，当个争于气力”。“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今也。”(《五蠢》)

但是，儒家学派却大谈“先王”和“仁义”。韩非无情地揭露了这种谬论，韩非指出，现在的儒者，不请当今应该怎样治理好国家，而单请过去的治理如何有功效，不分析当今的“奸邪之情”，而单请“先王之成功”，韩非警告说:“有度之主”啊，可不要上当！(《显学》)韩非指出，这种言论是扰乱朝堂的极为有害的言论，他说：“举先王，言仁义者盈廷，而不免于乱。”(《五蠢》)

韩非进一步揭露“法先王”谬论的阴险目的。他说好比有人老是赞扬别人的父亲怎样“夜寝早起，强力生财以养子孙臣妾”，其实，这个人的目的，就是在诽谤他自己的父亲。同样的道理，“为人臣常誉先王之德厚”，其实，也就是在“诽谤其君者也”。(《忠孝》)韩非深刻揭露，儒家学派大谈“先王”、“仁义”，其目的正是要“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

他们“言古”，只是一种“诈称”、幌子，口的在于“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五蠢》)就是借着“先王”这个亡灵作为“外力”，来达到不可告人的“私心”，而破坏国家的巩固。

结语

韩非等法家的思想家对“法先王”的谬论的揭露和批判，是打中儒家的要害的。这个批判和揭露，对于促使当时的封建统治者保持清醒的头脑，及时打击奴隶主阶级的恢复活动，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