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法文化：依法治国的智慧启示

中国古代法文化对依法治国的启示

张晋藩

民主与法制周刊

中国是法治文明发达很早的国家之一，而且有着五千年未曾中断的法治历史，因而，法文化的积淀非常深厚，历代研究法治的思想家、政治家不胜枚举，他们或进行法理学上的探讨，或提出治国理政的法治主张，或总结实施法治历史的经验与教训，称得上是云蒸霞蔚、俊采星驰，由他们共同缔造的中国古代独具特色的法文化，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是建设当代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智库”。

先秦时期的法治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法家思想的法，基于生产关系的变化和激烈的政治冲突，推动了社会思潮的新发展，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现象。在这个新思潮中，法家是显学，他们不仅是言者，也是行者，先后在各国执政。早在公元前七世纪左右，管仲为齐国相，提出了“以法治国”的主张，他说：“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法治的信心。他凭借“以法治国”的治国方略，使齐国大治，“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管仲不仅强调“以法治国”，同时也注意建设道德体系，使法治与道德教化相结合。他以“礼义廉耻”为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体系，并且上升到关系国家存亡的地位，他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从管仲起，到韩非综合法家思想提出“法、术、势”相结合的理论，历时已数百年。在这期间，法家的思想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成为先秦最具代表性的法理学。

除以法治国外，法家还提出了诸多法治理念。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这些内容不但在当时，即使在当今社会，也有着积极意义。

譬如，慎到说：“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君之功，莫大使民不争。今立法而行私，是私与法争，其乱甚于无法……。故有道之国，法立则私议不行。”法家在形式上要求君主和各级官吏守法，“不得以私害法”。

法家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韩非说：“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不避亲贵中国古代法文化：依法治国的智慧启示，法行所爱。”只有“赏信罚必，一断于法”，法律才能取信于民。

韩非总结春秋以来各国的兴衰之由，提出：“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他还说：“明法者强，谩法者弱。”至于毁法者亡，在中国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教训。例如，秦孝公时，任用商鞅变法，贯彻法治原则，取得了富国强兵的效果，使秦国大治，统一天下。然而，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以为天下莫予独也，肆行专制，以意违法，刑戮妄加，至二世尤甚，终致不旋踵而亡。如果说秦之兴，兴于明法治；那么秦之亡，则亡于毁法治。

总括先秦时期法家以法治国的理念和法治思想的内容是何等的丰富、犀利，充满了思辨性，其影响深远，历代都以法为治国之具。作为古代的法治思想，虽有其价值，但也具有历史局限性。譬如中国古代法文化：依法治国的智慧启示，法家主张，重刑轻罪，便违背了罚当其罪、罪刑相等的法治原则，特别是法被视为帝王手中的治国之具。如遇明主或能发挥法的作用，如遇昏君，则难免毁法而亡。

立法原则反映了古代的法治智慧

中国古代从皋陶造律始，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经过历代思想家、法学家的总结，形成了符合中国古代实际并且充满法律智慧的一些立法原则。

其一，立法要符合国情，体现国情的需要

中国古代是一个地大物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统一多民族的国家，这样的国情背景，充分体现在立法原则上。譬如，历代既重视朝廷的中央立法，也允许地方因地制宜进行必要的立法中国古代法家思想的法，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立法的积极性。限于文献记载，清以前的地方政权立法已多不可考，只有清朝保留下来了以省为单位的地方立法——省例。有清一代，省例之类的地方立法并未遍及全国，只有江苏、广东、福建、湖南、河南、直隶、四川、山东、山西、安徽、浙江、江西等省制定了省例或其他形式的地方法规。凡涉及一省行政、民事、刑事、经济、文教、司法、风俗者，为综合性省例，如：《江苏省例》《福建省例》《治浙成规》《直隶通饬章程》《广东省例》等。此外，也有针对特定事项的专门性省例。省例仅限通行于一省，其制定须详明朝廷两院，或咨准部覆，方许颁行。省例均不得与中央立法抵触，否则无效。

