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弟同中进士，不得签书公事

苏轼的生平与思想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其父为著名古文家苏洵，其母程氏亦很有文化修养且深明大义，曾为幼年的苏轼讲述《后汉书"范滂传》，以历史上的直臣名士激励其进取。嘉祐二年（1057），苏轼与弟辙同中进士。六年（1061）举制科，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历知密、徐、湖、杭、颍、扬、定等州，曾任中书舍人、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

苏轼的一生是在激烈的新旧党争中度过的。他在嘉祐年间目睹财乏、兵弱、官冗等政治弊端，写了大量策论，大声疾呼，要求改革。但苏轼并不赞成贸然激进的变革，所以又对王安石变法持反对态度，不但外放出京，更因写诗讥刺新法而下狱。元丰二年（1079），新党舒亶、李定等从苏轼诗文中深文周纳，罗织罪名，弹劾苏轼“指斥乘舆”、“包藏祸心”。他们将苏轼投入御使台狱中，勘问其诽谤朝廷的罪行，酿成北宋著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经过四个月的审讯，苏轼侥幸获释，责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度过了近五年的贬谪生活后，元祐元年（1086），随着旧党执政，苏轼被重新起用，但因不赞成司马光尽废新法而受到旧党疑忌。苏轼自请补外，于元祐四年出知杭州。绍圣元年（1094），新党重新上台，苏轼又被加以讥刺先朝的罪名，贬至惠州（今广东惠阳），再贬昌化军（今海南儋县）安置。元符三年（1100），苏轼得以内迁，次年病逝于常州。

苏轼的思想，典型地体现了宋代文人以儒为本、三教融合的特征。他自幼接受传统的儒家思想教育，饱读儒家诗书，怀着经世济民、致君尧舜的抱负和积极入世的精神，主张治国济世“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无不为，至于不可奈何而后已”（《墨妙亭记》）。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使苏轼在艰难坎坷的环境中坚持儒家固穷的精神，于形而上的层面深研儒家经典，同时在现实中努力实践兼济天下的理想。苏轼在谪居黄州时，不但写信给文彦博、李常等朝臣旧友，一再表明自己尊主泽民、不计祸福得丧之“道”不变，还“心醉六经”，开始撰写《易传》。此后又完成《论语说》。最后在贬居海南期间完成《书传》。苏轼在《题所作〈书、易传〉、〈论语说〉》中表达了将三书传诸后世的愿望，而这正是儒家“三不朽”精神的体现。苏轼以儒家传承者自任并自豪，也正说明他始终是以儒家思想为圭臬的。苏轼所创立的“蜀学”，虽不免被批评为“杂学”，但在理学成为“正学之宗”的南宋，苏轼和程颐、程颢等一起从祀孔子庙庭，这说明苏轼的儒学造诣亦得到官方认定。苏轼虽有深厚的儒学造诣，不过他总是着眼于现实性与致用性，并不赞成空谈性理。他一再指出：“近时士人多学谈理空性，以追世好，然不足深取”（《答刘巨济书》）；“儒者之患，患在于论性”（《韩愈论》）；“孔子罕言命，以为知者少也”（《议学校贡举状》）。这显然继承了其师欧阳修的观点，而苏轼一生关心现实、尽心职守、体恤民情，也正是儒家践“道”方式的最好体现。

蜀学与程颐、程颢所代表的洛学虽然都是儒学分支，在以儒为本上是一致的，而洛、蜀之争在元祐年间之所以成为学术乃至政治上的大论争，分歧的根本虽然在于对“道”与“礼”的理解和阐释不同，而他们的这种不同理解以及对于道统的不同认定也涉及到二派对文学的不同态度。洛学重道轻文苏轼与弟同中进士，不得签书公事，蜀学则文道并重，正因为对文道关系有不同看法，洛蜀二学在道统方面也表现出重大分歧。洛学认为自己直承孔孟，而苏轼对此表示反对并提出了自己心目中的道统统系。他在《六一居士集叙》中说：“自汉以来，道术不出于孔氏，而乱天下者多矣。……五百余年而后得韩愈，学者以愈配孟子，盖庶几焉。愈之后二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在苏轼看来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核心分别是什么，道统应当是：孔子、孟子、韩愈、欧阳修，而作为欧阳修的得意门徒，苏轼当然认为自己也是儒学的正统继承者。这一道学传承的特点在于，韩、欧二人都是儒学复兴的重要人物，同时亦为文学大家，苏轼将文统并入道统之中，突出地体现了文道并重的观念。

但是苏轼不同于韩、欧的排斥佛道，他在政治和根本思想上虽然坚持以儒为本，于文化生活层面却明显体现出三教贯通的特点。苏轼少年时就对《庄子》有特殊的兴趣，并且一生结交了多位僧人，常与他们谈禅论道。苏轼曾说：“庄子盖助孔子者”，称庄子对孔学的态度是“阳挤而阴助之”（《庄子祠堂记》）。又认为“儒释不谋而同”，“相反而相为用”（《南华长老题名记》）。他还在《跋刘咸临墓志》中说：“予观范景仁、欧阳永叔、司马君实皆不喜佛，然其聪明之所照了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核心分别是什么，德力之所成就，皆佛法也。”认为范镇、欧阳修、司马光虽然都不喜佛，但他们作为儒家士大夫的德政也正等同于佛法。这些都体现了苏轼以儒学体系为根本而兼融佛、道的思想特点。但苏轼对佛、道的濡染，并没有使他走向玄妙虚无之境，而是往往为其所用，成为化解现实中的困顿的良方。所以他学道术，特取其健身御病之法，谈论道家的虚无，其实是在恶劣环境下的自宽自解；对禅理的阐释，也往往不避浅陋而着眼于其实用。他曾将高深玄妙的禅理比喻为“龙肉”，而将自己所理解的禅理比喻为“猪肉”苏轼与弟同中进士，不得签书公事，认为“公终日说龙肉，不如仆之食猪肉实美而真饱也。”（《答毕仲举书》）这种学佛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目的，说明苏轼始终只是在文化生活的层面而非思想层面接受佛、道。并且一旦佛老思想威胁到朝廷的统治，他便会毫不留情地加以贬斥；这些批评佛老的言论虽然主要出现在其早期，但苏轼临终之时认为佛家在精神救赎上的失败正表明了他对佛禅思想的否定，说明苏轼并没有像王安石晚年那样潜心向佛，而始终是坚定的入世者。

老庄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态度、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结合在儒家君子固穷的坚毅精神之中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核心分别是什么，就使苏轼获得了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和生命范式，使他能够笑对坎坷，超越苦难，以坚定、沉着、乐观、旷达的精神，永远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活力。