除此之外，中国从秦朝起便形成了统一多民族的国家。汉唐时期，朝廷为了调整边疆民族关系便已进行了必要的民族立法。清朝统一中国以后，先后制定了适用于民族聚居地区的专门性立法，如《蒙古律例》《理藩院则例》《回疆则例》《西藏章程》《青海西宁番夷成例》以及苗疆立法等，覆盖了蒙古、新疆、西藏、青海、东北以及西南苗疆等少数民族地区。民族立法的内容繁简不一，但总体说来，不外行政、民事、刑事、经济、军事、司法、宗教等内容，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民族法律体系。

其二，以严肃态度对待立法

由于立法规范着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司法的重要依据，因此，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非常重视立法，哪怕是王朝初建，只要条件允许，便迅速展开立法活动。唐太宗对于立法的严肃性作了形象比喻，他说：“发号施令，若汗出于体，一出而不复。”因此，他约束自己“不可轻出诏令，必须审定，以为永式”。有些皇帝如北魏孝文帝、明太祖朱元璋不仅主持国家的重要立法，而且还笔之、削之，亲自修改。

其三，法与时转，无一成不变之法

法律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随着社会关系的发展与政治形态的变革，需要及时加以修改。时变而法不变，这样的法势将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早在战国时期，韩非便提出“法与时转则治”的著名论断。王夫之进一步提出“天下有定理而无定法”的主张，他说：“有定理者，知人而已矣，安民而已矣，进贤远奸而已矣；无定法者，一兴一废一繁一简之间，因乎时而不可执也。”历史经验证明，凡是与社会发展和政治变革相向而行的立法，能起到推动改革的积极作用。虽主张社会政治变革但却固守成法，这种变革是虚假的，而且必定遭到失败。

其四，法贵简而能禁，刑宜轻而必行

唐玄宗时，晋陵尉杨相如向皇帝的谏言“法贵简而能禁，刑宜轻而必行”，这是他从历代法律实施的成效得失中总结的经验，深得玄宗的赞赏。王夫之对此加以肯定，说：“斯言也，不倚于老氏，抑不流于申、韩，洵知治道之言乎！后世之为君子者，十九而为申、韩，鉴于此，而其失不可掩矣。”事实证明，法虽简，但便于百姓记忆和遵行，也便于官吏掌握；刑虽轻，但犯者必罚，也会起到畏刑、循法的效果。

执法原情表现了中国古代特有的司法精神

马克思在论古东方国家时说，中国是“早熟的文明”。中国古代的司法也具有某种早熟性。据文献记载，早在虞舜时代，便任命皋陶为司法官，处理“蛮夷猾夏、寇贼奸轨”的社会问题，并收到了成效。由此，皋陶被史家赞为揭开古代司法文明史的第一人。此外，西周初期，成王之弟召公在封土内实行巡行乡邑的方式，他在棠树下搭建草屋，就地审判。由于他公正司法，为百姓辨明冤枉，因此，百姓做《甘棠》之诗怀念他的功德。周朝还在司法实践中，最早应用了心理观察的方法审讯人犯，即所谓“以五声听狱讼”。这比起神断、盟誓，前进了一大步。“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的审讯方法，影响后世极为深远。

除此之外，在古代司法中，最值得称道的是执法原情。执法断罪，是先秦思想家所共同主张的。由于法是公平的象征，因此儒家认为只有执法才能实现“中罚”；至于法家，更以“援法断罪”作为其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至于执法断罪的制度化、法律化，最早见于晋初，三公大夫刘颂提出：“律法断罪，皆当以律令正文。若无正文，依附名例断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论。”唐朝更以法律的形式对这项原则加以肯定，《唐律疏议》规定：“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这项法律规定，文虽简但极为明确、肯定，是中国七世纪的罪刑法定，比起西方为反封建而提出的罪刑法定原则早了一千多年，而且这项法律规定一直延续到清朝，只是文字上有所增补而已。由于司法是体现一个国家法治的重要层面，中国古代延续一千多年的律法断罪、罪刑法定，突出地显示了中国古代的法治成就。为了贯彻这项法律规定，要求执法者习法、明法，明清以前，只有经过明法科、刑法科考试合格的方可执掌司法，明清两代虽然在科举中废除了明法科，但法律中专列“讲读律令”条，定期对于内外官吏考试法律，并根据成绩予以奖惩。除此之外，还规定了官吏司法不如法的惩罚，视为严重的渎职犯罪。不仅如此，从秦汉时起，便通过监察官录囚的方式进行司法监察和监督，可见中国古代法家思想的法，执法断罪是中国古代司法的基本要求，也是司法法治主义的突出表现。历代虽有枉法贪赃的现象，但不足以掩盖司法上的立法成就。

除执法断罪以外，中国古代司法还有原情的一面，也就是“法、理、情”三者在司法上的统一考量，这是中国古代司法特有的人文主义的体现。

所谓理，主要指道理、事理、理法，它具有普遍性的世俗规则的性质，因此司法审判中也要循理，不得悖理。至宋朝，理学家们又将宇宙万物之“极则”的“天理”与体现世俗规则的“理”相附会，并以之主宰司法，所谓“良法秉天理而定，司法秉天理而行”。

所谓情，主要指情感、人情、情理，《礼记·礼运》说：“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这说明，人情是人类带有共同性的特征，即通常所说的“人之常情”。在中国古代，人情以深厚的血缘伦理亲情为基础，具有伦理性，而亲情又是具有社会性的，是社会关系在家庭（族）间的具体化。总之，人情具有伦理性、社会性、时代性，它不是个人的爱恶或少数人的趋向，而是公认的爱恶和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趋向。人情的标准因时代、阶级、阶层而异，但也有共性，那就是人性在正常状态下的反应。宋人真德秀在《谕州县官僚》中提出：“公事在官，是非有理，轻重有度，不可以己私而拂公理，亦不可公法以徇人情。”《名公书判清明集》中许多案例的判词也表达了按法、循理、原情三者的统一。如南宋著名司法官胡石璧在《典买田业合照当来交易或见钱或钱会中半收赎》判词中对法与情的关系作了精辟论述：“法意人情实同一体，徇人情而违法意，不可也；守法意而拂人情，亦不可也。权衡于二者之间，使上不违于法意，下不拂于人情，则通行而无弊矣。”

作为法治文明的古国——中国，其文明的主要表现就在于以法为治国理政之具，以法维持国家纲纪，督率百僚，以法保持正常的社会生产和生活秩序，以法惩治奸顽、打击犯罪，使社会安定，国家富强。汉唐以来，还设有谏官组织，以法谏正君主施政的得失，发挥拾遗补缺的作用（谏官就是以拾遗为名）。可见，在法治的基本原则上，古今具有共通性。但是，中国古代的法治是君主专制制度下的法治，法出自于君，所谓“法生于君”，又是他手中的工具，所谓“帝王之具”。因此，中国古代的法治是君主人治下的法治，由此带来了“亲、故、贤、能、功、贵、勤、宾”的八议之法和官当之条，这是中国古代法治的历史局限性。而且，随着专制制度的强化，法治的程度不断减弱，法治的范围不断狭窄，法治的作用也不断衰减。至明朝，谏官组织也被废除。政治腐败与人民的疾苦日益严重，更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面临国将不国、民族存亡的危机。晚清提出改良君主专制政体、施行西方式的法治，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所以，研究中国古代的法治，必须划清以法治国和依法治国的界限，前者是法律工具主义，后者是法律权威主义，必须划清社会主义的依法治国和晚清维新派、民主派所提倡的资产阶级的以法治国的本质区别。今天，考察中国古代法治的得失，目的就在于鉴古明今，更好地致力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